科学成功与真理

实在论的“无奇迹论证”把真理当做对科学成功的说明,但无论采取严格意义上的“真”还是宽松意义上的“似真”,历史表明真理与科学成功之间没有必然的关系。分析表明,反实在论和非实在论对理论成功提供的说明要么是同义反复,要么就是不可避免地滑向实在论的说明,因此真理或近似为真成了理论成功惟一可以称得上自然的终极说明。但接受这种说明的前提是我们必须修改对真理的传统定义,并采取对科学的信任态度。     

科学划界之思

科学划界被认为是认识论的中心问题。许多科学哲学家从自身的角度提出了科学划界的标准,关于科学划界的标准争论不休。科学划界的标准大致经历了四个阶段：即逻辑主义绝对标准—历史主义相对标准—消解科学划界—多元标准划界四个阶段。科学划界包括划界主体、划界单元、划界标准三个要素。“真”、“善”、“美”虽是科学的特征,但用它们来概括科学的本质,把科学等同于“真”、“善”、“美”,是不确切的。由于科学本质固有的矛盾性,导致科学的划界标准难以确定,但是科学划界仍然是必要和可行的。科学划界的标准应该是动态发展的、多元的。必须区分科学与伪科学,正确区分和对待科学与非科学。科学是一种知识体系,同时又是一种过程和实践,一种社会建制,一种人与自然打交道的方式。     

论科学美与真、善

本文提出科学美作为美的一种类型,其本质也是真与善的统一,合规律性与合目的性的统一。但科学美比之自然美、艺术美更重“真”。科学美可以说是“真”的形式。科学理论作为人对客观世界规律的认识与形式建构,也是人的本质力量的显现,是对人的探究功能、创造功能、审美功能的肯定,故科学美也具有善的意义。概而言之,科学美作为一种理性美,其特质是“真”的内容与“善”的形式的统一。     

科学的简单性

科学理论往往是“真”和“美”的统一体,简单性就是一种科学美,追求简单性是科学理论发展的基本动力。     

戴维森的真理观

戴维森的真理论虽有变化,甚至不乏矛盾处,但还是有其稳定的内核的,即把"真”、"真理”简化为语句的真;把语句的真与意义结合起来并试图把符合论、融贯论、实用论结合起来.但将三种理论结合的努力并不成功,这是把真理简化为语句的真并把真与意义捆在-起的逻辑结果.真理论的研究必须走出语言分析哲学的狭小圈子才有出路.     

自然科学发展的同化-异化规律

同化—异化规律揭示了科学理论发展的两条途径以及“反例”对科学理论发展所起的作用。实际上 ,大多数“反例”不仅不可能起到反驳科学理论的作用 ,反而会成为支持该理论的依据。但由于科学理论是特定时间与空间的产物 ,所以只有那些超越科学理论适用范围的“反例” ,才有可能成为“科学革命”的“导火线”。     

“真”、“善”、“美”的哲学意蕴——以马克思哲学为视角

到底什么是真、善、美？这是一个长期争论不休的问题。马克思哲学思想的一项基本课题,就是对“真”、“善”、“美”的诠释,揭示它们的理论意蕴和现实指向。马克思在对基督教思想、唯心主义、传统唯物主义的批判中提出了实践唯物主义。就“真”而言,实践是真理的源泉,是检验真理的标准,“真”是人们在实践中所形成的认识内容;就“善”而言,“善”是由经济基础决定的一种意识形态,在不同的生产关系中,“善”的内涵各不相同,社会主义生产关系中“善”指人的自由和全面发展;就“美”来说,实践是“美”的源泉,只有劳动之“美”才是真正的“美”。     

论用价值目标判断改造世界的理论与实践

认识可以区分为解释性的和改造性的。前者包含真理问题 ,后者则与真理问题无关。因为实践只能检验解释性理论的真理性 ,不能检验改造性理论的真理性。改造世界包括“对象能何改”和“对象当何改”这样两个基本问题。“对象能何改”的问题虽有真假之辨 ,却无真理可言。“对象当何改”的问题也不是靠实践标准 ,而是靠价值目标解决的。     

职场女性如何面对压力？

有时候真羡慕那些生活在古代的女性，因为无论从书籍还是电视中所看到的古代女性形象都是与“妇子无才便是德”联系起来的，也不用担心事业和家庭不能兼顾了。     

现代高等教育:科学教育与人文教育的融合

高等教育首要的任务,是培养高素质的毕业生与负责任的公民。科学教育是对“事实”的“真”的追求,人文教育是对“价值”的“善”的追求,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的结合就是真、善、美的统一。科学教育与人文教育的融合是现代高等教育发展的必然趋势。     

百姓所盼与政府所办

真与实，是万事万物赖以存在的基础．也是人们认识客观世界、规范自身行为的第一要求。有真．才谈得上“善”与“美”。有实，才有诚信与秩序。真与实．自古就是中华民族道德的基本规范。求真务实、真抓实干是我们党的思想路线的核心内容．是我们共产党人最重要的政治品格。我们只有大力弘扬求真务实精神，大兴求真务实之风，大兴真抓实干之风．才能以科学的态度和踏实的作风做好各项工作。我认为，真抓实干要在“五真’’上下功夫。一、坚持党性讲真话。二、深入实际摸真情。三、关心群众讲真心。四、解决问题动真格。五、创造实绩要真干。     

