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门赋》真伪新论

整个南朝时代都公认《长门赋》是司马相如所作.宋代从讨论《长门赋》赋序的不实开始,最终发展为对赋本身真伪的怀疑,但宋以后对《长门赋》的这些疑问大都是捕风捉影,并无确凿的依据.此赋当作于司马相如为孝文园令之后,以陈皇后为蓝本,抒发离宫宫人之忧.赋文内容不违背西汉史实,构思朴拙,文辞古奥,押韵也合乎西汉和司马相如文章辞赋押韵规律,现有论据不足以否定司马相著作权.     

律赋与八股文

律赋与八股文是两种不同的考试文体,流行的朝代也不同,然二者有相当紧密的联系,八股文若干方面的源头可以上溯至律赋。具体地说,八股文在破题、大结与股对三方面,都明显留有受律赋影响的痕迹。     

刘熙载《艺概》例话

刘熙载(1813—1881)字融斋,江苏兴化人,清末著名文艺批评理论家。他著的《艺概》一书,早已蜚声文苑,为时人所推重。清代学者江顺诒许其所论“多中肯綮”,此实为文苑之公论。刘氏谈艺,范围甚广,自文、赋、诗、词曲、书法以至经义,皆有专论,都以“概”字取名,分为六编,《艺概》为其统称。其中除《经义概》为论“制艺”(即“八股文”),内容陈腐不足取     

祝尧《古赋辩体》的文赋观及其现代启示

祝尧在《古赋辩体》中指出,唐末宋初的赋家为矫正律赋之弊,学习楚辞和汉赋中问答体作品的散文化句式和议论手法,开创了一种新赋体——文赋。但文赋未能祖述兼有六义之骚,亦未能宗法"丽以则"之汉赋,更未能做到情、辞、理的统一,已失赋之本义。且以指导科考的标准来看,文赋不能作为士子学习的典范,所以祝尧拒绝给予文赋以"合法"的地位。祝尧对文赋近乎否定的评价,有其理论渊源和理学一尊的时代原因,它显示的是实践家的"破体"行为和理论家的"尊体"主张之间的矛盾。祝尧保守的文赋观对明清两代的赋论有着深远的影响。正确评价祝尧的文赋观对当今的辞赋理论研究及创作都有重要意义。     

山东大学的辞赋研究

<正> 山东大学的辞赋研究有悠久的历史和深厚的基础。著名语言学家殷孟伦教授于30年代即将日本学者铃木虎雄的《赋史大要》译成中文,该书至今仍是外国人编写的唯一赋史。著名文学史家陆侃如教授于20年代即出版屈原、宋玉评传,40年代所作的《中古文学系年》,内容也多系赋家事迹。赵省之副教授是50年代国内少有的汉赋研究专家。当今刘乃昌、董治安、张可礼教授、王延梯副教授在各自教学科研领     

《三边赋》之《西藏赋》论略

以蒙古和宁《西藏赋》、吉林英和《卜魁城赋》、大兴徐松《新疆赋》为代表的清代乾嘉道之际的边疆舆地赋,以其鸿篇巨制和鲜明的边疆地域特色而在光绪九年（1883）由元尚居汇刻为《西藏等三边赋》。论文就其中的《西藏赋》,从作者及版本、赋作内容、特色与价值等三方面进行了详细论述,并与当时特定时代诸种因素的交互作用相结合,探讨《西藏等三边赋》所产生的时代背景。     

日本现代楚辞研究述评

日本现代在楚辞研究方面较有代表性的学者及其代表论著 ,有铃木虎雄《论骚赋的生成》、青木正儿《楚辞九歌的舞曲结构》、吉川幸次郎《诗经与楚辞》、白川静《楚辞丛说》等 ,桑山龙平、浅野通友、小田一郎、稻耕一郎等也有不少成果。论文对日本现代楚辞研究作了实事求是的介绍评论 ,分别指出其特点成就及不足 ,以资中国学者借鉴 ,并同时肯定 ,日本的楚辞研究是中国本土 (包括台港澳 )以外水平最高的。     

论文学语言的音乐性在赋体骈律化中的作用

明代徐师曾把赋划分为四种类型：一古赋,二俳赋,三律赋,四文赋。根据赋体发展的实际情况来考察,前三种是赋的主要历史变异形态,而文赋不过是对汉赋的超度复归,因此就赋体发展的直线走向来讲,由散趋骈,由骈而律是其衍变的主脉络。本文认为,赋体文学向骈律化方向发展与这种文体本身的形态特征之间存在着一种必然关系,这中间又贯穿了文学语言音乐性的审美追求     

