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2年帝国主义者破坏上海工运的罪证

1921年的七月,中国共产党在上海举行第一次代表大会。不久以后,党就成立了公开领导工人运动的机关——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由于中国工人阶级革命要求的高涨和党的正确领导,从1922年1月到1923年2月,出现了中国工人运动史上第一次的罢工高潮。上海工人也不例外地卷入了这次罢工高潮,按理,上海是全国工商业中心,工人阶级队伍最大,劳动组合书记部又设在上海,在这次汹涌澎湃的全国罢工高潮中,罢工斗争应跑在前面,但其来势却稍逊于其他城市。追其主要原因,正如邓中夏同志曾指出的:“上海为帝国主义的大本营,帝国主义在本国已积有百数十年压迫罢工的经验,对付中国新生的幼稚的罢工运动自然是优有余裕。”为了具体说明帝国主义者对付这一时期上海工人运动的一些罪恶活动,我初步收集和整理了以下的一些资料,供研究帝国主义侵华问题同志们的参考。由于收集的资料不多,整理方面又限于水平,谬误、挂漏和片面之处,必不在少数,希望大家指正。     

安源工人大罢工的历史真相

一九二二年全国闻名的安源路矿工人大罢工,是在中共湘区委员会和毛泽东同志的领导下,经过李立山等同志的长期准备,在刘少奇、李立三同志的直接指挥下发动起来并取得胜利的。可是,林彪“四人帮”为了实现他们篡党夺权的野心,文化大革命一开始,就打着“高举”的旗号;把安源工人罢工史篡改得面目全非,他们非但完全抹煞刘少奇、李立三在领导安源罢工中的功绩,而且故意颠倒黑白,捏造罪名,诬陷刘少奇同志在安源罢工     

统一战线在省港罢工中的作用

今年是省港罢工六十周年。1925年6月19日,二十余万香港工人和广州沙面工人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为反抗帝国主义的侵略压迫、争取民族解放而举行罢工斗争。这次罢工以其规模之大,时间之长,组织之缜密,影响之深远而闻名于国内外。毛泽东同志总结我党在民主革命时期统一战线的经验时曾说:工人阶级“虽然是一个最有觉悟性和最有组织性的阶级,但是如果单凭自己一个阶级的力量,是不能胜利的。而要胜利,他们就必须在各种不同的情形下团结一切可能的革命的阶级和阶层,组     

一九二五年英商福公司焦作煤矿罢工

一九二五年,在五卅运动中爆发的英商福公司焦作煤矿大罢工,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进行的一次伟大的反帝爱国运动。这次斗争规模之大、时间之长、声势之猛,是我国工人运动史上前所少有的。在这次罢工结束几天后,毛泽东同志于一九二六年三月十三日在《中国青年》上重新发表了经过修改的《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的重要著作,给予焦作煤矿罢工和这一时期全国各地罢工运动以极高的评价,指出:“工业无产阶级虽不多,却做了民族革命运动的主力。我们看四年以来的罢工运动,如海员罢工,铁路罢工,开滦及焦作煤矿罢工,沙面罢工,及‘五卅’后上海香港两处之大罢工所表现的力量,就可知工业无产阶级在民族革命中所处地位的重要。他们所以能如此,第一个原因是集中。第二个原因是经济地位低下,他们失了工具,剩下两只手,绝了发财的望,又受着帝国主义、军阀、买办资产阶级的残酷的待遇,所以他们特别能战斗。”     

邓中夏与省港大罢工

<正> 震惊世界的省港大罢工是同优秀的共产主义战士邓中夏的名字分不开的。从大罢工的发动、罢工工人的组织、罢工策略的制订、罢工的宣传教育工作以至大罢工的经验总结,所有这些都凝聚着这位中国工人运动先驱者的心血。今年是省港大罢工的六十周年,本文拟探讨邓中夏对省港大罢工的贡献。前赴香港发动罢工省港大罢工是为抗议帝国主义制造“五卅惨案”、支援上海人民反帝斗争而发动的政治性大罢工。以香港工人为主,也包括广州沙面租界的中国工人。     

爱国华侨对“五卅”运动和省港罢工的经济支持

“五卅”运动、省港大罢工至今六十年了。在这场为反对帝国主义、求得民族解放的伟大政治斗争中,记载着海外广大爱国华侨的功迹,其表现之一,就是他们在经济上对“五卅”运动和省港大罢工的支持。“五卅”惨案的消息传到海外,广大华侨闻风而动,急罢工工人之所急。旅日华侨懂得,罢工斗争,“需财孔亟,工人生活,尤觉甚虞”,决定“募金资助,”以“多筹现款,接济国内作战同胞”,并向海外侨胞提出“吾人当以金钱铁血为国内同胞后盾。”①各地侨     

于光远传略

(一)生平简介于光远1915年生于上海市。他的父亲毕业于兵工专门学校,是个与西方思想有所接触的爱国知识分子,与腐败的官场格格不入,因此经常失业。母亲是个克勤克俭贤妻良母式的家庭妇女。于光远的儿童时期和少年时期,生活在清贫而又和睦民主的家庭里。父母对旧社会的不满也深深地印在于光远的心中。于光远十岁时,上海发生了“五卅惨案”。在学校进步教师的带领下,他参加了为支援罢工工人的募捐和抵制英货、日货的活动。于光远自幼养成了勤奋自学的习惯。在初中时期就自学高等代数、解析几何和微积分。从15     

