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谐社会中的权力伦理

权力伦理不同于权力道德。当前中国社会诸多不和谐问题的产生大多与权力伦理缺失有关。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不仅要建设权力道德,更要构建权力伦理。构建权力伦理不仅有其必要性,也有其可能性。构建权力伦理是制约权力这种"必要的罪恶"的必然要求,也是减少社会不和谐因素的现实要求。构建权力伦理的可能性既在于权力是一种可以受到伦理法则约束的正常需要,也在于合理的制度设计可以使权力弃恶从善。     

腐败的新动向及其防治

权力腐败问题是影响我国新时期经济建设、政治稳定以及社会和谐的重要因素。鉴于权力腐败的严重危害性,近些年来,我国大力开展反腐倡廉工作,不断加大反腐败斗争的力度,并取得了阶段性成果。然而,随着时代的发展,当前我国权力腐败出现了很多新变化,表现形式多样化、产生原因复杂化,对反腐倡廉工作带来很大挑战。造成权力腐败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但归根结底是由于公共权力异化造成的,从经济、政治、法律、社会及伦理等多渠道分析权力腐败的新动向及其防治措施,是当代中国反腐倡廉的有效途径。     

论现代和古代政治伦理的分野

现代政治伦理与古代政治伦理,既是一种继承和发展的关系,又是一种批判和否定的关系。对现代政治伦理的理解和建构,离不开对古代政治伦理和现代政治伦理的区分。古代政治伦理和现代政治伦理的分野,主要表现在"政治统领一切"与"政治就是政治"、"权力"与"权利"、政治与各领域的融合与分离。现代政治伦理的经济基础是市场经济,"把政治当作政治"是现代政治伦理的基本要求。     

政策与法律的结构分析--从伦理政治到法理政治

本文从政党权力及政治文化角度探析了结构要素--政策与法律的本质伦理政治和法理政治,以明确政策与法律之间的界限;阐明了民主政治、市场经济及社会文明的时代特征对中国实现伦理政治向法理政治转变的必然性,以及这种转变对我国实现宪政民主及依法治国的现实意义.     

论和谐社会语境中权力道德生态的不平衡性

和谐社会的构建离不开优良的权力道德生态作支撑。当前,我国权力道德生态正处于传统→现代的伦理边际,一方面现代性道德精神逐渐生成,但另一方面,传统的内核又难以割舍,在社会和谐的语境中,权力道德生态呈现出不平衡性。主要表现在:官本意识与民本意识的错位,权力伦理与权利伦理的失衡,人情伦理消解宪政伦理、身份伦理掩盖契约伦理。     

中学校长权力伦理建设论

中学校长权力伦理建设之所以可能,一方面在于中学校长权力运行有其道德伦理基础,即公共精神、服务精神、人道精神。另一方面,中学校长权力伦理自身具有遏制中学校长权力腐败的作用。强化中学校长权力伦理建设基本的路径主要有校正与强化中学校长权力价值观等四个方面。     

社会权力的来源及对教育管理的启示

社会权力是与政治权力、经济权力和精神权力并列的范畴.社会权力来源于社会契约、公众的委托、认同和接受.教育及其管理中的权力更多意义上应是一种强社会权力,弱政治权力和经济权力.如果我们不能正确认识教育行政和学校管理中的权力问题,就会导致教育行政的官僚化和学校的无机化,无法建构真正意义上的校本管理.     

西方权力规约思想的逻辑演进——以哈贝马斯交往权力为视点

学界普遍认为,要杜绝政治权力劣根性,防止权力腐败,必须采取有效措施对权力进行有效规约,由此主要提出了来自政治系统和社会系统两个不同视角的权力规约方案.针对各种不同权力规约方案所存在的理论缺陷,哈贝马斯从协商交往的视角出发,认为政治权力存在政治系统与公民社会两个中心,由交往权力和行政权力组成,政治权力源自公民社会中公民交往所产生的交往权力,而行政权力是由交往权力通过法律媒介转化而来,规范和制约行政权力的运作,必须通过始终在场的交往权力来实现.     

中国古代权力伦理的系统建构及其与天道信仰的关系

“权力伦理”虽然是一个现代概念，但在中国古代圣贤对国家政治权力的论述中已“脉络性”地包含着丰富的权力伦理思想，它蕴含于古人的政治理想中并展开为如下环节：一个以天道信仰为终极依据的权力来源；一套以政治、法律、伦理为系统结构的权力依托；一种以上天-人民-国家为同心圈层次的权力本位；一条以天意-君德-民心为伦理纽带的权力关系；一组以公正、廉洁、忠诚、效能为核心价值的用权原则。但由于历史的局限，古代的权力理性始终无法摆脱政权垄断、继承权垄断和神权垄断的制度困境。只有“权为民所赋，权为民所用”的马克思主义权力观才真正回答了“谁之权力？何种合理性？”的权力伦理问题。     

行政腐败与伦理责任

本文认为,行政腐败的实质是公共行政人员以权谋私,违背公共责任.不同的社会与政治背景对腐败有不同的界定与态度.从制度层面上看,腐败源自行政权力的制度结构,根植于行政权力的特征与运行规律中,致使无法从根本上有效地加以扼制.这就有必要探讨扼制腐败的综合途径,通过管理的、法律的、政治的和伦理的方法,建立扼制腐败的有效机制,形成个体行政人员的道德责任感.     

