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西汉时期并州人口数量的变化看其国力的盛衰

在农业社会,人口数量是衡量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的重要标志之一。西汉时期,地处北部边境的并州,是农耕经济区与游牧经济区交错相接的地区,也就成为了农耕民族与游牧民族交流、碰撞与冲突的前沿阵地,其人口来源复杂,人口数量极不稳定,其变化大致经过了快速发展、持续增加和快速减少这一过程,而这一变化实则是西汉王朝经济和边防实力兴衰的晴雨表,折射出这个王朝综合国力由兴盛转向式微。     

西汉大司马职官考论

由汉武帝始置的大司马职官,其性质是加官,本身并无印绶官属,故极易控制。大司马可冠加于大将军、骠骑、车骑、卫将军之上,外掌军权,统理军事行政事务,代行汉初太尉的职权,又内秉枢机,领衔内朝参与决策,削弱了汉初丞相的权力。大司马职官上的特殊性,大大加强了西汉皇权专制。     

柳宗直《西汉文类》考论

柳宗直《西汉文类》是今可考唐代为数不多的由唐人编纂且未选唐人诗文的总集,虽然该集已佚,但编纂者柳宗直兄柳宗元所为序文尚存,其他典籍亦保留有是集的相关资料,据此可以考知该集的编纂动因、选录内容及标准、编纂体例及批评特点。尤其重要的是,《西汉文类》纂于唐古文运动盛兴之际,该集所体现的文学观、选学观等与唐古文运动有着密切联系。     

西汉西北地区长城地带探究——以西汉政府控制区为例

随着汉匈战争的胜利,西汉政府在长城内建设边郡,并完善长城防御系统。在长城外,先置校尉,再建城防御,紧跟着屯田保障,故而长城地带初见规模。在长城防御保障下,西汉政府通过徙民实边、允许戍卒家属居边、发配刑徒、安置属国等方法充实长城地带。内地而来的农耕者为长城地带农业的发展提供了劳动力、生产技术和生产工具。在西汉政府鼓励下,长城地带畜牧业也得以发展。这些都为长城地带经济的繁荣奠定了基础,为长城防御提供了支持;更稳定了西汉王朝边郡局势,宣扬了西汉国威;为丝绸之路贸易提供了保障,为长城内外的文化交流提供了环境。     

西汉王国相考论

西汉王朝的政治体制是郡、国并行制,即郡县制与王国分封制并存,郡县直属西汉王朝,王国则为封王管辖的地区。王国建有一套独立的职官体系,其中相是最主要的职官之一。王国相的设置、地位变迁、职权、任命以及与诸侯王的关系从一个侧面反映了西汉中央集权的强化。     

西汉翁主小考

翁主作为西汉时期的一个群体,在西汉的历史上有其一定地位。学界对翁主的研究也涉及翁主的各个方面,主要集中于翁主名称来源和含义、翁主的食邑收入、官属职掌以及在和亲中的作用。学术界一般认为翁主是汉代诸侯王之女的称谓,对此有不少研究,但仍有讨论的余地。     

西汉丞相封侯刍议

西汉时期,承袭秦制,丞相制度作为皇权最重要的辅助和补充亦得以沿袭并不断完善。丞相总领百官助天子理万机的职能定位,使其政治地位自然而然的处于百官之首的尊位;而列侯则是西汉时期异姓官僚政治地位最高荣誉的象征。探索两者之间的关系以及两者关系背后所反映的西汉政治、思想等诸多方面的痕迹,对于我们了解西汉政治生活的原生态有着重要的借鉴意义。     

西安理工大学西汉壁画墓初探

西安理工大学壁画墓是西安地区发现的第三座西汉壁画墓,壁画保存较好,内容丰富,不仅有西汉常见的镇墓辟邪、羽化升仙,还出现了东汉流行的反映墓主人现实生活的狩猎、乐舞等内容。画面线条纤细,人物眉清目秀,完全不同于汉代“粗犷朴拙”的绘画风格,为研究西汉时期京畿长安地区的社会生活、丧葬习俗及中国绘画发展史提供了最真实、鲜活的实物资料。     

西汉歌儿考辨

西汉音乐领域有一个特殊的群体,他们通常被称为＂歌儿＂。最初,他们只在宫中宴饮和祭祀上进行乐曲吹唱,发展到后来他们的身影开始出现在地方上,成为西汉社会一支不容忽视的音乐群体。     

