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初名儒李颙的治学之道

李颙对理学的重要贡献在于他为清初理学的治学之道开辟了一条新思路．这个新思路由“明体适用”开始,由“悔过自新”入手,并坚持传统理学的为学之道和为学之义,在“明道”“体道”的不断探索中,进而去“行道”和“达道”,最终进入学的最高境界,实现“弘道’的目的。而这一切都不能背离“经济实学”的儒学初哀。这既是对宋明理学偏重心学和性理空谈的一种纠正,也是向原始儒学的一种复归,是对理学的一种发展。     

论石介思想的贡献及其时代意义

石介是北宋初期著名的“三先生”之一 ,也是理学的奠基者之一适应宋初新的经济、政治形势的需要 ,大力倡导儒学复兴。他对儒学多方面的理论问题作了初步探讨 ,其贡献尤其表现在两个方面 :一是猛烈抨击佛道二教和腐朽的文风 ,从而为新的思想的产生扫清障碍 ;二是大肆提倡儒学的道统说 ,以此来与佛道的法统说相对抗 ,产生了很大影响。石介的思想已展示出理学形成的历史必然性与进步性。我们应该给理学以公正的评价     

"诚"--周敦颐对天道与人道的贯通

周敦颐通过对“诚”这一范畴的阐发和论证 ,在打通天道和人道的具体环节上作出了努力 ,初步完成了伦理的天道化和天道的伦理化 ,构建起了理学基本理论框架的雏形。这一重大理论成果不仅为儒学抗衡佛道提供了新的理论武器 ,也为儒学在宋明时期的再度崛起并重新成为中国思想界的主流奠定了基础。     

韩国儒学与崔济愚对传统儒学思想的改造

韩国儒学的发展大致经历了传入、接受、传播、儒佛兼学、性理学5个时期。李朝儒学所代表的韩国儒学旨在为儒学思想提供形而上学的本体论证明,李退溪、李栗谷等儒学学者正是围绕这一使命而展开研究和著述的,如此性理学可谓＂极高明＂之哲学;批判性理学的实学思想则注重经世致用＂济民救世＂因而是道中庸的哲学。朝鲜半岛儒学发展至19世纪中叶始有大的改变,这便是东学的建立,东学创始人崔济愚通过引入＂侍天主＂概念、批判基督教、引入＂至气＂范畴,分别对传统儒学中＂天＂的概念、＂天人合一＂思想、理学之＂气＂进行了改造,从而使传统儒学成为含有儒释道、基督教及其传统巫教等内容的一种新宗教,对韩国儒学的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     

论道家在宋明新儒学形成与演变中的作用

在宋明新儒学形成和演变过程中 ,道家起到了十分重要的催化作用 :北宋儒学家借助于道家本体思维模式对传统儒学进行新的诠释 ,创立了理学这一儒学新形态 ;南宋朱熹继续借助道家本体思维对原始儒学和北宋新儒学进行综合提升 ,集理学之大成 ;明初儒学家在程朱理学渐趋僵化之际 ,适时地吸收了道家思想以改造理学 ,使理学过渡为心学 ;明中叶王阳明对儒佛道思想进行融会贯通 ,集心学之大成 ;明代中后期 ,由于王门后学大量引用道家思想及佛教禅学来改造阳明心学 ,致使心学性质逐渐发生变化 ,终至解体。     

一本有特色的思想史新著

新春伊始,张岂之教授的新著《儒学·理学·实学·新学》由陕西人民出版社出版了。《儒学·理学·实学·新学》是一本论文集,但和普通论文集的不同之处在于,她有着一种整体构思。从形式上看,她按照历史顺序,分为“儒学篇”、“理学篇”、“实学篇”、“新学篇”,实际上,这些部分正是思想史研究的“热点”或“关节点”,从这些肯綮下手去把握中国传统思想文化,就犹如解牛的庖丁,“恢恢乎其于游刃必有余地矣”。在各个关节点上,作者都提出了有创见性的观点,例如对儒学“人学”思想体系的剖析、论儒学的理性自觉与独断主义、关于宋明理学的研究方法论,清初三大家(王夫之、黄宗羲、顾炎武)的各自特点和贡献,中国近代哲学的主线、内容和特点,等等。在这些“点”上,特别可以表现作者的理论思维深度,这也是本书的第一个特点,     

