汤因比史学新论（笔谈）

历史活着？是的，历史活着，那么历史学家的良知与睿智也将是常青的，它将穿越时空，连接东西，启示世人，教育后代。汤因比就是这样。汤因比作为20世纪的西方史学大家，在我国颇具知名度，其思想不仅在学界争鸣不已，而且其著作在坊间广为流传，比如他的“挑战与应战”之术语，也成了人们的常用话语。本辑文章就其史学思想进行研讨，其当代意义更是不言而喻的，这正是我们要以“汤因比史学新论”为题组织笔谈之缘由，《云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编辑部同仁，慧眼识题，迅速而成功地促成了这一辑选题的问世。学术创新，或据新材料之发现，或依视角之转换，所谓“新论”云云，也就是这个意思。本组笔谈，辑文五篇，需要指出的是，除我之外，皆出自青年之俊域，这些文章从某个方面，反映了当代中国学界对汤因比研究的水平，犹如带露的朝花，去迎接春天。我期盼着他们的成长，在秋日里丰收。至所望焉！     

全球化语境中“宗教文学”的抵抗性及其意义（笔谈）

全球化在促进民族文学走向世界文学的同时,可能对民族文学多元文化属性的固守及其发展产生不利影响.在这样的情况下,宗教文学自身所具有的抵抗性特质就具有了重要的文化价值.宗教文学在对民族精神与人类存在意义及其远景的终极思考中蕴含有一种根深蒂固的文化根性,它在民族文学保持民族文化品格、增强自身文化免疫力以及民族文学的主体性建构方面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当代宗教文学的文学史意义由此具有了重新评估的可能.     

当代新道家探讨（笔谈）

陆建华认为,新道家的建构从范畴的维度来看,就是不以道家现有的核心范畴为核心范畴或创造出新的范畴来建构新道家;从哲学资源的维度来看,一种方法是立足于道家,吸纳道家以外的思想建构新道家,另一种方法是只借助于道家自身的资源开出新的哲学;从个性与时代的维度来看,就是突出个性特点,使新道家既具有时代性,又超越时代局限性。商原李刚认为,道家在近代以来以小传统的形式得到发展,并形成了以生态的自然主义为主题的新传统,建构现代新道家要以此为基础,博采众长,实现自我否定和创新,形成以生态的自然主义为核心,以哲学、政治、生活等智慧为基本领域,以道论、无为论等为支柱的思想理论体系。谢阳举认为,广义的当代新道家的建构有三种理路：以“道”为建构体系的根本框架,这是学术观上的理路;“自然”是所有可能态势中不可打破的最佳态势,老子哲学不但是态势哲学,而且是关于最佳态势的哲学,态势哲学阐释与演绎的理路因而是建构当代新道家的理路;道家的“玄德”是深层道德,因此深层道德或日超越性道德的阐释和发展理路,也应该成为建构当代新道家的理路。     

文学十年笔谈

一九七六——一九八六,是我国文学蓬勃发展的新时期。为了探讨新时期文学的成败得失和发展趋向,本刊编辑部特邀我校中文系的几位同志参加这个笔谈会,请他们就各自感兴趣的问题发表筒约的议论,以祈引起思考。     

穿越《文心雕龙》（笔谈）

中国传统文化的现代发展与改造问题，是当前文艺理论界的热点话题之一。《文心雕龙》是中国古代文论的瑰宝，其研究成果也已丰厚，但如何以当代文学问题为视野对之进行反思，或可是一个新的研究领域。本组文章组织高校文艺学专业的博导和博士生，对此进行初步探讨，以期引发更多更深入的研究。     