西汉文学叙说

西汉文学的时间断限是公元前206年到公元25年。西汉文学的主要业绩表现在辞赋、文章、诗歌三个方面。辞赋作为一代之文学的代表,源于先秦,具有“体国经野,义尚光大”的时代特色。汉代文章积极关注现实,对后代影响巨大。汉代诗歌,古朴典雅,体被文质,其中乐府诗的影响尤其久远。     

东汉初年和末年人口数量

东汉初年和东汉末年的人口数量,史书没有记载,但这又是研究东汉人口史的重要问题。东汉初年和东汉末年,是社会剧烈动荡和人口锐减的时期。具体而言,造成东汉初年人口锐减的原因主要有战争死亡、严刑苛法死亡、灾荒和饥馑死亡、疾疫死亡等。东汉初年的人口数量只有西汉末年的约30%,即约有户367万、口1800万。东汉末年,人口再次大幅度减少,原因主要有黄巾大起义、董卓之乱、李郭汜之乱、军阀混战等战争因素引起的人口大量死亡,多次发生疾疫导致的人口大量减少。东汉末年的人口数量大约只有东汉永和五年的32%,即约有户310万、口1572万。     

政无为而法有为——浅谈西汉前期黄老政治的特点

西汉前期在无为而治的表象下,继承了许多先秦法家的特点,并对先秦法家进行了许多修正,抛弃了法家的刻薄寡恩,给法家政治披上了一件无为的外衣。     

从西汉法律看中国传统道德的法律化

道德的法律化是中华法系一个重要特征,其实质是通过儒者的活动把儒家的伦理道德转变为法官审判的依据或法律条文。从零星记载的汉律条文中可以窥见:在汉代,这一现象已经渗透到立法、司法中。立法方面表现为对"孝"、"尊老爱幼"及家庭伦理等基本原则的维护;司法方面,表现为"春秋决狱"。此后,在汉律影响下,传统道德继续其法律化进程,至《唐律疏议》的出现,则标志着这一过程的终结。     

东汉时期匈奴族的人口

根据有关记载推算,东汉和帝永元年间,南北匈奴的人口总数约有140万,这是我们所能推知的东汉时期匈奴人口的最高数。东汉前期北匈奴居住在漠北,南匈奴主要分布在并州、凉州、幽州的缘边诸郡。东汉中后期,匈奴人口逐渐内徙到今天的山西中部一带。东汉末年,一部分匈奴人被迁居到魏的邺城。     

西汉“陵市”简析

两千多年的中国封建社会中,出现过许许多多的大都市,这些都市既是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又是商业中心.随着商品货币经济的发展,也出现了一些专门性的商业市场,如军市、奴市、关市等.而西汉的"陵市",则是帝陵设邑制度的产物,是中国历史上非常独特的一种商业市场,是商品货币经济比较发达的标志之一.     

汉代中国与中西亚诸国

自张骞通西域后 ,我国汉朝与建国于今中亚、西亚的大宛、康居、大月氏、大夏、乌孙、奄蔡、条支、安息、黎轩等国间的交往联系加强了 ,我国汉朝较高的封建文化不断传播到中西亚各国 ,中西亚各国的优秀文化也传入汉朝 ,从而促进了汉朝与中西亚各国间经济文化的交流 ,有利于世界文明的进步和发展     

西汉法定徳属考辨

文献中常有"炎汉"、"炎刘"的提法,其实准确地讲这仅指东汉。整西汉一朝,始终未立火德,前期是水德,中后期是土德。至于西汉后期极为盛行的火德,并未被定为法定徳属,直到光武帝时才"始正火德"。若以为"炎汉"即为两汉,则是对历史真相的曲解。     

论汉代西域的人口迁移

两汉时期,西域发生了一系列具有一定规模人口迁移现象。人口迁移大致可以分成游牧民族间的迁移和农耕与游牧民族间的迁移两大类型。西域地区人口迁移包括了战争对人口的掠夺、汉族将士在西域的戍守农垦以及乌孙等游牧民族的全族迁移等。总体看,该时期人口迁移以强制性和被迫性迁移为主。该时期人口迁移对西域的政治经济、文化发展和民族布局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略论汉代的人口增殖政策及其社会影响

汉代统治者在王朝建立的初期,面对经济的残破和人口的锐减,颁布和实行了人口增殖政策,促进了人口的迅速增长。但随着土地兼并的加剧和人口的增加,地少人多的矛盾日益加剧,在汉王朝的中后期产生了过剩人口,出现了流民问题,影响了社会的安定和发展,汉初的人口增殖政策也就失去了它的积极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