近古哲学本体论与郝经的文学批评

中国学术发展到宋元时的一个重要变化,即是理学的兴起和儒学的本体化。理学汲取佛、道的本体思辨与认识方法,将“理”看作世界的本源和根本规律,由此也深刻影响到文学批评,使之开始由感悟象喻式批评转向本体思辨批评。元初著名理学家、文学家郝经即突出体现了这一特点,其“文道论”“文法论”便是藉此思维得以超越前人的系统建构,不仅在批评史上影响颇大,也是当代文论建设重要的理论资源。     

论孙奇逢《理学宗传》的性质

孙奇逢的《理学宗传》作为一部总结汉唐宋明儒学的编著,以排斥释老之学、合通儒学派别之异为标旨,是孙奇逢理学观的直接体现。其中,孙奇逢的主要关怀在于建构合同汉宋、朱王的儒学道统,这一点充分体现在《理学宗传》的结构和标准中,并最终决定《理学宗传》学道的性质。进一步说,《理学宗传》和《明儒学案》的性质呈现出道与术的不同旨趣,黄宗羲以《明儒学案》的编纂标准来评价《理学宗传》,不免失之偏颇。     

从"道问学"与"尊德性"之辩看理学对自然科学的态度

无论是“道问学”还是“尊德性”,都只注重人的道德修养,注重客观事物的伦理意旨,因为儒学的本质是修身为本的为政之学,其主旨是不可能重视自然科学研究的,所以儒学的盛行尤其是理学在明代的一统天下,严重影响了中国自然科学的发展。     

论南塘韩元震的性理学思想

韩元震是朝鲜朝时代的一位重要的性理学者。他与魏岩李柬的论辩,形成了韩国儒学史上继“四七论辩”之后的又一次著名论辩即“湖洛论争”。在“湖洛论争”中,韩元震提出的“未发心体有善恶”和“性三层”说的观点,对其后的性理学者产生了一定影响作用。     

朱子、退溪与佛道思想

儒学与佛老的斗争融合,至宋代理学的兴起,渐由政治经济层面深入到思想学术的层面。理学东播朝鲜,也经历了大致相同的历程。素有海东朱子之称的韩国大儒李退溪与理学集大成者朱熹,在学术思想和立身行谊方面,都极为相似。朱子、退溪将儒学与佛、道之学的异同辨析豪芒。寓汲取于排斥之中,将佛、道的思想资料,纳入到儒学体系中来,使之得到进一步的升华。太极图与天命图的阐释与改制,具体地表现了他们的这一成就。     

再论柳宗元与儒学复兴

柳宗元对唐宋思想转型和宋明儒学复兴作出了重要贡献。一是主张“宣涤凝滞,统合儒释”的开放创新道路,倡导“文以明道”的古文运动,发扬由我而得圣人之道的义理学;另外,在柳宗元看来,儒释相通、儒道相融、儒子相蓄,主张以宽广的胸怀凝聚诸子学派之精华。同时,他在气化本体论、天人关系、人性论和理想人格等方面对两汉以来的思想进行了批判总结,提出了元气自动说和“天人不相预”,主张人性“自然”论,倡导理智和意志相结合的理想人格论,积极应对佛教的挑战,对理学的发展和儒学的复兴起了链接作用。     

刘宗周“一齐俱到”的心性内涵及理论意义

“一齐俱到”,是由刘宗周解释《周易》而独创的思想,是刘宗周理学的核心思想和范畴,也是后人理解刘宗周理学思想的一把钥匙。所谓“一齐俱到”,就是指天地生生之道不是一个前后生成的过程,而是一个共时性的生生关系,而人能够以心统易,呈现出天地人“相蕴而生”的圆融境界。这就意味着,喜怒哀乐之已发未发并无前后之分,而只有表里之别。心体无动静,却有寂感;性体无间断,而能流行。“一齐俱到”实现了程朱理学与陆王心学的融通,也使儒学中的心、性、气等范畴统而一之。     