五卅运动在太原

一九二五年“五卅惨案”在上海发生后,为了把反帝斗争推向全国,在共产党人蔡和森、李立三、刘少奇等同志的领导下,以上海总工会为核心,联合上海学联会和商界,于六月一日举行了声势浩大的罢工、罢课和罢市运动。消息传来,太原各界纷纷起来罢工、罢课和罢市以及通电、捐款等表示坚决支持,并组成了“太原市沪案后援会”。随着形势的发展,于六月二十五日在文瀛湖(现海子边人民公园)举行了群众大会,傅懋功(彭真)担任大会主席,参加大会的     

商品问题上的争论不仅是概念之争——与雨田同志商榷国营企业“出售”给职工的消费品是否商品

读了《学术月刊》第二期雨田同志与骆耕漠同志讨论关于国营企业售卖给职工的消费品是否商品的文章,引起我很大的兴趣,禁不住要来参加讨论。一国营企业“售卖”给职工的消费品实质上已不是商品骆耕漠同志在“社会主义制度下的商品和价值问题”一书中提出这样一个论点:“工人实质上并不是按商品买卖关系向他们自己的工厂提供劳动力;因此,国家商店将工人生产出来的生活资料‘出售’给工人,也就不     

试论一九二五年九月安源工人运动受挫的原因和教训

安源是中国工人运动的策源地之一。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安源工人向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展开了轰轰烈烈的斗争,经历了严酷的考验,取得了罢工斗争的胜利。在“二七”人罢工失败的恐怖日子里,安源工人俱乐部成了当时全国“硕果仅存的工会”,它像夜空中的一盏明灯,闪耀着夺目的光辉。     

上海工人阶级“六三”政治大罢工

五四运动是中国旧民主主义革命和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分水岭。它是一次彻底的不妥协的反帝反封建的革命运动。五四运动可以“六三”为界,划分为前后两个阶段。毛泽东同志指出:“五四运动,在其开始,是共产主义的知识分子、革命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和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他们是当时运动中的右翼)三部分人的统一战线的革命运动。它的弱点,就在只限于知识分子,没有工人农民参加。但发展到六三运动时,就不但是知识分子,而且有广大的无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参加,成了全国范围的革命运动了。”在这场革命运动中,中国工人阶级开始表现出自己强大的战斗力,“上海、唐山、长辛店等地的工人,以中国历史上第一次的政治罢工参加了全国人民的反帝国主义斗争,帮助斗争迅速地得到了胜利。”本文着重论述发生在六十年前的,上海工人阶级“六三”政治大罢工的酝酿、展开、特征和意义,结合剖析小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在这场运动中的表现。     

地方工会“上代下”与工资集体协商——以南海本田事件为例的研究

2010年广东南海本田工人罢工及工资协商中,广东省总工会发挥了重要作用,而其介入到下级工会推进工会民主建设和工资集体协商的做法被称为“上代下”.“上代下”工作机制产生的根本原因在于企业工会的依附性和代表性危机.作为政府代理人的地方工会,面对工人日益增多的代表性诉求,需要实现从代理人向工人利益代表者的转换.帮助企业工会进行民主建设、推进工资协商则是代表性构建的主要措施.地方工会通过“上代下”进行集体协商,不仅解决了工人工资增长诉求,还有效平息了罢工,产生了形塑工人行动路径的非预期性效果.也就是我们常说的“围绕中心、服务大局,为经济加油,为党政分忧”,这也是体制内的要求.     

关于1922年香港海员罢工的几个问题

1922年1月12日至3月8日的香港海员罢工,已经过去四十年了。这次罢工是近百年来中国人民对英国帝国主义进行斗争中的第一次大规模的胜利,又是中国共产党成立后中国工人第一次罢工高潮的开端,在中国工人运动史上具有重大意义。关于这次罢工,过去已有人作过不少研究。但是,有几个问题还待进一步解决:罢工期同斗争形势的发展问题;海员工人斗争策略的特点问题;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如何帮助并指导这次罢工问题;广州国民党政权对海员罢工的态度问题等。本文拟根据目前找到的一部分原始资料就上列问题作一些初步的探索。     

近代上海苏北人无法成为中国共产党的倚重力量吗?——兼与《上海罢工》作者裴宜礼商榷

美国学者裴宜礼在其《上海罢工》一书中认为:来自苏北及以北地区的半技术和非技术劳工,罢工次数多但无效,主要靠乡情、性别、行会、帮会来加强团结,中共无法影响他们;有技术的南方工匠,罢工次数少但有效,其组织形式与中共相似,有政治诉求,易于接受共产党动员。但该结论无法解释上海苏北人在1925—1949年工人罢工斗争中所起的重要作用。海外学者立足于西方学术话语体系,忽视中共对苏北苦力的团结、教育和组织作用,且掌握的史料不够全面,为了自圆其说,只挑选对其立论有利的史料,未能整体把握中国革命的内在规律,其研究结论存在诸多值得商榷之处。     

