满族开明派与晚清现代化——以端方为考察中心

端方是清末满族权贵中较为开明的封疆大吏,一生历仕南北数省督抚等要职,在政坛显赫一时。端方在晚清现代化过程中起到了很大的作用,推动了清政府的现代化决策,促动了清政府在政治、经济、教育、民族和外交等方面的现代化改革。端方在湖北、湖南、江苏等地区的区域现代化建设方面做出了较显著的成绩。     

徽商的商业经营安全观述论——以徽商商业书为中心的考察

明清时期主要从事长途贩运业的徽商称雄商坛,为了使商品流通和商业经营顺利进行,徽商十分重视商业经营中的行途、货物和生命安全.     

20世纪80年代以来历史影视剧中的晚清历史——以历史影视剧中的戊戌变法为例

20世纪80年代以来,历史影视剧注重吸纳史学界的研究成果,尝试对晚清历史做出新的解读,力图以自身的方式重新构建晚清历史.在晚清历史中,戊戌变法由于涉及国家命运,事件本身曲折多变,疑点重重,所以颇为影视界青睐,不断有反映这一段历史的作品问世,在历史影视剧中具有一定的代表性,从历史影视剧对戊戌变法的叙述来看,这些作品对晚清历史的塑造,受到近些年来史学研究成果的较大影响.这种影响,由点到面,由具体成果的借鉴到研究理论的渗透,正在日益深入.这是一个非常值得关注的现象.     

晚清海权意识的感性觉醒与理性匮乏——以李鸿章为中心的考察

近代中国西方列强的海上入侵使得中西海洋观念第一次真正产生了激烈的碰撞,清政府对于海权也随之有了感性的觉醒.以李鸿章为代表的晚清有识之士极力发展海上运输、加强海上防御、建立强大的海军等一系列的自强举措表征了近代国人对海权的强烈追求.然而,救亡图存的时代主题使得清政府最多只能发展海上力量加强边防以自强御侮,很难让多数人认识到海权的战略意义和真正价值.     

宗族在近代社会中的控制作用——以晚清湖南地区为中心的考察

在晚清湖南社会,宗族通过建祠修谱,管理族内民众,维护封建纲常和伦理道德,维持地方社会治安和社会秩序,成为与地方政府官员共同管理地方事务的基层力量。处在晚清社会中的湖南宗族在时局的变化下,和团练、保甲等相结合,通过所掌握的宗族权力,对地方社会的稳定发挥着积极作用,很大程度上承担了控制地方社会的责任。     

论古典文学中的“七”:以先秦两汉文学为中心

作为民俗学、人类学及小说中的七,论之者不少。而对于辞赋诗文中的七,研究者却未能深入。作为虚数、极数的七,大量见于先秦两汉著述中,以七作为结构的框架,则首见于《离骚》,而使之成为文学母题。两汉数量庞大的七体之作,是它的旁支;建安诸子的《七哀》则是它的变化。七的文学影响同样贯穿于大诗人曹植、陶渊明、杜甫等的创作中。七的负阴的悲剧内涵使其具有深远的魅力和文学与民俗学的双重积淀意义。     

极致“言情”:鸳鸯蝴蝶派小说的叙事策略与修辞效应

文体修辞是海派鸳蝴小说得以自成一体的一道外在标记。《玉梨魂》等,正是以其极端化的言情修辞,而在民初文坛上站稳脚跟并兴风作浪的。鸳蝴文体所采取的相关策略:远离主流宏大叙事模式的言情叙述,消闲化的自我定位,软性语言的大量运用,莫不为在自己开辟一块独立的言说空间。正是以“鸳蝴”叙事为基础,二、三十年代的海派城市文学得以在“五四”、“左翼”语境中自立门户,拥有自己的话语体系。     

民族国家、本土性与女性解放运动——以晚清中国为中心的考察

中国女性解放运动的本土前提——民族国家建构,其重要性亟待以更合乎逻辑的形态被阐释出来。通过对晚清中国女性解放运动进行考察,可以发现,中国女性解放运动得以产生的问题意识建立在"民族国家"危机转化而成的"性别"文化危机上,性别文化危机并未构成独立的问题意识,因此女性解放运动必然要与民族国家建构运动相交叉,并以此作为确立自身合理性的重要依据;中国女性解放运动也因此形成了主体角色追求上的"女国民"、形态设定上的"群体性"两大特点,构成了与发达国家女性主义不同的价值追求、资源利用与路径设计。中国女性主义的未来发展不能建立在对西方女性主义资源的简单横向移植上,而应该落实在对本土资源批判性的反省与汲取上。     

