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友兰与维也纳学派

近几年来,学术界对新理学与程朱理学、新理学与新实在论的关系多有探讨,但对新理学与维也纳学派哲学的关系则研究不足。本文旨在从比较哲学的角度,研究冯友兰的新理学与维也纳学派哲学的关系,并重点就科学与哲学(形上学)的划界、究竟什么是形上学等问题作一些初步的探讨。 科学与哲学(形上学)的划界 维也纳学派是本世纪二、三十年代以维也纳大学为活动中心的一个哲学团体,后来成为逻辑实证主义的主要代表。其主要代表人物有石里克、卡尔纳普、魏斯曼等。维也纳学派继承了实证主义的传统,其目标是要把所谓的“形而上学”从科学中驱逐出去,同时他们也以“拒斥形而上学”作为自己哲学活动的纲领。怎么把“形上学”驱逐出去呢?他们认为只要把科学与非科学(包括形上学)的划界问题解决好,就可以达到这个目的。那么,划界问题如何解决呢?     

新理学和它的方法——读《新知言》

冯友兰抗战时期所著的“贞元六书”中,《新知言》是专讲新理学b方法论的,冯先生不满足于《新原道》对道统的叙述所确立的新理学在中国哲学中的地位,他更希望通过“方法”把新理学放在现代世界哲学的广阔范围内加以考察。《新知言》首先从知识分类着手,讨论科学和哲学的关系,试图给哲学划界;然后把哲学分为两种:普通所谓的形上学和真正的形上学(或“最哲学的哲学”),并且把真正的形上学的方法描述为两种即“正的方法”和“负的方法”。正的方法又叫逻辑分析法,负的方法实际上就是直觉的方法。《新知言》回顾了西方历史上最有影响的几位大哲学家的方法论原则,如柏拉图的辩证法、斯宾诺莎的反观法和康德的批判法等,然而最重要的是他对逻辑经验主义哲学观的考察和批判,以表显新理学的正的方法和逻辑经验论的逻辑分析法的异同,书的最后两章是论述负的方法即直觉方法的,这种负的方法在新理学整个理论体系的最终建构上起着关键的作用。     

论价值关系网并评“价值真理”论——兼与袁贵仁同志商榷

读了发表在《哲学研究》1985年第9期上的袁贵仁同志的论文《论价值真理概念的利学性》,有一些不同看法,提出来与作者商榷。一、“事实真理”和“价值真理”的划分缺乏科学根据袁贵仁同志在他的文章中说:“事实,如果从其本义说,它是指‘实际存在着的事物的属性、关系以及它们的变化过程’。在这个意义上,事实不包括价值,而同价值相并列;价值也不是事实,而是事实同人的关系。因此,严格地说,真理作为与认识对象     

哲学是人类精神的反思——冯友兰先生晚年的哲学观

什么是哲学 ?这是冯友兰先生自步入神圣的哲学殿堂以后一直思考的问题。从 2 0世纪 2 0年代到80年代 ,冯友兰在不同时期哲学思想发展的不同阶段 ,对哲学分别作出了不同的定义。 2 0年代的《人生哲学》 :“哲学者 ,求好之学也。”① 30～ 4 0年代的《新理学》 :“哲学乃自纯思的观点 ,对于经验作理智底分析、总括及解释 ,而又以名言说出之者”②;《新知言》 :“哲学是对于人生底 ,有系统底 ,反思底 ,思想”③;《中国哲学简史》 :“哲学 ,特别是形上学 ,是一门这样的知识 ,在其发展中 ,最终成为‘不知之知’”④ 。 80年代的《中国哲学史新编…     

逻辑·境界·知识——试论冯友兰与金岳霖哲学思想的异同

作为20世纪最重要的中国哲学家,冯友兰、金岳霖二先生的哲学研究都从逻辑分析与重建形上学始,并建构了非常类似的形上学本体论,即《新理学》与《论道》;最后却一个以神秘主义的人生境界终,一个以理性主义的知识论终。无论是冯友兰的新理学与他的人生境界说之间,还是金岳霖的元学本体论与他的知识论之间,都存在着某种根本的断裂,亦即科学与人文或理性与情感(非理性)之间的断裂。     

新理学简论

冯友兰氏一贯主张:哲学之用,不在于提供积极的知识,而在于提高人生的境界。最高的人生境界,冯氏称之为“天地境界”。冯氏的哲学创造,其中心就是天地境界。冯氏的《新原人》一书专讲天地境界。所以《新原人》是冯氏新理学的中心著作,其他著作都是为《新原人》的天地境界说分担特别任务:《新理学》提供其形上学基础,《新事论》提供其文化哲学,《新世训》提供其生活方法,《新原道》阐明其在中国哲学的地位,《新知言》阐明其在世界哲学的地位:堪称“五翼”。     