中国何以现代？（笔谈）

“中国何以现代”,是思考和研究中国问题必然遇到且必须回应的问题。中国具有悠久的历史,创造了光辉灿烂的古代文明,在人类历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但是,中国悠久的历史和古代文明延续到今天,经历了一个“现代”转型的过程,不仅增添了新的内容,其形态也因此发生了深刻的改变。今天,我们看待、叙述或书写历史,都是在这样的基础上进行的。中国当今的社会、经济和政治皆是在这样的基础上构建和运行的。因此,今天的人们不论是对历史的叙事和书写,还是对现实问题进行探究和分析,都直接或间接、明确或隐晦地涉及“中国何以现代”的问题。然而,“中国何以现代”不是一个简单的问题。这是一个涉及面十分广泛,蕴涵着十分复杂的具体问题的宏大命题。它既是一个历史命题,也是一个现实命题,还是一个哲学命题。在对这个命题的持续追问中,不同时代所提供的认识工具有很大差别,不同历史条件下人们思考这个问题的立足点和角度也不尽相同。因此,尽管回答或阐释这一问题的观点和理论不断涌现,从而使这一问题的丰富内涵不断被触及和拓展,但圆满回答或解决这一问题的目标尚未达成。中国走向现代的过程受到了西方的深刻影响,是一个无法回避的问题。在今天这个时代,所谓的现代社会、现代国家、现代经济,其基本的组织方式、运行方式、基本原则、基本构架乃至伦理精神,都首先出现于欧洲。民族国家的构建和科学技术体制的形成,在其中扮演着关键的角度。经历了数千年独立发展并在此过程中创造了影响人类的重要成果的中华文明,正是在遭遇到直抵家门口的西方文明的碰撞和侵蚀之后,才逐步地发生了涵化式的变化,从而一步步地走向现代的。因此,对中国现代转型问题的考察和研究,总是会以这样或那样的方式,涉及或牵涉到西方影响的问题。但是,中国历史上的现代转型进程,不论是发端还是具体进程乃至最终的实现,皆有由中国历史和文化所造就的独特内涵。今天的中国通过改革开放所推动的现代化而稳步走进世界舞台的中央,更是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上实现的。总之,古老中国的现代转型和现代发展,尽管不乏对西方的学习和借鉴,在某个特定时期也有对西方的模仿,但从总体上看并不是按西方的道路和模式而实现的,而是走出了一条中国特有的路子。其间,中国悠久的历史和文化,由悠久历史和文化所孕育的创造力,发挥着根本性的作用。因此,对中国的现代转型问题的考察和研究,必须关注中国自身的主体性、创造性和独特性。忽视或忽略了中国自己的特色,就无法对中国的现代转型问题进行有效的阐释。今天,中国在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情况下,正在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并重新确立自己在世界上的地位。在这样的背景下思考和探索“中国何以现代？”这个命题,刚刚在国内出版的《现代中国的形成：1600—1949》一书,是值得一读的作品,能够为我们提供新的启发。在这部著作中,作者李怀印教授认为,现代中国的形成,是在一个长达三个世纪的国家转型过程中实现的。这样的现代国家转型过程,时间跨度长、涵盖范围广,以革命或现代化为主叙事的历史书写,无法对其进行有效的阐释。因此,作者以广为接受的现代国家四要素即领土、人口、政府、主权为分析依据,采取“宏观历史”的研究路径,结合中国的历史实际,有选择地聚焦于地缘战略、财政构造和政治认同三个关键变量,构建了“地缘、财政、认同”的分析框架,分别从地缘政治、财政－军事构造、政治认同三个向度来叙述现代中国如何形成的问题,为读者呈现了在长达三个世纪的近现代历史中的现代中国的形成过程和形成机制,以及中国近现代历史的一种独特的书写方式,更为“中国何以现代”问题的探讨提供了一个很好的切入点。在此我们约请了四位学者,以《现代中国的形成：1600—1949》一书为切入点,对“中国何以现代”问题进行讨论,汇集成一组专题笔谈,以飨读者。     

评世纪之交的香港文学

在“九七”以后 ,香港文学并没有像有些人担忧的那样走向萎缩和泯灭个性 ,而是获得了一个良好的生存环境。其“兼容并包 ,多元多样”的个性得到了巩固和发展 ,在中国文学中的特殊地位受到了高度重视 ,与内地文学的相互交流也进入了一个最好的历史时期     

