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张资平小说创作的模式

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作为一个作家,张资平是极为平平的;而作为一种现象,张资平却是非常突出的。在文学创作中对性意识竭力张扬,把性描写的透明度极大增强的,当首推张资平。张资平的创作模式是很清楚的,视点：抛开纷繁的社会联系,紧紧抓住人的原始本能进行描写;情节：以性欲为中心的多角恋爱故事,并佐之以强烈的变态刺激;人物：他们的社会属性、性格特征都不重要,鲜明的只是性别,而且他们全都是“性的屈服者”。张资平模式没有揭示出人与历史文化的必然关系,没有显示出“人是文化的动物”的丰富内涵,没有体现出性意识在人生和时代发展过程中的升华。在审美与认识的倾斜中陷入困惑的张资平,只能在文学史上处于一个非常尴尬的位置。     

赵树理与汪曾祺小说创作比较论

在赵树理与汪曾祺的小说创作中,共同地反映出丰富、鲜活的民间生活。从创作主题、风俗民情、人物的生存境遇与精神状态等各方面来考察,赵树理与汪曾祺殊途同归的民间立场呈现出明显的差异,前者还难以摆脱政治意识的干预,对于解放区农民的生活和内在情感有比较深切的把握和文学观照,后者相对表现出传统伦理的民间形态,却更多地体现了人性自由和内在精神品性的发掘。     

论吴趼人的小说创作

吴趼人是晚清著名的小说家之一。他以大量的小说创作 ,猛烈抨击了晚清社会的种种阴暗面 ,表达了强烈的爱国主义情绪 ,歌颂了近代历史背景下的爱情故事 ,从而使小说这一最为通俗的文学体裁 ,恰如其分地充当起“改造社会、开启民智”的作用。因此 ,对吴趼人不能简单地以“谴责小说”家观之     

中国人思维模式对小说创作的束缚

将小说创作放在整个文化历史长河中作纵向剖析，会发现中国人的固有的思维模式已造成对中国小说创作的极大影响和束缚：中国男人的双重感觉带来的是小说总体上的阴柔有余阳刚不足；不敢正视悲剧的心态使作家们回避冲突，缺乏深层次的挖掘；过分的崇尚事实，追源求本几乎扼杀了小说最根本的特点──虚构；而作家们对传统道德的既爱又怕的矛盾心理又使小说逃离了浪漫……这种思维模式导致作家放弃对生命本源的探索，取消对未来大胆的追求，其最终的恶果是导致艺术创作力的平板和萎缩。     

浅谈茅盾小说创作模式

茅盾的小说创作模式,可以概括为社会分析小说.社会分析小说中最具代表性的是<子夜>.主要特点是:背景广阔;贴近生活;描写细腻.茅盾的创作模式,带有过于强烈的政治色彩,且往往是主观的,不顾生活经验的积累,勉力为之,还是由于其非凡的创作才能而创造出如<子夜>般优秀作品,其反映的社会深度与广度自是无人可比,终失于伦泛;然而创作精神及方法依旧令人肃然起敬.     

民问文化立场与赵树理的小说创作

赵树理的小说创作表现出明显的民间文化立场的特点。这种文化立场使得他的小说创作对新文学民族化、大众化做出了杰出的贡献。同时,这种文化立场也限制了他的小说创作在思想的深度和艺术上做进一步的开掘,导致他的小说创作的模式化倾向。     

论赵树理及其创作的当代意义

对赵树理的研究，以往大多重其“体”，即注重其构成要素、内涵和特征的观照、梳理，本文侧重从赵树理及其创作的“用”，即功能、价值和影响等方面入手来透视其当代意义：对政治的热情关注、积极参与的良好政治素质，真实反映民情、勇于为民请命的真诚和良知，严于律己、从自我做起的品格以及丰厚的人生阅历、广博的文化底蕴等，使赵树理的人格魅力身后流誉溢芳；对革命队伍内腐化变质的坏干部形象的关注、对人性之恶的高度警觉和对身陷迷途的农村青年的忧虑等，使赵树理的小说对今天的受众仍有极大的警示、启迪；以人为文学的中心和目的、文学根植于现实生活和心灵情感的文学理念，对当代作家的创作还有很大的指导作用。     

论汪曾祺的小说创作

阐明了汪曾祺的创作经历的三个阶段 ,总结和论述了汪曾祺的创作特点 ,对形成汪曾祺这种创作风格的成因作了分析和探讨     

论赵树理创作中的民间宗教思维模式

民间宗教是赵树理生活经验中重要而独特的一部分。他的创作借助民间宗教思维模式弥补了启蒙与民众之间的裂缝。由于民间宗教思维模式与正处在实施阶段的“革命”要求之间的重合,赵树理的尝试得到了“革命”的强大支持。而在对待苦难、判断权威、组织方式方面它们又存在差异,因此当“革命”开始叙述其成功经验时,赵树理的小说便受到了冷落。     

李劼人的小说创作与袍哥语汇

袍哥文化在巴蜀近现代社会盛行,这使得袍哥语汇逐渐演变成为巴蜀方言土语的重要组成部分,至今仍在显示其生命力;李劼人小说创作注重巴蜀地域特色,巴蜀方言俗语是他小说创作地域特色的重要反映,而其中滋生于近现代巴蜀的袍哥语汇也是其明显表现;在李劼人的小说创作中,袍哥语汇的大量使用对李劼人近现代巴蜀袍哥人事的表现、袍哥文化的表现有重要作用,体现了巴蜀特有的民俗与语俗。     

