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我国行政诉讼审查标准与WTO的冲突

行政诉讼审查标准是指法院对被诉行政行为进行司法审查的范围和程度.这一问题涉及到司法权与行政权关系的正确定位和行政诉讼制度的健康发展.然而,由于司法审查的标准十分复杂,不论在我国还是西方较为发达的法治国家,对此研究并不深入.WTO对司法审查设定了许多原则性的标准.从我国切实履行WTO义务的角度考虑,应当以WTO规则为指导来确立和完善我国行政诉讼的审查标准.     

试论完善我国司法审查制度

中国加入WTO将给我国的司法审查注入大量新内容 ,现有的行政行为司法审查理论和规则与WTO的规定不一致的地方亟待解决 ,应该根据WTO的协议和规则要求 ,增加行为程序的透明度 ,扩大司法审查的范围 ,改革现行的法院体制 ,制定严格的司法审查标准 ,加强法官队伍建设     

WTO框架下国际贸易救助司法审查的法律适用

国际贸易救助司法审查是WTO协定所规定的一项全新而重要的制度,其与一般意义上的司法审查制度有很大区别。就法律适用制度而言,其适用依据除国内法外,还包括WTO协定。但是在后者是否具有国内直接适用效力问题上,WTO并无明确规定。WTO各主要成员皆倾向于持否定态度。中国不应该在国际贸易救助司法审查中直接适用WTO协定。     

WTO与司法审查——以行政行为为视角

作为全球多边贸易规则的WTO规则,其透明、规范和程序法定的法律规则对我国政府行政行为产生了较大影响,提出了新的要求。WTO规则所要求的行政行为司法审查也将对我国行政法制建设产生深远影响,为与WTO的规定相协调,除了修改完善现有的法律制度外,在目前的司法体制条件下,还可以通过在相关法律中以专门条款的形式予以规定以及完善对行政行为的司法审查等相关制度方式解决。其中修改宪法、完善其他的法律将是立法者协调国内立法与WTO规则与原则体系冲突的最为有效的手段。     

社会救助权的可诉性及其证成

社会救助权作为一项新兴的社会权利,是通过救助社会弱者来实现社会正义的.社会救助权的充分实现离不开有效的救济机制,特别是以可诉性为基础的司法救济机制的保障.因此,我国应当走出传统社会权不可诉理论之误区,顺应时代潮流,肯认社会救助权可诉性,并在此基础上确立中国特色的违宪司法审查制度.     

论司法审查制度之困境与出路

就现代法治的基本精神而言,以权力制约和权利救济为主旨的司法审查机制具有明显的价值合理性,但是,在制度实践方面,现行司法审查机制的展开却遭遇重重困境,表现为司法设置之体制依附性、司法审查范围之局限性以及审查标准之单一化。重整与完善我国司法审查制度之根本出路在于:深化司法体制改革,彰显和强化司法独立;拓宽司法审查的对象范围,变审查法定原则为审查假定原则;实现司法审查标准的多元化,推行司法最终裁决原则。     

行政裁量基准司法审查的理论、实践和出路

行政裁量基准是行政法的法源,将其纳入司法审查具有必然性。但司法审查的实践势必面临审查＂依据＂与＂对象＂、行政理性与司法理性、成文基准与非成文基准之间抉择的两难。审查的指导理念从＂浪漫与怀疑＂到＂现实＂、审查模式从静态向动态转变、价值目标追求从被动守护正义到能动回应现实,是走出尴尬的基本途径。     

由终局行政行为引起的思考

终局行政行为因为其涉及专业性、技术性很强的问题等原因,被排除在司法审 查的范围之外。本文从司法审查的范围出发,认为将终局行政行为排除在司法审查之外的 理由并不成立,终局行政行为应受司法审查。     

中国对反倾销措施的司法审查

本文认为 ,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以后反倾销措施受到中国政府更多重视和使用 ,标志中国关于货物贸易的对外贸易管理政策正在经历历史性结构调整 ,从过去限制进口为主转到维护进口产品引起的国内经济竞争秩序。中国最高人民法院 2 0 0 2年 1 2月公布的反倾销司法审查规定 ,提高了中国反倾销司法审查制度的国际化水准 ,推动了采取反倾销措施行政程序的法治化进程。在中国司法审查程序上 ,第一次明确规定划分事实审查与法律审查的司法审查结构 ,涉及审查范围上的合理化立场 ,提出对审查标准规则的期待 ;在反倾销措施的行政程序上 ,将通过司法审查强化行政案卷和最佳信息证据制度的法治内涵。     

WTO体制下中国司法审查制度的完善——兼谈俄罗斯加入WTO对中国贸易行政诉讼的影响

司法审查制度是WTO法律框架中非常重要的内容,由于WTO协议的大部分内容和规则都是约束和规范成员方的政府行为特别是行政行为的,因此,建立一套相应的司法审查制度以保障WTO各项协议和规则的实施,是WTO协议中的一项重要要求。2011年12月16日,WTO第八次部长级会议在瑞士日内瓦举行,会议正式批准了俄罗斯加入WTO。中俄两国是面向21世纪的战略协作伙伴,也是重要的经贸合作伙伴。俄罗斯加入WTO后,不仅会对中俄经贸合作产生重大的影响,而且将再一次对中国行政司法审查制度产生深远的影响。     