作为认识论范畴的“事实”及其意义——评彭漪涟教授新著《事实论》

学术研究中的一个普遍现象是对一些基本概念缺乏必要的界定和梳理,以致人们经常使用一些概念.却不知其确切之义,“事实”就是这样一个概念.无论是在哲学研究中还是在实际工作中,“事实”一词出现的频率颇高,但几乎没有作“事实究竟是什么?”这样的追问.有鉴于此,彭漪涟教授在1991年发表了《论事实》一文后,五年来做了大量扎实而细致的研究.出版了《事实论》这一学术专著,对“事实”范畴作了基础和开创性的研究.《事实论》给我们的第一个启发就是:必须消除     

为政治奠基：论法家的政治形上学

法家政治形上学在先秦时期经历了一个显著的演变过程：由《管子》应然的政治形上学向《韩非子》实然的政治形上学发展,其实质就是由关注政治伦理的视角转向关注人类政治实然形态的视角。法家以道与天地万物的形上秩序为依据,构建一种以君道为核心,以君、臣、民为结构的政治秩序,涉及“一”与“多”、“常”与“变”、“显”与“隐”、“无弃”与“干涉”等人类政治的根本困境。《管子》以道与天道之价值来统摄政治,对恶的或非仁义的手段持否定态度;而《韩非子》则以道理论之存有原理为依据,主张圣人以“缘理”和“取情实”来指导实际的政治生活,黑白、善恶皆蕴涵于其中。人类政治既有存有层面的客观事实及其必然道理,又有以公共利益为导向的道德原则,是事实与价值的辩证统一。韩非子真正从政治形上学的角度为人类政治奠基并指出了人类政治的实质。     

论冯友兰和金岳霖对形而上学的重建——《新理学》和《论道》的比较研究

本世纪三、四十年代,思想界掀起了一股重建中国哲学的热潮,许多人都试图将他们所接受的外来学说同中国传统哲学结合起来并建构新型的系统。其中,冯友兰和金岳霖是比较著名的两位,他们分别在《新理学》和《论道》中建构了一独立的形而上学体系。但是,由于两人共同的思想背景(均接受了本世纪初流行于英美的新实在论)及大致相同的思维路向(均服膺逻辑分析法并用它来重新解释、组织和发挥中国传统哲学的概念和范畴),这两个系统通常被看作是十分近似甚至相同的。例如,贺麟在四十年代就认为:“冯友兰先生的《新理学》与金先生的《论道》,在基本概念上是相同的。冯先生所谓理,相当于金先生所谓式,冯先生所谓气,相当于金先生所谓能。由无极之气到太极之理,所谓‘无极而太极’的过程,形成‘流行’的实际事物的世界,两人的说法也是相同的。”再加上写作过程中冯金二人过从甚密,相互影响,这种说法更显得确凿无疑。如果事实真是     

略论新理学的文艺观

新理学是研究宇宙大全的新哲学体系,它的思想原则和方法也应用于文艺.文艺作品作为种类属于"实际"的经验事物,新理学的理属于"真际"的"本然的样子"."真际"比"实际"的空间大、抽象程度高,"实际"的文艺作品应以"真际"的"本然的样子"为价值取向,超越"止于技"到达"进于道"."进于道"的文艺作品,因其形上学的内涵,也与哲学同样,虽不能增加人的积极的知识,但能提高人的精神境界.     

《周易》对于儒家哲学当代重建的启示——关于“重写儒学史”与“儒学现代化版本”问题的思考

《周易》对于儒家哲学建构的意义,可称之为“两度映射”：一是《周易》文本的形成与儒家哲学在中国社会第一次大转型时期（先秦）即轴心时期的原初建构之间,具有历史的同步性和逻辑的同构性。为此,须“重写儒学史”——重写先秦时期的易学史、儒家哲学史。二是上述建构过程与儒家哲学在中国社会第二次大转型时期（当代）即所谓“新轴心期”的重建之间,也存在着逻辑的同构关系与历史的再现关系。具体来说,《周易》文本的形成过程乃是观念形态的这样一个转进跃迁的过程：《易经》古歌的本真生活情感;《易经》占辞的神性形上学、《易传》的理性形上学;《易传》的形下学（伦理政治哲学）。这一过程开显了儒家哲学的当代重建的典范进路：由当下生活情境及其仁爱情感显现的大本大源出发,去重建儒家哲学的形上学、形下学。这才是典范的“儒学现代化版本”。     

冯友兰的美学本体论并未解决美的本质问题

陈望衡在《中州学刊》2 0 0 1年第 2期撰文《论冯友兰的美学本体论》指出 ,冯友兰先生的美学本体论实是中国宋代理学家的理本体的继承与发展 ,同时又吸取了柏拉图、黑格尔的理念论 ,是中国美学史上很有特色的理论。它对我们思考美的本质、艺术的本质有一定的启发作用。冯友兰认为 ,世界的存在 ,有“真际”与“实际”的区别。“实际”是对实存事物的概括与抽象 ,“真际”是指事物本然的样子 ,即事物所以然之理。艺术有它“本然的样子” ,有它的理存在。任何艺术作品只能做到基本上合乎艺术之理 ,而不能全合。艺术之理只是理论上认可的“有”…     