重论宋玉大小言赋之真伪

20世纪初 ,前辈学者开始怀疑宋玉的大小言赋 ,但是他们的怀疑证据不足 ,甚至有误解之处。重新研究大小言赋可以发现 :大小言赋是先秦俳词向文赋转化过程中的一个中介标志 ,反映了从俳词到文赋的转变痕迹 ;其作者宋玉是楚王的特殊小臣 ,既伴王左右 ,服侍君王 ,又应命作赋 ,娱乐君王 ,完全具备创作大小言赋的动机和背景条件 ;同时 ,大小言赋又与西汉早期墓葬中出土的《唐勒赋》惊人地一致 ,具备早期文赋的各种要素。所以 ,大小言赋当为宋玉的传世真迹 ,并且是宋玉最早的文赋作品     

李清照诗词文赋的社会价值

梁荻在《云南社会科学》2 0 0 2年第 4期撰文《李清照诗词文赋的社会价值》指出 ,李清照是宋代杰出的与男性文学家齐名的一位诗人、词人、文赋作家。其创作丰赡 ,各种体裁兼备 ,诗词文赋均写得好。她的诗词中蕴含着崇高的感情因子 ,与其生活的社会文化环境及其父亲的言传身教和丈夫有着密切的关系。人们常被她词中忧伤的婉约和诗中刚烈悲壮的激情以及赋中强烈的爱国思想所打动。其诗词文赋中表现出来的情感和强烈的爱国思想 ,显现了民族的、社会的文化群体特征 ,成就了她诗词文赋的社会价值。从艺术本体的角度考察 ,李清照是具有个体性、独…     

清代科举八股文的衡文标准

清代科举考试以八股文为考试的主要文体,以“清真雅正”为衡量八股文章优劣的标准,此标准在《清代硃卷集成》保留的硃卷文章及批语中可见一斑。“理、法、辞”是八股文写作的几个必备要素,“气”依靠文章而呈显,硃卷批语基本都是围绕“理、法、辞、气”而作。“理、法、辞、气”这四方面是考官阅卷批语的具体操作层面,“清真雅正”是对“理、法、辞、气”的总体要求,考官从“理、法、辞、气”四个方面来衡量科考文章优劣及登第高下。这一标准与当时提倡的文风有关,它从明代的“醇正典雅”演进而来,因八股文的功令要求而定。此标准在清初就被明确规定下来,并呈逐渐强化之趋势。     

《乌鲁木齐赋》非纪昀作考辨

清代和瑛纂修的《三州辑略》中收有署名为纪昀的《乌鲁木齐赋》,清代的徐松亦曾言纪昀作《乌鲁木齐赋》,此后《乌鲁木齐赋》作者为纪昀的说法并没有受到任何质疑。然而无论从自证还是他证来看,《乌鲁木齐赋》都实非纪昀所作,其真正作者是罗学旦。     

刘勰赋论及其赋学史意义

在中国赋学史上,刘勰《文心雕龙》以《诠赋》为中心的辞赋批评,首次以理论撰述的形式对楚、汉、魏、晋辞赋创作进行了系统而全面的探讨,尤其是对汉、晋诸家零散的赋论加以接受、总结与扬弃,构建了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明体”赋论观。在学术背景方面,刘勰《诠赋》与萧统《文选》“赋篇”的编撰有着紧密的关联;在学术统绪方面,刘勰赋论又是对陆机《文赋》之“体物”说、皇甫谧《三都赋序》绾合“不歌而诵”与“六义之一”的说法与挚虞《文章流别论》中赋学见解的继承与弘扬;在赋学构建方面,刘勰体则诗骚、立赋大体、树立经典与赋文品览的论述,彰显了对赋体论的新拓展。     

《文赋》札记三题

《文赋》和六朝形式主义文风的关系 《陆平原集》中的诗赋,一半是因袭古人诗意,仅仅变换一些词句的摹拟之作,还有一部分是应诏诗、酬酢诗,辞藻雕饰、对偶笨拙、板滞无味,其它可以称为创作的作品,寥寥无几。在拟古成风,形式主义和唯美主义盛行的太康时代,出于上层贵族中一位当权的内史、后将军之手,这种现象原无足怪。可是其中的《文赋》,却是中国古代文论中第一篇专门探讨艺术创作规律的文章,成功为一篇具有一定的系统性和深刻性的比较完整的创作论,它承先启后,在中国文论史上开辟了文学创作论的研究,并为之奠定了基础。 《文赋》是用赋体写的,句式对称,辞藻华美,声韵铿锵。然而由于雕饰过分,比喻繁琐,乃至含意隐约,要确切明白地理解它的内容,难度较大。自从梁代萧统把它编入《文选》,迄今约一千五百年,历代有人作注,直至当代诸家注笺,对其文句和论点,理解仍不一致。 对于《文赋》采用这种表现形式,历来有不同评价。评论者一致承认作者运用赋体论述抽象的文艺理论问题,确实煞费经营,但贬誉不一。贬之者说它“巧而碎乱”,意义错杂,结构散漫,语言隐约,如雾里看花,色彩缤纷而真意难明。誉之者说它运用高超的技巧,诗一般的语言,生动形象,曲尽其妙。     