赵树理小说在当代文学话语规范建构中的命运

赵树理小说在中国当代文学话语规范建构过程中有其特殊的命运。20世纪40年代,其小说从最初遭到评论界冷遇,到因契合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而受到左翼文学评论家与国统区作家领袖的一致赞誉,直至被树立为赵树理方向;五六十年代,则因其小说经验真实不符合社会主义现实主义观念真实的标准而遭到强烈批判。其小说的命运,反映了中国当代文学规范在建立过程中的变动、含混与内在冲突。     

论20年代小说在30年代的“范本”地位

20世纪20年代小说作为中国新小说的开山之作,在当时引起巨大反响,促进了新小说风气的形成与规范的确立,成为新作家步入文坛创作必然要阅读的“范本”。尽管30年代的时代风气发生了转变,20年代小说在30年代仍保持着范本的地位和对文学创作的影响力。这一结论对更深入地研究30年代小说的发展和变迁具有重要的意义。     

谁的民间——从《锻炼锻炼》看赵树理小说的立场

学术界对《锻炼锻炼》的阐释历来有很大争议。有一种观点认为《锻炼锻炼》反映了农村干部欺压农民的恶习,体现赵树理的民间立场。其实《锻炼锻炼》旨在纠正当时农村农民落后、偷懒的不良风气,很难体现民间立场。在十七年间,民间已经成为一个伪命题,且对赵树理来说尤为甚。     

论90年代以来小说中的知识分子形象

20世纪90年代以来,由于社会转型,知识分子面对外部环境的复杂性和内部自我身份的认同危机时,通过在小说中塑造一系列丰富多元的知识分子形象作为试探性策略,寻找在新时期中自身的出路.     

论90年代以来小说中的知识分子形象

20世纪90年代以来，由于社会转型，知识分子面对外部环境的复杂性和内部自我身份的认同危机时，通过在小说中塑造一系列丰富多元的知识分子形象作为试探性策略，寻找在新时期中自身的出路。     

亦舒言情小说的写作策略

亦舒将言情小说写作推到"雅俗共赏"的高度,得益于她采用了文本"戏仿"和承继前辈女性书写传统的写作策略。在戏仿写作中,她借"转述者变调"和"义理置换"方式质疑与颠覆经典文本中的男性本位思想及传统女性意识,颇具时代性和先锋性。而在承继女性传统写作方面,通过与张爱玲、苏青等人的创作比较发现亦舒的承继书写不仅具有沟通今日"香港文化"与往昔"海派文化"之功效,同时亦展现其根据自身女性经验对香港都会女性历史处境所做的独特书写。     

论莫言20世纪八九十年代小说语义的极限实验色彩

莫言在语言上极限式的实验色彩首先与他天马行空、无所依傍的创作观念和自由心态有必然的联系,他在奔放的感觉和自由的联想驱遣之下,采取不合规范的奇崛拗口的语言来表现他虚拟的东北乡王国中纷纭复杂的大千世界.悖逆的语义关联域对语言的能指和所指的对应关系构成了极大的挑战,语词在语义差距极远的语域中自由地排列组合产生陌生化的艺术效果,天马行空般的语义流冲决传统的理性堤坝的语言叙述,诸如此类的语义和语句的偏离常规表现的极致特色,成为探究莫言极限式写作的语言风格的典型表征.     

论20世纪30年代中国抒情小说的文体特色

经过十年的发展,20世纪30年代的中国抒情小说较之20年代的抒情小说在文体特点上已经有了明显的变化.本文通过对20世纪30年代抒情小说的整体梳理,在与20年代抒情小说的比较基础上,着重从抒情视角、人物类型分析和审美形式的稳定几个方面分析了30年代抒情小说的文体特征,总结了20世纪30年代中国抒情小说的艺术特点.     

论20世纪90年代小说人文精神的迷失

20世纪 90年代中国小说创作中的人文精神可用“迷失”概括。不论是醉心于个体生命体验、追求文本形式实验的先锋小说 ,还是以关注当代人生存状态为宗旨的其它小说流派 ,大都对现实人生的终极关怀表现无力。主体精神与价值理性的困惑 ,使作家无以用积极干预现实人生的精神与世俗抗争 ,只是在一个缺少纵深感的平面上“分享艰难”。重建新世纪文学的人文精神 ,作家要对自己的角色重新定位 ,在与时代的对话中 ,以明晰的价值理性缩短或减轻社会发展历史进程中的分娩痛苦。     

王安忆作品中的家常世界--王安忆90年代后作品浅论

90年代以来,王安忆的创作与前期相比无论纵向还是横向都发生了显著变化.她选择家常生活作为载体,但是并不单纯意味着对于外在物质化生活的重视,而是更关注人物的心灵世界,并以此为核心创作出独特的更具震撼力的普通人的传奇,创造出了一个属于我们本土文化的新颖世界.她的作品中蕴含着一种蓬勃的生命力,简单却神奇,从容且真实,以默契的方式在不同的艺术世界之间相互回应着,使我们所看到的世界有了一种诗意笼罩之下的真实,有了一种平淡中升起的辉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