行政强制措施研究

行政强制措施是我国《行政诉讼法》规定的可诉具体行政行为之一,也是我国行政强制立法过程中遇到的重要问题。在我国行政法理论和实务中,围绕行政强制措施存在较大的意见分歧和模糊认识。我国现行法律对行政强制措施的规定,一方面使行政执法者拥有了排除妨碍的必要手段,另一方面也使行政强制措施被置于复议机关和法院的监督之下。对行政强制措施产生认识分歧的原因有:法律对行政强制措施的规定留有弹性空间;行政法理论对实践中使用的各种强制手段缺乏理性的总结和归纳;法律引入行政强制措施时未考虑与既有概念的协调。行政强制措施是否可诉,取决于它是否为一个独立完整和已经成立的具体行政行为,也取决于它与相对人权益的关系。     

俄罗斯加入世贸组织及对中俄双边贸易的影响

俄罗斯是世界大国中惟一仍然徘徊在世贸组织大门之外的最大的经济体。目前,俄罗斯同世贸组织各成员的谈判进展顺利,有望于2004年加入世贸组织。俄罗斯加入世贸组织不仅是俄本国的一件大事,而且将对中俄双边贸易产生一定的影响。     

WTO框架下卫生检疫措施的合理性认识

世界贸易组织的《卫生与动植物检疫措施协议》体现了贸易自由化与保护人类、动植物生命健康之间的平衡。各成员方往往从维护本国贸易利益最大化的角度,对科学的风险评估、转基因食品的贸易等问题产生纠纷。为了维护我国的外贸利益和人民的健康,我国应当建立科学的风险评估管理机制、建立卫生和植物检疫措施问题起诉应诉的策略准备机制,以及促进国际标准采纳的机制。     

世贸组织反补贴中“公共机构”的认定问题

由于世贸组织成员国对《补贴与反补贴措施协议》(SCM)中的"公共机构"概念存在歧义性理解,从而加剧了一系列补贴与反补贴的国际贸易争端。实际上,公共机构是被赋予政府职权并履行政府职能的实体,对于中国国有企业和国有商业银行是否属"公共机构"的问题,亦应以此为标准。     

知识产权国际法律保护的原因、困境与完善

知识产权国际法律保护主要运用WIPO和WTO两大国际组织中的不同机制。虽然TRIPs协定适用于由主权国家和独立关税区所组成的所有WTO成员方,也发挥着比WIPO更广泛的影响力,同时亦能看出TRIPs协定最显著的影响在于,对各成员方采取一些试图扭曲国际贸易自由流动的手段起限制性作用。然而,在对抗某些国家的单边主义、非关税贸易壁垒以及跨国企业的知识产权滥诉等问题上,该机制似乎有待细化内容与加强保护力度。本文在考察知识产权国际法律保护的原因及现状的基础上,深刻揭示出在知识产权国际法律保护方面存在的困境,并结合当前情况展望知识产权国际法律保护的未来发展趋势。     

WTO框架下商事组织经营范围制度的重构--兼谈外贸经营权与经营范围之协调

我国现行的商事组织经营范围制度不仅不能适应市场经济的内在需求,而且无论是在中国现有的法律框架下,还是在WTO法的框架下,都存在着其自身难以解决的问题。商事组织的权利能力可区分为一般权利能力和特殊权利能力,应把一般权利能力范围内的经营范围的确定与登记视为商事组织的一项权利,特殊权利能力范围内的经营范围的确定和登记视为一项义务。外贸经营权应是商事组织的固有权利,其获得不应以备案登记为条件。     

中欧关于“市场经济地位”问题之争的法律分析

在世界贸易组织(WTO)协议框架下,各成员方有权依据特定的规则,以反倾销、反补贴或者保障措施形式采用贸易保护.反倾销措施在中欧贸易中越发成为欧盟重要的贸易保护手段,而这其中中欧之间关于中国"市场经济地位"问题的争议不但关系双方之间的整体贸易关系,也关系到每一个具体的案例中中方的重要权益,可谓是中欧在欧盟反倾销措施这个问题上的关键所在.文章针对这一问题,全面分析了欧盟的相关法律规定,并根据以往案例,总结出欧盟对华反倾销采用的三种形式及相关措施,并针对这些措施从国家、行业、企业三个层面提出了相关建议.     

WTO透明度原则法律适用研究

WTO的透明度原则作为WTO的基本原则之一,不仅蕴含在多边贸易体制之内,同时也贯穿于WTO各成员的承诺之中。WTO"争端解决机制"和"贸易政策审议机制"是检验透明度义务履行的两套重要机制。尽管入世后的三次WTO贸易政策审议报告对中国贸易政策透明度的改进给予了肯定,但是中国政府在透明度方面仍需改善,潜在的贸易纠纷依然存在。本文从WTO贸易政策评审机构的视角,结合WTO透明度原则理论分析,评析中国贸易政策透明度的改进,力求客观全面地认识这一原则的内涵和中国自身的实践与完善目标。     

世贸组织争端解决机制中的补偿问题研究——以发展中国家为视角

世贸组织争端解决机制为各成员在遭受贸易损害时提供了三种解决方式:要求败诉方终止违法行为、败诉方自愿向申诉方提供补偿、授权申诉方中止对败诉方作出的关税减让承诺或其他义务。这些解决方式在实践中已暴露出诸多问题:终止违法行为的裁定由于败诉方的拒绝而无法执行,现行的补偿制度和报复措施又无法让一些申诉方得到及时、有效的救济。当申诉方是发展中国家成员时,上述问题就显得更加突出。如何通过完善争端解决机制中的补偿制度,最大限度地维护世贸组织各成员的权益,这是世贸组织各成员,特别是广大发展中国家成员在新一轮多边贸易谈判中需要重视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