爱因斯坦关于科学与真善美之间关系的思想——兼评学术界对科学与真善美之间关系的研究

科学与真、善、美之间的关系,在学术界一直存有争议。一些学者认为,在科学中直接蕴涵着真、善、美的内容。但是,在爱因斯坦的思想中,科学之真,即由科学的概念体系所表征的实在的外在世界,是科学家运用他们的思维理智地构造出来的;科学与道德,即科学与善分属于两个不同领域,它们之间的关系是非常间接的;科学与美的关系,包括在哲学信仰和科学认识论两个方面之中。在爱因斯坦评价科学理论的标准中,不存在一个所谓的"美学标准"。     

孩子的需要

各种理论所设想的有关孩子的需要的规范或标准是什么?或者,因为满足需求的义务需要正当的权力,我们可以这样提出问题:假定只是为了防止孩子伤害他们自己或不推进他们自己的善,父母才对孩子拥有权力,那么,“伤害”和“善”的标准是什么?在这方面,“善”必然涉     

分界与会通：张东荪论科学与哲学的关系

在张东荪看来，科学与哲学在对象界域、“真”的标准、研究“进路”、治学“态度”、性质、功用以及地位上都迥乎不同，两者既界限分明又相互会通，在相互区别而又密切相关之中相得益彰、并行不悖地共同进步。张东荪关于科学与哲学关系的精辟见解，不仅为中国近现代哲学的生存与发展争取了合法地位，也为我们正确处理科学文化与人文文化的关系，科学看待中西文化关系，促进人类社会可持续发展，推动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建设，提供了宝贵的理论资源。     

公理化组合真之理论研究述评

公理化真之理论的基本思想是将真公理添加到基础理论中,并以真谓词T对基础理论的语言进行扩充。用塔斯基定义真时所使用的归纳条款进行公理化并添加到基础理论,就能得到组合真之理论系统。公理化组合真之理论在以PA和ZF集合论为基础理论的研究方向上取得了若干成果。公理化组合真之理论以真谓词是否允许作用于本身带有该真谓词的语句为划分标准,分为“类型组合真之理论”和“无类型组合真之理论”两个路径。     

论科学理论的真理与价值的统一

长期以来,在科学认识论的研究中,对科学理论的讨论大都是囿于在“真”的园地。近年来,随着研究的深入与拓广,科学理论的价值问题愈来愈引起了人们的理论兴趣。随之,对于科学理论的价值形态、价值评价、以及价值判断与价值标准在科学活动中的作用等都展开了广泛而有益的讨论。在这方面的讨论中,不可避免地都要涉及到一个基本的问题,就是科学理论的真理与价值的关系问题。科学理论的真理与价值的关系最终应是一种统一关系。然而,这是一种怎样的统一?统一的基础又何在呢? 唯物辩证法告诉我们:任何真正的统一不是机械的组合,更不是无差别的同一,而     

论生产力标准就是实践标准

作者认为,“生产力标准”就是“实践标准”,因为“实践标准”实际上是指实践的“结果”才是检验人们认识的真理性的唯一标准,而生产力正是人们物质实践活动的结果。坚持生产力标准,不仅使实践标准具有现实性,而且从根本上坚持了实践标准的唯物主义基础和方向。     

塞拉斯映像理论的心灵哲学意蕴析论

威尔弗利德·塞拉斯把人类与世界之间根本不同的联系方式区分为两种“影像”。第一种称之为“明显的影像”;第二种称之为“科学的影像”,并立足于哲学史与科学史的双重视角,通过阐述这两种影像的形成过程、基本特征以及相互关系,来论证科学理论的实在性与理论实体的本体性等诸多的问题。应该说,正是因为塞拉斯的重要贡献在于他对理论实体的存在所作的独到的论证,才使得塞拉斯不仅成为美国科学实在论的主要创导者之一,而且还使得他成为奠定美国哲学50年议程的重要哲学家。对此,文章在分析塞拉斯的明显的影像或者说常识的映像与科学的影像或者说理论框架的基础上,论述了塞拉斯映像理论的内容与特征,以及塞拉斯映像理论中的心灵哲学意蕴。     

王国维的“真”与“浑”──《人间词话》读札

王国维说：“文学之工不工，亦视意境之有无，与其深浅而已。”（见《人间词话附录·人间词乙稿序》，以下简称《乙稿序》）王氏认为，衡量境界有无的标准是“真”，而衡量意境深浅的标准是“浑”。下面就对王国维衡量境界有无深浅的这两个标准谈些看法。一王国维在（人间词话》云；“能写真景物、真感情者，谓之有境界，否则谓之无境界。”作品中怎样的景物才称得上是“真景物”呢？依王国维，“真景物”的标准有二条：第一，作品中所描绘的景物必须真切鲜明，富于直观性，即王氏所说的“不隔”。何谓“不隔”？“语语都在目前，便是不隔”…     

现代诗歌审美价值标准论

诗歌的审美价值标准是中国现代诗人们长期讨论的一个诗学重要问题。现代诗歌审美价值标准主要有“真”、“善”、“美”统一说，“价值”与“效率”统一说、“内容”与“形式”统一说、“现实”与“艺术”平衡说等。它们在现代诗学史上都产生过重要的影响，至今对中国新诗理论建设与创作实践仍有着重要的参考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