控制公共权力非公共运行的路径分析——以公共选择理论为视角

公共选择理论从“经济人”假设出发,分析社会政治生活中的行为特征,为揭示我国公共权力非公共运行的原因及其解决途径提供了一种理论范式。我国应该从以权力制约权力的体制建设、建立公共权力运行的社会制约机制、完善公共权力运行的法制约束机制、加强公共权力运行的伦理规范这四方面对公共权力的运行范围和运行过程实施强有力的制约与监控,最终实现控制公共权力非公共运行的目的。     

城市化进程中的权力重构

城市中国的政治权力首先有国家权力纵向下移的痕迹,但是在城市建设与发展中,基于国家意志的政治权力遭遇了市场和社会权力的横向阻击。因此从城市的形成看,城市街区、住房与人口构成了城市空间的地理因素,但是在这些地理因素的背后,是政府、社会与市场,是人口、资本和技术革命。正是这些潜在因素的权力交织,形成了城市的不同形态。     

论从权力本位到权利本位的嬗变

权力是政治国家的主导运行规则,权利是公民社会的主导运行规则。权力与权利的关系反映了政治国家与公民社会以利益为联系纽带的对立统一关系。权力具有社会性、非对称性、强制性、与职责相对应性;权利体现自主性、公认性、与义务相对应性。从权力本位走向权利本位是发展市场经济的必然要求,是现代民主政治的重要特征。努力维护权利、切实保障权利、充分享有权利是文明社会的标志。当代中国要发展民主政治、建设政治文明、实现民族复兴,就必须实现从权力本位到权利本位的根本转变。     

传统人际伦理变异与权力寻租及其矫治

中国社会是一个以熟人社会为基本特征的社会。“熟人”待统中的人情、面子与权力的三要素的运作逻辑,在当下人际交往中发生扭曲性交换,并进而产生人际伦理的变异与权力寻租。因而实现人际伦理良性发展的关键在于正确认识“熟人”传统。从正式制度与非正式制度层面探讨人际伦理矫治。     

公共领域与权力的合法性基础——西方马克思主义基础理论研究

公共领域是西方马克思主义重建历史唯物主义的核心范畴。西方马克思主义认为,极权主义、晚期资本主义的一个本质特征是系统(经济子系统与政治子系统合一)与生活世界对立,是人民群众的被奴役和边缘化。权力的合法性基础是人民群众的拥护,没有人民群众支持的权力等于暴力。公共领域作为公共意识得以形成的领域,直接构成权力的合法性基础,因而,维护还是压制公共领域成为民主政治与专制政治的分水岭。哈贝马斯提出公共领域理论,本质上是提出了一种超越西方议会制民主的新形式,不仅对于历史唯物主义的基础理论具有建设性的意义,而且对于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和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的建设具有重大的实践意义。     

论中国特色的政治权力体制

作为政治权力取得、分配和行使的制度化安排,政治权力体制是国家政治生活的中枢和社会政治上层建筑的核心。政治权力的取得与分配,是政治权力体制的基础和支柱;政治权力的行使则是其外在表现。政治权力体制的建立和发展,取决于社会历史发展进程中的基本矛盾,体现出民族国家经济、政治与社会运行方面的特性。中国的历史和现实决定了政治权力体制的中国特色,即以中国共产党为核心的政治权力体制。要发挥政治权力体制核心的功能,中国共产党在自身建设方面,就必须超越一般政治组织把取得执政地位作为中心目标的境界,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以实际行动赢得人民群众的信任和支持。     

教育腐败的伦理规治

造成教育腐败严重的因素很多,教育权力者的道德水平与社会道德水平一起下滑以及教育领域某些权利与义务、权力与责任的界限不清无疑是其中重要的方面。对教育权力行为进行伦理的规治是防治教育腐败一个不可或缺的途径。要从伦理角度对教育权力腐败进行规治就要建设以个人道德自律为根基并以道德制度化、法律化和政治化等外在强制为保证措施的教育权力伦理规治体系。     

权力量化方法演进与实证运用研究

本文在综述权力量化指标和量化方法的基础上，着重阐释权力量化方法的演进路径，并预判和预研权力量化方法在政治学领域中的应用方向与应用领域，同时通过实证研究对权力量化方法的政治学应用进行阐述，为权力量化的系统化研究和权力规范场的学科建设提供方法论基础，对我国政治文化建设、社会治理优化和构建关牢权力的制度之笼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权力量化是现代政治学研究方法创新与突破的基础，虽因研究对象与研究路径的复杂性而面临诸多难题，但经过学界七十多年的尝试与拓展，已经建立一系列权力量化指标体系与量化分析方法，未来的研究空间与发展潜力巨大。     

大众传播时代传统文化的生存与合法性建构

中国传统文化的媒介化生存是艰难的,它为适应时代语境,去除(或弱化)其意识、思想、价值等内涵,而化约为现代知识。传统文化的知识化,成为"意识形态—国家权力—政治神话"的合法性路径。其中,政治神话在传统文化的常识性知识中实现文化认同以及民族主义的皴染;在伦理性知识中,政治合法性通过伦理的道德得以确证,从而实现国家权力与政治神话的自然化、永久化,并在一种看似顺其自然的秩序中实现政治意识形态的维系,实现权力合法性的孵化、生产与重构。     

论权力运行的伦理限度

一切政府权力都是有一定限度的。但目前学界热衷于对权力运行的法律限度的研究,忽视了对权力运行的伦理限度的研究。事实上,权力运行不仅仅是法学问题,也是伦理道德问题。权力受限的动因在于权力本身存在的道德悖论。从伦理学视角看,权力运行的伦理限度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是积极性的,即权力必须为公民谋福利;另一方面是消极性的,即权力要防止被滥用和误用。权力运行只有遵循伦理限度,才能够真正成为人类的至善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