宋明理学非儒家论

传统至今，理论界都认为理学是儒学，以为其“义理”学说之“义”出于孟子，“理”是从《周易》中“体贴”出来的。作者认为欠妥。《孟子》没有与理学内涵相同或相近的“义”；“理”也不是从《周易》中“体贴”出来的，二者均源于术家韩非的“义理”学说。理学由“义理”学说具体化出的治国方针和基本哲学理论也源于术家韩非。且理学的经典《四书集注》不代表儒家思想。因为《四书）的重点在《大学》、《中庸》，二者均贯穿韩非术家的“义理”思想，而对《论语》、《孟子》的阐释和理解，既要参照《大学》、《中庸》，又要以理学家们所注的“义理”思想为根据。于是，《四书集注》就成了盗版的《韩非子》。中国传统文化的反思，若将理学当做儒学，就不会走出新路子。     

略论两个“精髓”的关系及其意义——学习《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的体会

略论两个“精髓”的关系及其意义──学习《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的体会庞长富这里所说的两个“精髓”，一是指事物矛盾问题的精髓，二是指马克思主义的精髓。关于事物矛盾问题的精髓，毛泽东曾在《矛盾论》中深刻指出，就是“矛盾的普遍性和矛盾的特殊性的关系”。我们把这...     

试区别新旧事物与事物内部的新旧方面

毋庸讳言,哲学界为数不少的同志,长期以来囿于“新东西”与“旧东西”或“新”与“旧”的笼统提法,忽视和模糊了“新旧事物”与事物内部“新旧方面”之间的严格区别。有的同志就因为把事物内部新方面与旧方面的关系,等同于新事物与旧事物的关系,因而无法将新方面与旧方面之间解释成对立的统一,于是,进而得出了否定事物内部含有新旧两个方面的结论。比如,冯贵贤同志的《任何事物的内部都包含着新旧两个方面吗?》一文,(见《国内哲学动态》1980年第7期)就是如此。文章认为: 事物的发展是一个不断除旧布新的过程,新与旧是以否定对方的存在作为自己存在的前提,它们一生一灭,新东西产生,旧东西灭亡,新东西代谢旧东西;在这个过程     

正确理解列宁“少谈政治”和“多谈经济”的本意

鉴于一些同志对列宁“少谈些政治”,“多谈些经济”的论述有误解,我反复阅读了列宁的几篇著作。 列宁在《论我们报纸的性质》一文中曾经指出:要“少谈些政治”,“多谈些经济”。同时,进一步指出,为什么要少谈谈政治呢?因为“老一套的政治鼓动——政治喧嚷——占的篇幅太多了”。多谈些什么样的经济呢? “我们需要的经济是指搜集、周密地考查和研究新生活实际建设的各种事实。”(《列宁选集》第3卷第600、601页) 列宁在《伟大的创举》一文中指出:“少唱些政治高调,多注意些极平凡的但是生动的、来自生活的,被生活检验过的共产主义建设事实”(《列宁选集》第4卷第8页)。列宁《在全俄省、县国民教育厅政治教育委员会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又一次提到了“少”和“多”的问题:“应当少说空话,因为空     

从孔孟差异看牟宗三的一个阙失

将儒家心性之学看作道德形上学不断发展、不断完善的过程,是牟宗三的一个重要观点。但是牟宗三在阐释儒家道德形上学建构历史的时候,囿于孔孟一体的传统旧论,没能充分注意孔孟在这个问题上的差异。本文认为,孔孟在道德形上学建构问题上是有所不同的,孔子并没有建构道德形上学,孟子则具有了建构道德形上学的自觉性;应该对孔孟作必要的区分,并特别注意《孟子》与《中庸》、《易传》的联系。     

“意义世界”的意义——读杨国荣《成己与成物：意义世界的生成》

“意义”是古老而常新的哲学话题，杨国荣先生的《成己与成物一一意义世界的生成》（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出版，本书为“具体的形上学”三书之一）一书，对“意义世界”做了深入的分析和反思，在会通古今中西的视域下，提供了关于意义问题的崭新哲学维度。全书展现了“具体的形上学”以“人的具体、现实的存在”为基本关怀的哲学进路，同时，还展现了核心话题的时代特质、     

新理学的人生境界与本体境界如何贯通——从冯友兰新理学遭遇的批评说起

在新理学关于天道的形上学中,本体存在的情感经验和价值内涵被剥离了,由此引起了学界的诸多批评。但新理学在转入关于人道的境界学说中,本体原先被剥离的东西却从经验维度被重新植入了进去。因而在新理学,道德境界不能离开对经验世界尤其是社会规律的理性认知以及相应的社会行为;天地境界融合道德境界并且超越了道德境界。     

社会主义社会质量互变的两个问题

(一) 要考虑事物的量变过程,首先需要对事物的量进行分析,而量同时具有内涵量和外延量两种内容。黑格尔认为,外延量是指“广量”,内涵量指“涤量”或“程度”。(参见《小逻辑》第225页)马克思在《资本论》中,也是这样运用这两个概念。他把“工作日的延长”称为“外延量”,把“劳动强度”称为“内含量”。(参见《资本论》第1卷,第449页)内涵量直接决定事物的性质,是与质直接相关的量。而这种量一般又很难用精确的数字来表示。比如,生产资料公有化的程度,国家的法制水平,上层建筑的完善程度,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