观念追寻:中西哲学与宗教解决“转识成智”问题之思路与途径

一、问题的提出 “转识成智”是古往今来的一切伟大哲学与宗教面对的基本问题。这里的“识”是知识,指关于外部世界的客观知识;“智”是智慧,指人们据以行动的生活原理。“转识成智”要问的是:1.关于外部世界的客观知识能否给我们的生活提供规则与原理?2.如何确立我们的道德原则与生活原理?前者是转识成智何以可能的问题;后者是转识成智如何可能的问题。     

“转识成智”与“由智化境”——中西哲学形而上学之比较

中西哲学对形而上学的问题意识和路径各不相同。西方哲学将之阐解为从知识达到价值与意义世界的问题 ,走的是转识成智之路 ;中国哲学将之视为形上智慧的呈现与实现方式 ,走的是由智化境之路。然而 ,“转识成智”和“由智化境”分别是人类理性探究人生意义与价值问题的展开环节。真正的形而上学必须包括本体论与境界论 ,未来的形而上学应当是两者之合。中西哲学之争将由此趋于融合 ,达到解决。     

自由人格的可能性:以冯契为例

冯契的自由人格可能性思想包含三个理论的向度,即自由人格"是否可能"、"何以可能"和"如何可能",其中"何以可能"问题又可以分解为自由人格理论"何以可能"和自由人格本身"何以可能"两个子问题。冯契在解答这些问题的过程中形成转识成智的致思进路,构成自由人格可能性思想的主要内容之一。列维纳斯和梁漱溟的伦理学形成责任担当的致思进路,这个进路对于冯契的转识成智进路有一定的参考作用。     

超越科学主义和人文主义的对峙——冯契的"智慧说"解读

近代科学主义和人文主义两种哲学思潮的对立,其实质是科学和人生的脱节,知识和智慧的割裂.冯契的"智慧说"阐明了怎样"转识成智",超越了科学主义和人文主义的对峙."智慧说"的建构具有重大的理论意义.     

论“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教学的“转识成智”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教学实现“转识成智”,就是要将大学生对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知识学习转化为他们的智慧能力和人格力量不断获得发展的实践活动过程,这种转向既具有教学目的所要求的必要性,又有突破教学改革困境的紧迫性。淡化理论、彰显思想、传授方法、点播智慧是实现原理课教学”转识成智”的基本原则,反复锤炼课堂教学、开拓丰富实践教学、灵活安排平时练习、科学设计期末考核、充分利用文体活动、精心指导原著选读则是实现这一价值目标的具体途径。     

重读《相宗络索》新议

船山《相宗络索》对法相宗思想及其范畴体系条分缕析,重点是对精神现象进行心理方面的分析,揭示佛家转识成智、提升道德理性的智慧。其创意在于,将一刀斩断末那、顿悟之理融入法相宗;以转识成智与高扬乾健之气相融通;以圆成实性、现量实证识别真伪,成就道德理性。     

伦理问题及其他——过程分析的视角

李泽厚与杨国荣以对话的形式,对社会性道德与宗教性道德之分、伦理与道德的涵义、权利与善、经验与先验、历史与理性、心理与本体的关系,以及如何理解“转识成智”中的“智”等问题,作了理论上的讨论.杨国荣认为宗教性道德中蕴含着个体性的人生取向,这种取向不能完全等同于道德,由此,他更趋向于考察道德与政治、法律的关系及两者的相互制约,李泽厚则坚持社会性道德与宗教性道德之分.对伦理与道德,杨国荣关注两者的共同内涵,李泽厚则突出两者的区分.关于权利与善,杨国荣主张区分以一般价值原则等形式呈现的形式层面的“善”与表现为对人的合理需要满足的实质层面的“善”,由此侧重于权利与善之间的互动,李泽厚则强调权利优先于善.李泽厚提出“经验变先验”、“历史建理性”、“心理成本体”三个著名命题,杨国荣在充分肯定以上命题的重要理论意义的同时,主张以“先验返经验”、“理性渗历史”、“本体存心理”来延伸和扩展以上命题.对李泽厚提出的“金冯学派”传统与“转识成智”中“智”的涵义等问题,杨国荣作了简要回应.     

贺麟的直觉观考察

从哲学方法论的角度来考察智慧如何"得"的问题,自然会提出直觉何为的问题,易言之,对达到形上智慧的"桥梁"的探讨是方法论意义上的重要问题。在由知识到智慧的飞跃中,逻辑方法把握的只是具体知识,惟有后理智直觉才能证悟大道。笔者期望通过考察贺麟的后理智直觉,证成直觉在转识成智过程中的可能性及有效性。     

理想人格的现代诉求——试论冯友兰与冯契的理想人格学说

冯友兰和冯契在各自的哲学体系基础上,提出了各具特色的理想人格理论。冯友兰论述了"极高明而道中庸"的"境界人格"学说,而冯契则阐发了"平民化自由人格"理论,在比较的意义上,虽然两人的哲学立场、方法与进路迥然不同,但面对中国20世纪共同的时代主题,他们有着共同的哲学期许——"转识成智";两人的理想人格学说在"去圣化"与追求高明境界方面有"殊途同归"的契合;对当代理想人格理论构建有可资借鉴意义。     

构建“中国话语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批判性创新原则及其双重维度

站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之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历史方位,构建“中国话语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即是用中国精神、中国话语重塑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出场形态。这一重塑于方法论上不仅关涉由选择性继承原则向整体性继承原则的新生转进,同时还应在苏联哲学教科书体系统摄下的中国化形态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和中国传统哲学两个维度递次展开,凭借批判性创新原则规定新的出场形态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本质向度。纵观国内外研究,冯契先生可谓批判性创新原则的先行探索者之一,他所提出的“转识成智”的原则不仅突破了苏联哲学教科书体系的桎梏,而且使得中国传统智慧在“实践唯物主义”的理论框架内得到了充分展现。基于此,才能进一步探讨由“转识成智”向“交往生成”逻辑延展的必然性,从而为新时代“中国话语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出场形态培育系统而深厚的方法论根基。     