晚清主流意识形态危机和道统之断裂——以废科举为中心的考察

科举制度确立后,遂成为国家主流意识形态的一个重要场域,承载并连接了文化、教育、政治、社会等多方面的功能,确保了儒学道统的绵延不绝。但晚清以来,面对西方的入侵和西学东渐,这一场域不仅出现了内部的分化,更面临场域外各种因素的挑战,而场域外的挑战又进一步促进了场域内对抗因素的成长。1905年的废科举则使主流意识形态场域崩塌,儒学因此失去了寄身之所,延续了两千余年的道统因此断裂。而道统是中国古代政治合法性的重要标志,也是社会秩序赖以维系的思想基础。中国不是宗教国家,道统更是承担着塑造共同价值观、凝聚社会共识、调整社会秩序的多重功能。因此,道统的断裂必然会导致政统的失序和社会的动荡。其影响甚至至今犹存。     

晚清上海假冒慈善社团问题研究——以《申报》为中心的考察

在形形色色的晚清骗局中,假冒慈善社团现象较为普遍。尤其是在上海,不法分子冒用或隐射善堂名义,以“行善”为名,行欺骗之实,损人利己,害公肥私。为了既方便行骗,又逃避打击,此类假冒善堂、捐局常设于监管不周地区,高悬门牌,诱人上当,还雇佣“线人”前往外地“募捐”,俾进一步扩大不当得利。不法分子利用民众乐善好施之德,竭尽“招揽”手段,以诳人财物,此举无疑严重破坏了慈善事业的信誉与功效。虽然晚清假冒善堂现象的成因复杂,但必然与清政府治理不良有很大关系。     

英语经济类公共演讲语篇的同一策略与修辞动机分析——以伯克新修辞学为视角

演讲的核心功能为劝说和认同,作为演讲语类的一个分支,英语经济类公众演讲也是以同一为修辞动机,通过修辞策略的应用以使听众跨越分歧,并与其认同。应该如何使听众更准确地理解英语本族语演讲者的隐含动机?从肯尼斯伯克视角来看,同一既是手段又是目的,演讲者可以通过应用同一策略来实现其话语动机,最终与听众达成同一。对同一策略和话语动机的分析模式可以从形式和内容两方面进行,通过分析15篇美国商务部官员的经济类公众演讲语篇里四种形式同一策略和三种内容同一策略的分布和使用频率的规律,从而揭示经济类演讲语篇的修辞过程,发现隐性的话语动机,并有助于对此类语篇的解读。     

从中德关系看考察政治大臣出洋——以德国考察和德国的对清政策为中心

对1905到1906年清政府派遣到欧美各国和日本的考察政治大臣,历来的研究多从清末立宪改革的观点进行分析,因而其关于国家统治制度和宪法的考察引人关注。然而,在这些讨论中,除了日本之外,还没探讨过受访国对考察团的接待情形。本文以考察政治大臣考察德国为例,通过分析德国对考察团的态度及其政治意图,阐明其在中德关系中的意义。考察团对德国考察的重点置于教育、科技、产业、基础建设等方面,对政治方面的考察反而很少,这与当时德国的对清文化政策有关。因缺少对政治方面的考察,德国政府以各部厅所作备忘录送交考察团,聊为弥补。德国产业界也期待通过与考察团的交流,扩大和发展德国的对中贸易。考察政治大臣在报告书中指出德国教育水准高、科技先进等,可见考察团透过此次考察对德国留下了好印象。     

中晚唐天台上清正统的重建与赓续——“洞玄灵宝三师”考

《洞玄灵宝三师记》是关于中晚唐天台山“上清道”的重要文献,但此文本层次复杂,不能视为一人一地之作品。其中《应夷节传》主体完成于陆甚夷之手,其他二传等内容则为杜光庭晚年之作,对这两部分材料的社会意义和史料价值当分别考量。田虚应、冯惟良、应夷节三代人,反映着这个道教团体从默默无闻走向舞台中心的具体历程。尽管司马承祯在南岳确曾传法薛季昌,薛又传法田虚应,但这个道教谱系在衡山的地位并不突出,而元和十年东赴天台使这个教团的命运发生转变。田虚应入天台后不久即羽化,十余年后冯惟良等人已积累下足够的地方权威,于是以重修桐柏观为契机,大张旗鼓地宣示对司马承祯天台上清事业的继承,此外还积极地在天台山中开创修道场所,使这一道教团体成长为天台山中最重要的道教力量。这个道教团体在发展历程中,逐渐与地方政治势力产生关联,许多政治人物都参与了此教团在天台山的权威重建活动,为接下来天台山道教向附近核心城市发展奠定了基础。而这些道士在山林与城市之间的游走,不断地调整着晚唐五代时期江南道教的空间场域和发展策略,使道教完成了从中古经教到近世法派的过渡。     