新时代公法的理论视野（笔谈）

法律是民族生活的智慧沉淀,是共同体理性自缚的规则体系,是历史长河中“变”与“不变”的浑然一体。法律致力寻求的是超越和扬弃公共政治生活的不确定性,确认、保护并追求更为美好的理想秩序。法律学者则是发现、解释、建构这一理想秩序的智识主体,不仅有指导精细司法的守护之责,更有襄助理性立法的创制之需。法律学者以保守审慎为职业美德,其核心要义在于,洞明法的变与不变。因应时代之变,以分寸拿捏得当的审慎智慧把脉时代,为全部法律学者尤其公法学者之职分与使命。始于1840年的中国法治现代化在具体部门法层面取得了有效的技术积累和制度成就,但宪治层面的宏观理论体系与制度架构则仍然处于复杂的演进之中。2018年修宪是这一演变进程的当代节点。作为公法学者,我们深刻理解宪治关涉古今中西文明之大端,以及本国政法传统的创造性转化,因而难以比拟具体部门法的移植仿效功夫,而必有自身独立、整体之理解与创制。历史传统与时代性必然构成宪治思考的背景和限定因素。2019年恰逢建国七十周年、“五四运动”一百周年,其中蕴含的中国宪治精神要素与制度脉络极其丰富,而理论解释、论辩与建构之空间亦极其开阔。中国宪治精神从救亡图存演进为民族复兴,并有进一步拓展为“人类命运共同体”之文明宪治趋势,而汇为世界法治现代化进程之亮丽部分。同时,中国宪治精神之探讨仍需高度关注及汲取英、美、德、法等国宪治精神之比较经验。有鉴于此,云南大学法学院于2019年4月12日举办主题为“时代变迁与公法学者的使命”学术研讨会,邀集国内有代表性及深入研究的公法专家学者共同切磋研判,推动中国公法科学的理论多元化对话、竞争及富有内涵的发展,并对中国宪治的改革进步略尽绵薄之力。本刊精选其中优秀发言稿件,以“新时代公法的理论视野”为主题汇集成一期专题笔谈,以飨读者。此专题笔谈分别由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陈端洪、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研究员支振锋、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张龑、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法学院副教授田飞龙、西南政法大学行政法学院副教授王恒、西南政法大学行政法学院讲师邬蕾、广东外语外贸大学法学院讲师贺亚宜、云南大学法学院讲师刘敏、西南政法大学行政法学院讲师杨尚东共同完成。     

论世纪之交的文学精神

文学作为时代生活和民族灵魂滋润起来的繁花硕果，是寻求真、善、美统一的人类思维之树的美的结晶。处于世纪之交的中国文学，应该提升对现实人生的审美观照的时代视野，深化对人的解放与自由发展的本质力量的体悟，探求变革中的人生价值、理想的新建，使多元的艺术追求融入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与实践，凭借文学的灵性与独具的魅力，影响人们在困惑、选择、进取中不断超越现实功利的羁绊，实现文学对人的终极关怀。     

世纪之交文学地理研究的进展与趋势

作为世纪之交学科交融与学术创新的一个热点论题,文学地理研究受到了学界的广泛关注。本文首先揭示了文学地理研究的历史进程,在回溯文学地理研究历史渊源的基础上,将世纪之交的文学地理研究划分为20世纪80年代的吸收与酝酿时期、90年代的多元发展时期、21世纪初的走向整体研究与理论构建时期三个阶段;然后依次从区域性、专题性、整体性、个案性、理论性研究五个重点领域总结了世纪之交文学地理研究的重要进展;最后是对文学地理学研究预期走向的展望,提出应针对当前文学地理学研究所存在的理论研究相对滞后、实证成果不够显著、研究重心不够明确、文献基础不够坚实、学术交流机制缺失等诸多问题,加以重点突破。     

面向市场经济 深化史学改革（笔谈）

面向市场经济深化史学改革（笔谈）詹子庆（教授、副校长）：［编者按］《中共中央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明确指出：高等院校要在专业设置、教材内容和教学方法等环节上进一步深化改革，以培养出适应市场经济需要的人才。那么，作为基础理论学科的...     

后现代主义与中国文化建设（笔谈）

后现代主义与中国文化建设（笔谈）编者按：９０年代以来，后现代主义成为了中国文化界无法回避的话题，原因在于，后现代主义不仅是西方后工业社会某些基本“良知”的体现与发现，而且，其反思的取向触及到人类久远的形而上学传统与事关人本的原初设定和选择，显示出巨大...     