一九二四年上海徽帮墨匠罢工风潮——近代中国城市手艺工人集体行动之分析

四、一九二○年代手艺工人集体行动之简要分析 墨作是一种传统的旧式行业,徽帮墨工的罢工则是一个典型的手工业工人集体抗议行动。制墨工人具有高度的传统技术,他们是“技术工人”(skilled workers),也同于欧洲史上的“手艺匠人”(artisans, craftsmen),却与工业化时代所产生的现代工厂工人(即“非技术工人”unskilled workers)或所谓“工业无产阶级”(indust rial proletariat)迥然有别。近年来的研究,几乎一致肯定近代欧洲工人运动中,手     

“五四”运动后一阶段应从何日算起

学界一般以中国工人阶级开始登上政治舞台为标志,把“五·四”运动划分为前后两个阶段,即前一阶段是以学生为主力军的各类知识分子的反帝反封建爱国运动,后一阶段是以工人阶级为主力军的包括知识分子、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参加的反帝反封建爱国运动。而六月三日则被作为这两个阶段的分界日。笔者对划分的标志没有异议,但对六月三日作为“五·四”运动后一阶段的起点觉得不够准确。理由是: 首先,中国工人阶级登上政治舞台不是六月三日而是六月五日。史料记载,六月三日乃至四日,国内工人并无政治罢工的举动和有组织的政治斗争。工人阶级的政治罢工开始于六月五日,即上海日资内外棉第三、四、五纱厂和口华纱厂、上海纱厂等处的工人罢工。以后罢工运动才日益扩大。     

“二七”斗争的革命精神

什么是“二七”斗争的革命精神,史学界认识不甚充分,本文拟再作探讨。具体地说,二七斗争的革命精神表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1、高度的革命自觉性,主要表现在斗争目的明确,自始至终都是为自由、为人权而战。1923年2月1日,京汉铁路总工会发表的,2月4日实行总同盟罢工宣言,就号召全路工人,“为争自由,争人权而战”,“为在政治上争取自由而斗争”(罗章龙《京汉铁路工人流血记》第25——28页,以下只注页次)。全路总同盟罢工开始以后,长辛店分会在罢工通电中,也指出:“此次罢工原因,完全是为争自由争人格”(第32页)。充分地体现了“这次的罢工,是争自由的政治性质的罢工”(第181页)。不仅如此,京汉铁路工人阶级奋起与黑暗势力战斗,他们所求的,不纯属本阶级的利益,是为全国劳苦大众的自由。2月5日,     

郭沫若研究札记

一、邓中夏的一首《女神》体诗邓中夏是我国早期的共产党人、杰出的工人运动领导人之一。他在从事繁忙的革命实践活动的同时,十分关心文艺的发展。“五四”运动后,他曾写《新诗人的棒喝》、《贡献于新诗人之前》等诗文,批评当时诗歌创作上的不良倾向,对新诗人提出了宝贵的意见,文中十分推崇郭沫若的诗剧《棠棣之花》,认为它表现了“民族的伟大精神”;认为郭若的作品,“尽象《棠棣之花》,那就好了”。一九二四年十月十三日,共产党员、工人运动的领导人之一李启汉被释放出狱,邓中夏摹仿《棠棣之花》中夏嫈的唱词写过一首《送李启汉赴××》的新诗: 去吧!战士呀! 我们是为群众而入牢狱的。我们从牢狱出来, 我们仍回群众间去。战士呀!去吧!试与夏嫈的唱词相比:     

试论五四运动的革命性质

五四运动发生于大转变的历史时代,揭开了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史的第一篇章。关于五四运动的革命性质,史学界长期以来是有争论的。去年8月,朱务善先生发表了“五四革命运动是否就是新民主主义革命?”一文。文章认为:“新民主主义革命运动必须有无产阶级的领导”,“没有无产阶级和共产党的领导,就不能称之为新民主主义革命”;但“五四革命运动的产生是自发的”;不仅李大钊同志等在北大组织的马尔格斯学说研究会“没有领导五四运动”,而且“五四时期,并没有中国无产阶级参加,到‘六三’才有上海工人起来罢工支援,然而那时工人阶级的先锋队——中国共产党还没有形成,更谈不到无产阶级和共产党在五四运动的领导”;“因为没有共产党没有无产阶级领导”,所以五四运动“不是新民主主义革命”,而只是“为中国民主主义发展开辟了新的阶段的前景”。这就是说,文章涉及一系列发人深思的问题:如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根本标志,五四运动产生的自发性,共产主义知识分子和无产阶级(它的思想、它的战斗力量)在整个运动过程中所起的作用,五四运动的革命性质及其历史地位等。本文试图就上述问题提出自己肤浅的看法,以求教于史学界前辈及诸同志。     

首战告捷——党领导的第一次罢工

党的“一大”明确规定了当时的中心工作是发展工人运动,并决定在上海设立公开领导全国工运的总机关——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从此,工人运动便在党的领导下大踏步前进。 第一次罢工发生于何时何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