《红楼梦》的赋化特征及其审美意蕴

《红楼梦》是一个既封闭,又开放的文本。它充分借鉴、汲取赋文学的外在形式与内在实质,使赋与小说两种文体有机地融合在一起。《红楼梦》的赋化特征表现在:汉赋、骈赋、文赋等铺采扌离文的写作方式直接或间接影响着《红楼梦》中的环境描写;红楼梦》赋化特征对于主要人物与次要人物形象的塑造起着重要作用,使得性格各异的人物给读者留下深刻的印象;《红楼梦》赋化特征最重要的是对于悲剧精神的补充作用,使得《红楼梦》中的社会悲剧、家庭悲剧、生活悲剧与人生悲剧叠加在一起,具有形而上的超越意义,赋化特征亦是《红楼梦》重要的艺术形式之一。《红楼梦》的赋化特征的审美意蕴主要表现在:功利性、审美性、功利性与审美性的有机融合三个方面。     

木斋古诗研究的学术意义

<正>近现代以来,《古诗十九首》得到的关注与认可,是无可置疑的,但关于这方面的研究,进展并不大。二十世纪二十年代,日本学者铃木虎雄、中国学者梁启超等认为《古诗十九首》成于东汉。①此说影响甚广,又得罗根泽、刘大杰、马茂元、游国恩等学者的继承与播扬,遂致近八十年间无甚异响,几成定论。二十一世纪初,这个众口一词的局面逐渐被打破,其中声音最响、力量最大的是木斋先生。木斋先生的相关研究,最能给人启发的,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欧美赋学研究概观

在西方学术界,早期研究赋学的多是欧洲的学者,包括奥地利、德国、法国和英国的学者。他们早在19世纪中期便开始研究了,其研究多是从翻译着手。欧洲学者最感兴趣的是《楚辞》,一般认为这是屈原创作的诗歌。奥地利学者费之迈是最早将中国的赋翻译成德文的学者。此后翻译中国辞赋的欧洲学者有法国的汉学家德理文侯爵、英国汉学家理雅各等。翟理斯的《中国文学作品选珍》选译的诗文从最早的文学作品到清代的作品,收录了许多辞赋。20世纪初年,有多位欧洲学者开始专注于中国辞赋的研究,其中较知名的有卫利、叶乃度、赞克等。在美国学者中,较早研究辞赋的是卫德明和海陶玮教授,目前的领军人物是康达维教授。     

何景明的一篇集外赋

《山西通志》卷二百二十载有何景明的一篇集外赋《石楼赋》.该赋通过对石楼山风光景物的描写,赞扬了恩师李瀚的品质、人格与修养,形式上采用主客问答体,骈散相间,用韵自由,是一篇典型的文赋.《石楼赋》的发现表明,作为“前七子”之一的何景明虽然提出过明晰的复古理论,但他在创作中并没有排斥六朝以后产生的新的文学体式,是一位观念较为通达的文学思想家和赋家.     

龚克昌教授的中国辞赋研究

正山东大学的辞赋研究有着悠久的历史和深厚的基础,经过几代学人的不懈努力,辞赋研究已成为山东大学的特色与优势学科。著名语言学家、古典文学专家殷孟伦先生于20世纪30年代就将日本著名汉学家铃木虎雄的《赋史大要》翻译成中文,著名文学史家陆侃如先生在1920年代即已出版屈原、宋玉的评传,1940年代所作的《中古文学系年》,内容也多系赋家事迹。赵省之先生则是1950年代国内少有的汉赋研究专家。后来刘乃昌、董治安、张可礼诸教授     

清代《诗序》研究与《诗序》尊废之争

《诗序》尊废之争是清代《诗序》研究的历史起点与逻辑起点。在《诗序》的作者与时代问题上,清代学者表现出淡化作者而突出时代、忽略"所作"而强调"所传"的倾向。在《诗序》的性质与内容问题上,清代学者围绕"作诗之意"与"编诗之意"两个概念对《诗序》的性质进行了考察,对它到底是不是一部解释经典、体现圣人之意的著作作出了解答;围绕"著其世"与"白其意"两个方面对《诗序》的内容进行了考察,将之划分为历史阐释与价值阐释两个层面的内容,分别指向对历史之"真"的探寻与对价值之"善"的追求。这就极大程度地肯定了《诗序》的解经价值,对整个清代《诗序》研究的基调与倾向产生了重要影响。就清代《诗序》研究的性质而言,与其说它是《诗序》尊废之争的简单延续,毋宁说是对《诗序》尊废之争的深刻检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