共同富裕视角下的民生建设（笔谈）

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提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使命任务,并指出“中国式现代化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增进民生福祉,提高人民生活品质是扎实推进共同富裕的重要基础;共同富裕则是增进民生福祉,提高人民生活品质的可靠保障。为此,我们聚焦“共同富裕视角下的民生建设”这一话题,邀请五位专家以笔谈的形式来展开讨论。何文炯教授《建设公平统一的社会保障制度》一文阐述规范社会保障项目设置、统一社会保障待遇规则、统一社会保障筹资规则以及建设社会保障服务标准等举措,以期回应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提出的关于“如何建立公平统一的社会保障制度”这一问题。岳经纶教授《共同富裕战略下健全社会保障体系的几个关键议题》一文认为社会保障制度在增进民生福祉,提高人民生活品质方面具有关键性的作用,由此提出共同富裕战略下健全社会保障制度的具体措施。张翼教授《中国式现代化与中国民生改善》一文以历时性视角梳理中国共产党领导和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各个阶段,从中观察中国民生改善的历程。向德平教授《民生建设视角下的乡村振兴》一文认为乡村振兴既是民生建设的目标与内容,也是民生建设的手段与方法,据此探索乡村振兴与民生建设共融共促...     

新时代学科评估改革的新思维（笔谈）

加快建立中国特色、世界水平的学科评估体系,是提升我国学科建设水平和人才培养质量的重要助力器。在全国第五轮学科评估即将开始之际,学科评估应更加突出其诊断功能,突破评价标准单一、偏重学术导向、加剧马太效应的三重制约,引领高校尤其是地方高校学科的特色发展。应转变学科评估在服务师资队伍建设中呈现出的量化倾向、行为主义倾向以及行政化倾向,引导新时代的学科评估更好地服务于高校的师资队伍建设。应寻求学科评估工具价值和理性价值的融合,关照不同发展阶段学科的主体需求,构建和谐共生的学科评估生态系统。应聚焦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彰显新时代学科评估中本科教育的使命与责任,以更精细的分类、更民主的参与、更科学的价值判断、更合理的评估标准,进一步发挥学科评估对高校尤其是西部高校学科发展的引领作用。     

世纪之交俄罗斯现实主义文学的转型

20世纪末的俄罗斯在经历了苏联解体、政体更迭与经济震荡之后进入了一个多元文化的新时期.社会的急剧转型极为深刻地影响了当代俄罗斯文学的发展进程.纵观当今俄罗斯文坛,面对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的挑战,有着深厚传统积淀的现实主义文学并未如某些批评家预言的那样走向灭亡,而是顽强地克服了自身的危机,完成了从封闭、机械、单调的艺术模式向灵活、开放、多变的艺术形态的过渡,进入了一个崭新的、充满现代意识的发展时期.     

中国近代文学研究的观念、方法与格局 （笔谈）

中国近代文学（1840—1919）是古典文学的终结,也是现代文学的开端。鸦片战争之后,中国迈着趑趄的步伐,从中世纪走向现代世界;中国文学体系也跬步日积,从古典向现代转型。与中国古代文学史学科、中国现代文学史学科并驾齐驱的中国近代文学史学科,成立于20世纪50年代。近七十年来,中国近代文学史学科先后崛起了两个研究范式:一是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文学研究范式;二是中国文学体系的现代转型研究范式。在这两个范式笼罩下,中国近代文学史领域取得了丰硕成果。迄今为止,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文学研究范式的潜力虽然还未完全掘尽,但其局限早已有目共睹;中国文学体系的现代转型研究范式因其解释尚具一定的有效性而仍在学界流行,但随着研究的深入,其不足之处也引起学者注意。这里刊出的五篇文章,从宏观到微观,对中国近代文学史学科的一些重要问题进行了富有个性的探索。在宏观层面,马昕的《“晚清”还是“近代”》认为,“近代”概念依托旧民主主义文学研究范式,内中隐含着进化论的思路;“晚清”概念则与传统文学史观念接榫,内中隐含着更多变化和可能,因此用“晚清”替代“近代”或者预示着研究范式将发生新的转移。为构建中国近代文学史学科的自足空间,揭示其自性所在,马勤勤的《中国近代文学的发生学问题》以清末民初的女性小说文类的兴起为例,说明中国近代文学产生于共时空间中异常广阔的社会、历史和文化场域。民国古典文学是一个庞大的历史存在,在现有文学史体系中却无立锥之地,王达敏在《文学史如何妥置民国古典文学》中为民国古典文学回归文学史提出了两种可能的路径。在微观层面,李思清的《近代文学视野中的“Christian Literature”》对新教传教士在华文学活动的研究史进行了简要回顾。他认为,传教士不仅带来了西学,也通过编、译、写等方式参与了近代中国的文学生产。潘静如的《近代诗词的“未充分经典化”及其研究》认为,由于近代诗人、词家距今太近,其作品并未充分经典化。因此,学者在研究中应慎选方法,以免出现“研究的热情与密度超过了被研究对象所能承受的阈值”的尴尬。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一直是研究中国近代文学史的重镇。此次笔谈的四位作者李思清、马勤勤、马昕、潘静如是我文学所的年轻同事。他们与文学所另外数位青年学者一起,组成了一个很强的研究中国近代文学史的学术群体。这一群体的学者春秋正盛,有鸿鹄之志。他们治学刻苦,又好深湛之思,或握灵蛇之珠,或抱荆山之玉。可以预断:他们与全国其他青年学者一道,在不久的将来,一定会在中国近代文学史研究领域另开新局。     