“驳正俗说”:周作人随笔的修辞策略

所谓的“驳正” ,就是反抗正统权威 ;而“俗说”则是以诙谐的态度出之 ,即周作人注意用诙谐幽默笔法创作出蕴含社会深意的随笔作品。这虽是“拨草寻蛇”的看家本领 ,但他也只到要被“火”烤了为止 ,未必有“殉道”的决心。其深层原因是周作人的“中庸”观念在作祟 ,使他在“驳正”与“俗说”之间取得一种艺术的节制和均衡。因而他的随笔作品呈现出“中和”之美 ,是“微词托讽”与“文气庄重”、“游戏而有节制”与“庄重而极自在”这些对立统一关系构成的审美境界     

晚清督抚西学观念的演进--以沿江沿海督抚为中心的考察

在西方文化的冲击下 ,晚清沿江沿海督抚西学观念的演进呈现出了一个层次分明、逐步深化的过程。综观晚清 70年督抚西学观念的演进 ,可知 :其一 ,民族危机的刺激是督抚西学观念演进的第一动力 ,督抚西学观念演进的过程亦是其探索中华民族出路的过程 ,其爱国之意是明显的。其二 ,晚清督抚西学观念的演进 ,在客观上推进了近代中国民主化的进程。其三 ,督抚对西方文化的吸收与其对西学的认知程度成正比 ,督抚固有的文化观念 ,既提供了其接纳西学的思想基础 ,又规定了其吸收西学的限度。其四 ,晚清督抚的文化观 ,在某种意义上 ,又构成了清政府进行各项改革的思想指导。     

南宋民事审判依据的分类考察——以《名公书判清明集》为中心

对民事审判依据的考察是梳理民事法律渊源、理解司法运行实践的钥匙.将<名公书判清明集>所载民事案件分为财产关系、人身关系、人身和财产纠结关系三类,分别考察天理、国法和人情作为审判依据的适用情况,发现"民事审判主要以情理为依据"的主流观点失于粗疏和片面.在财产关系案件中七成以上的案件都依法审判,在人身和财产纠结案件中法律的适用也比较普遍.在商品经济的促进下,用法律保护私权利更有利于息讼目标的实现.     

中国古代文化中以“玉”修辞现象考察(之二)——修辞的语言表达形式

古人以“玉”修辞的范围极为广泛,几乎无所不包。其语言表达形式主要是:1、直接用“玉”作喻体,以代本体;2、在本体词前加一“玉”字,组成新词;3、先将本体词换成同义、近义词,再加一“玉”字,构成新词;4、以一个比喻词代替本体词,再加一“玉”字,构成新词;5、使用借代格,用借体词代替本体词;6、用成语或俗语作比喻,修饰人与事或说理。     

晚清法制变局中的覆判制度——以大理院覆判活动为中心的考察

大理院是晚清官制改革过程中设立的专掌审判的近代最早的最高法院,在各省审判厅尚未一律普设、四级三审制无法严格执行的情况下,外省未设审判厅地方行政衙门审理的死罪案件,暂由大理院覆判。大理院负责覆判外省死罪案件的专门机构是详谳处,覆判结果一般分为维持原判、驳回重审与直接改判三种。大理院的覆判对于慎重民命、确保全国法律统一适用具有进步意义。而作为过渡时代的权宜之计,大理院覆判活动亦体现了新旧司法体制的衔接与调和,折射出近代司法独立的艰难和努力。     

论蒙书的起源及其与家训、类书的关系——以敦煌蒙书为中心

本文以敦煌蒙书为中心,主要探讨了蒙书的概念起源、演变和争论,认为"蒙书"概念形成于唐宋之际,主要面向童蒙(适龄儿童及部分少年),家训则主要面向包括少年儿童在内的整个家族成员,类书则不分年龄对象。蒙书主要着眼于儿童,强调启蒙功能;家训着眼于全体家族成员,重在训诫;类书不分读者年龄、身份,注重编撰方式。敦煌蒙书的认定应采用蒙书的广义概念,通过多种相关方式来判定。笔者认为敦煌本《太公家教》等"四部家教"的题名已突破了"家训"一宗一姓的限制,面向天下百姓子弟,虽有"家训"性质,实为蒙书。敦煌本《语对》《文场秀句》等语词类、《兔园策府》等属文类、《事林》《事森》等故事类不同种类的类书,从使用角度来看,主要用作童蒙教育的常用书目,实为蒙书。本文借助部分敦煌蒙书兼具家教、类书的特征,探讨三者之间的交叉性,及其与家训、蒙书的异同,从而为正确判定蒙书的性质提供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