经学即理学：顾炎武对宋明理学的批判

顾炎武对理学的批判,主要是对明代及清初之“伪理学”即阳明心学及其末流的批判,其主要论点是心学为经学之害、心学清谈误国、心学“不自知堕于禅学”和“外仁、外礼、外事以言心”。这些批判也附带着一些对于程朱之学的负面评价,不过这些负面评价,主要是认为《二程语录》《朱子语类》之类的语录在客观上给脱离经典而空言性与天道的心学之兴盛提供了适宜的条件,同时也认为程、朱的某些言论有涉禅之嫌和导向心学之可能,这反映出顾炎武的儒学发展思路不同于宋明理学家融合儒、释、道的儒学发展思路,而是主张在保持儒家文化的纯正性前提下来发展儒学和体现儒学的经世实用之功效,但在总体上顾炎武充分肯定了程朱理学“据经论理”的经学本性,并否认宋代理学与明代心学之间有必然联系。然而,在以“仁”为核心价值的儒家文化价值观上,顾炎武通过对儒家“性善”理念的重新诠释,又表达了其不同于以程、朱、陆、王为代表的理学家主张“存仁灭私”“存义灭利”的价值观：以“仁爱寓于私情”的观点为主要标识、反映明清之际时代要求的新仁学价值观。     

论宋恕对理学的批判及其改造儒学的思想

宋恕利用儒学对国民深刻的影响,试图通过对理学的批判并将儒学加以改造,以恢复儒学的经世实质；他更希望将西学与传统的儒学相结合,利用西学中的改革和民主思想,促进儒学的近代化,从而成为批判社会现实的思想武器。事实上他这一思想与当时戊戌维新的变法主张是一致的,皆为“中体西用”的模式。     

略论唐宋间的排佛道思潮

唐宋间屋兴的排佛道思潮，是围绕当时重振儒学和更新儒学的主题而展开的。排佛道思潮三阶段在理论上各有得失，“肯定世界”是其理论的出发点和归宿，而理学家确立起儒家的宇宙本体论是其战胜佛道学说的理论标志。理学家“出入佛老”不能视为其丧失儒学基本精神方向的根据。佛老思想对理学家的影响仅限于境界和表述方式层面，并不影响其“入世”的价值取向。宇宙本体论虽不是理学的核心内容，但却是其理论赖以出发的基点。     

乐:理学美学的终极关怀

天人合一不仅是理学建构的终极目的,是理学范畴体系的完成,也是理学美学所追求的最高目标和要达成的最佳境界,而这一境界主要是通过“乐”来体现的。理学家对“乐”有自己的独特认识。他们一方面继承儒学前辈忧乐天下的精神,以大悲襟怀关注现实人生;另一方面又对“孔颜乐处”从本体论层次上加以阐释,从而为士大夫的理想审美人格找到了形上之终极依据。     

道统维护与思想启蒙——论“童心说”的双重使命及儒学的终结

在明末道学僵化和名教桎梏的催逼下,李贽为探究性命下落和儒学的真精神,用“真-空”观取代“道-器”论,将“赤子之心”置换为“童心”,通过“童心说”对“真”的追求,在心学范式下艰难维护儒学道统的同时开启了前近代的思想启蒙运动。“童心说”双重使命的内在冲突决定了李贽只能以儒学“异端”的形象被排斥,而农业文明的延续必然会导致封建统治者对程朱理学的再度加强。李贽“童心说”的衰世绝音意味着儒学伴随农业文明的终结而终结。     

北宋诸帝的重儒活动

赵匡胤创建宋朝后, 探索五代期间由武将拔扈、文官无行所致的皇朝短祚、鼎革不已之原因。他认为其故在君臣俱不读书, 不知儒家的为治之道。他确定倚重儒学的思想文化政策。这一国是为赵光义及其子孙所发扬光大, 终宋亡而不变。北宋诸帝以儒学为治国平天下之道, 颂扬孔子及历代大儒的德行事功, 刊印并赐赠儒家经典, 奖励并引导士人研读《六经》。这一切对于复兴儒学、促成理学形成, 确实起过重大作用     

千载华夏──影响中国千年历程的25件大事

编者按：“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２０００年在即。行将飘散的一千年，这是个任何人生命都无法企及的跨度。“月涌大江流”，那么，时间洪流的荡涤过后，依然裸露于历史河床之上的，该是人类历程的块块里程碑。此时此刻，千载难逢。《世纪》推出：影响中国千年历程的２５件大事。因为新纪元，我们当然走好。理学的建立东汉以后，在佛教、道教文化的冲击下，传统儒学日渐衰微，已不能适应封建专制统治的需要。在此情况下，北宋末期，一种以儒学为主干，融合佛道文化理论思维的儒家学派——理学重新崛起，并逐渐成为中国传统社会中后期最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