孟子“仁者得位”思想发微

关于"德性"与"位"的关系,孔子主要强调德性修养对"位"的前提性和先决性。孟子的"仁者得位"的政治主张则认为,由于"德性"与"位"的关系只是一种应然而非必然的关系,"德性"修养也即"内圣"并不必然开出"位"的"外王"实践。因此,在孟子"仁者得位"的理论架构中,对德行修养的关注让位于对"位"的重视,"位"成为德性修养亟须解决的问题,是德性修养自我实现的必不可少的方式和途径。进一步看,孟子认为,要实现"仁者得位"这一理境,唯有"王"位才是最根本的方式和手段。而"内圣"与"外王"的高度统一成为孟子"仁者得位"思想的理想之境。     

“天下犹一家,中国犹一人”——论王阳明“致良知”德性思想普世化之追求

明中叶,中国封建社会面临着种种危机."朝无能臣、国无治吏、士风衰落、生民苦困荼毒",程朱理学"空疏无用".人们的思想道德层面出现了普遍的道德信仰危机.王阳明提出"致良知"说.此说体现了王阳明对人的普世德性的关切和期盼,对普世怀仁和乐境界的追求."正心"、"诚意"、"致知"、"格物"等互相贯一的实践工夫论,为"伪圣"成德、凡人"成圣"提供了可行路径,并在举德政、社会教育和儿童教育等道德实践领域努力追求实现这一德性思想.     

《相宗络索》笺解(续六)——八识识体及其功能的证悟

第八识的识体有保持种子、异时成熟、趣生五趣、统摄诸根、生死不离、寿暖保持、攀缘名色、依时而食、入灭尽定、染净真心等功能,是客观存在的,并非虚妄;第八识所藏种子并非原来就有,而是被第七识熏染而成的。只有区别能熏与所熏(主体与客体),才能把握心理转换、心理疏导、还灭转智的关键,一刀斩断末那而开启觉悟。     

《易传》之“卦时说”与先秦“时”观念之形成

"时"在中国古代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概念.在先秦,它经历了由自然之"时",到"凡岁月日刻之用",进而发展成与人的命运休戚相关的一个概念的过程,而在这一转变过程中,<易传>之"卦时"说起了重要的作用.     

“理”“礼”会通,承扬道统——朱熹仁学思想探究

朱熹以宋明理学中的理气论、心性论为理论背景,强调"仁"是"心之德,爱之理",并融入了"生生之谓仁"的传统德性论观点,对"仁"这一概念的内涵与性质结合传统礼学进行了再诠释。他以天理为"仁"与礼乐相交通的依据和桥梁,并以"阴阳"、"动静"的辨证思维阐释了"仁"、"义"、"礼"、"智"四端并立又对立统一的关系。朱熹将礼学与理学在其仁说中融会贯通,既回归和张扬了先秦仁学之道统,同时也颇具代表性地体现出了"经学与哲学相结合"这一中国哲学特征。     

先秦管理思想中的“义”与“礼”

先秦学者(史称先秦诸子)在研究管理问题时,认为"礼"是一种管理秩序和规则,而"义"是管理秩序和规则不可缺少的基础.只有正确认识了义与礼的这种关系,才能顺利地开展管理工作.     

亚里士多德幸福思想中的“善”与“德”——以《尼各马科伦理学》为例

在亚里士多德看来,幸福与"善"、"德性"、"城邦生活"紧密联系;是一种合乎德性的善(好)的生存状态。他一方面强调作为优秀品质的德性对于幸福的前提性意义,另一方面更崇尚人的"德性的实践"作为幸福的有效途径。     

德性即知识?——亚里士多德对“苏格拉底”问题的应答及其根底

“德性即知识”是广为流传的一个哲学命题.“苏格拉底”虽然提出这一命题,但并未给予前后一致的界说与论证.亚里士多德在对德性及知识详细探究与界定的基础上,将其转化为“德性即明智”,并以此前后融贯地回应了相关的问题簇.亚氏的思想根底是:德性与明智都需依赖于作为价值系统的逻各斯.“德性即知识”这一命题背后隐含的实践问题因而是:德性根植于何处?     

意象——“未完成作品”艺术论

"未完成作品"是西方古典主义艺术批评家对法国印象派与中国、日本古代绘画的批评.中国绘画以不求"形似"的再现而以意象化的表现为艺术的旨归,所谓"不患不了,而患于了","意周而笔不周"的"未完成作品",具有超越时空限制的艺术意义.本文对"意象"观念的发生、类型作了正本清源的梳理,对中国绘画的意象化历程作了阶段分明的回顾,认为20世纪之前东西方艺术分野的标识是"未完成"与"完成"、"意象"与"形象"、"表现"与"再现".从印象派的"未完成作品"到西方现代派绘画的"表现"风靡画坛,东西方艺术从接近到沟通;百年之后,当西方艺术在"异类殊形"的路上越走越远,东方艺术家该如何对待?     

试论邓小平“变”与“不变”的辩证法思想

邓小平"变"与"不变"的辩证法,反复强调了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过程中哪些该变、哪些不该变,透辟地阐释了"变"与"不变"之间的辩证关系,明确提出了决定"变"与"不变"的依据和标尺.这无论是对于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还是对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都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