公共管理学本土化问题笔谈（四篇）

近几年来,公共管理学越来越引起国人的关注。有人将此现象称为“公共管理学的崛起”,不无根据和道理。然而,应当承认,直到现在,我国关于公共管理学的论著,多数还是以译介和评论国外的研究成果为主,尚缺乏立足于中国现实的系统研究。公共管理学在我国的崛起,说明它适应了我国公共管理改革和发展的现实实践的需要。但是,我们研究公共管理学的根本目的,还在于指导和推动我国公共管理的改革和建设。国外公共管理学的理论虽然对我们有重要的借鉴作用,但其模式设计及具体内容和方法对我国却不一定都适用。这就提出了一个公共管理学的本土化问题。为此,本刊特邀几位专家学者就此问题发表有关见解,以期引起对于公共管理学本土化问题的关注和讨论。     

推进高质量基础教育体系创新性发展（笔谈）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提出,“我们要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加快建设高质量教育体系”,这是新时代新征程中国教育改革发展的价值遵循和行动指南。而基础教育是提高国民素质的奠基工程,在整个国民教育体系中处于基础性、先导性的地位。如何办好人民满意的基础教育,推进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是亟待探究的重大时代课题。为此,我们聚焦“推进高质量基础教育体系创新性发展”这一主题,邀请五位教育学专家以笔谈的形式展开探讨。徐继存教授《教育优先发展背景下如何建构高质量基础教育体系？》一文,从坚持教育优先发展,建设高质量基础教育体系出发,提出办好人民满意的基础教育,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优质的教育支撑。何云峰教授《教育优先发展战略如何落到实处？》一文,从教育优先发展战略及其必要性、教育优先发展战略的宏观落实和教育优先发展的微观路径三个方面分析,为全面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提出的保障教育优先发展提供了方向性建议。和学新教授《构筑创新性发展的课程开发体制机制》一文,从创新性发展的课程开发体制机制建设出发,指出建立起中国式课程开发体制机制,推进中国教育学话语体系建设,为高质量基础教育体系保驾护航。朱桂琴教授《高质量...     

关于“生活美学”（笔谈）

主持人语：目前,“生活美学”已经成为了全球的最新美学思潮,国际美学界在拓展美学疆域的基本路数上是一致的。德国美学家沃尔夫冈·韦尔施所做的工作是呼吁美学回到日常生活,并将这种美学称之为“超越美学的美学”,也就是超逾“以艺术为中心”的美学。在波兰举办的第18届世界美学大会上,当韦尔施重提“超越美学的美学”话题之时,却得到了美国环境美学家阿诺德·伯林特的反驳,但伯林特要求美学走向环境与韦尔施主张美学回到生活其实是殊途同归的。然而,生活美学并不像艺术哲学和环境美学那样是由西方美学家提出并占据了主导的美学思潮。东西方美学家几乎共时性地提出了“生活美学”的理念,而且,中国美学传统自本生根地就是“生活美学”传统。刘悦笛邀请国际美学协会前任主席柯提斯·卡特主编的《生活美学：东方与西方》英文文集,就致力于在全球范围之内、在东西互动之间来共同推动生活美学的进展。刘悦笛指出生活美学是东西方异曲同工创造出来的,它有着东西方两种哲思资源,但也面临着挑战,需要加以积极应对。赵强进而指出,晚明时期生活美学的要义就在于以“受用清福”为旨归的生活观念的生成,以营构艺术化、优雅化的日常生活情境、增进世俗日常生活的快乐为旨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