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马迁笔下的汉高祖形象

司马迁在《史记》中对刘邦其人着了大量笔墨,除《高祖本纪》以外,还散见于《项羽本纪》、《留候世家》、《吕太后本纪》、《萧相国世家》、《淮阴侯列传》等,它们相互映衬、补充,为我们再现了汉高祖刘邦敢作敢为、足智多谋、善得民心、任人唯贤的高大形象,同时作为直史又再现了汉高祖形象中的另一个方面：虚伪、奸猾、残忍。     

司马迁心目中的理想男性观——以《史记》中项羽、刘邦人物形象为例

以项羽、刘邦这对人物形象为例，分析了司马迁心目中理想男性形象的性格特征，并考察了司马迁描写这些历史人物叙事过程中的理想愿望与现实当中的种种不足，进而分析出司马迁对这种困境或困惑的处理方式：“一手两笔”，体现出其塑造人物手法的高超。     

楚汉相争新论:道德的争锋

透过对楚汉相争中刘邦和项羽的语言和行动的分析,结合秦亡汉兴时期的历史和文化背景考察,这场交锋既不是政治的、军事的交锋,也不是用人得失的、谋略战术的交锋,而是一场真假道德的大对抗。项羽的悲剧是道德的悲剧,项羽的失败是奉行真道德信条者的失败,项羽的生命力是真道德、真贵族精神的永久生命力。     

司马迁笔下的游侠

司马迁十分景仰游侠的情怀,并以此作为自己道德的准则。在著述《史记》时,他打破了历代史家着笔于“帝王将相兴亡盛衰”之事的先例,在“罔（网）罗天下放失旧闻”的同时,把目光投向历代关节中倏忽一现却光芒四射的游侠身上。在《史记·游侠列传》中,司马迁谈及自己为游侠树碑立传,书写春秋的初衷时,抑止不住对游侠的钦佩之情,认为他们的行为虽然不符合封建法制的要求,     

勿以成败论英雄——《史记·项羽本纪》中的项羽形象分析

《史记.项羽本纪》中的项羽虽说最终归于失败,但展现给人们的项羽是一个性格鲜明的英雄形象。司马迁的高明之处就在于,写失败,又不以成败论英雄。正是从这一创作意图出发,司马迁通过典型的情节和细节,从项羽的勇武、谋略、情感等多角度精心刻画,使得人物性格极为丰满,栩栩如生。只有抓住这些特点,才能准确地把握这篇佳作的精义之所在。     

无法调和的悖论——论刘邦的悲剧性

《史记》的悲剧性历来为世人所称叹,但对其悲剧的界定,多体现在悲壮人物身上,以表现主人公与现实之间不可调和的冲突为基本特点,以惨烈的结局深化悲剧主题。基于黑格尔对悲剧的诠释,力图从冲突对立的矛盾双方入手,于双方的对立依存关系里寻求悖论的依据;且以刘邦为悲剧原形,以世人对其"无耻"和"大度"的评价为着眼点,既揭示其成功来源于"无耻"和"大度",又指出其失败亦归结于"无耻"和"大度",进而探讨个体在无法调和的悖论中所彰显的悲剧内涵。     

司马迁的经济伦理思想探析

司马迁是在历史著作中专章谈经济问题的第一人,从《史记·货殖列传》与《史记·平准书》中,我们可以读出司马迁在经济思想上的"一家之言"。在司马迁的经济思想体系中,其主要特点是反传统。他在《史记·货殖列传》中旗帜鲜明地提出反传统的经济思想,"礼生于有而废于无"是司马迁反传统经济思想的重要内容,也由此形成自己独特的经济伦理思想。     

司马迁笔下的鞭笞之罚

《史记》中涉及鞭笞之罚的记载的目的不同,或肯定主人公的知错能改,或谴责某人罪有应得,或揭示人物的性格,或揭示主人公的某项才能,或为主人公雪耻复仇作伏笔,或阐明家长管教子女的权力,或揭露封建国家的狱吏之酷和刑罚之滥,不一而足。     

司马迁人才思想探赜

生活于“雄才大略”的汉武帝时代的司马迁受时代风气影响,冲破了前人在尚贤、知人方面的僵化模式和世卿制的思想羁绊,在其伟大的著作《史记》中分别阐述了有关人才基本素质、成才、人才事关国家兴衰以及用才等方面的人才思想,总体上表现出实践性、开明性和人民性的特点。司马迁的人才思想在今天仍具有十分重要的参考价值。     

司马迁的心理障碍

本用司马迁自己选用的史实来论证司马迁的心理障碍,以实事求是的原则重评史遗下的错案,贬抑了李广畏罪自杀、李陵投降,为有功于国的汉武帝、卫青、霍去病张目。     

论刘邦

刘邦得天时、地利、人和三利,推翻了秦王朝,开创了大汉基业.他以惊人的胆略,消灭了异姓诸侯王的割据势力,迁六国旧贵族和地方豪强到关中,加强了中央集权.他顺应民意,推行"无为而治"政策,给长期战乱后农民以休养生息,有利于社会经济的发展和恢复,有利于全国的统一.刘邦重新统一了全国,给人民以休养生息,使汉王朝成为当时世界上最伟大的国家,其功其绩,应在"千古一帝"秦始皇之上.     

明代的《汉书》经典化与刘邦神圣化的现象、原因与影响

明朝开国之君朱元璋的独特身世,使其对汉高祖刘邦高度认同,由此兴起了一场《汉书》经典化和刘邦神圣化的运动,《汉书》从史学意义上的典籍一跃而为政治意义上的经典,刘邦也从宋元时的无赖形象陡升至圣人和偶像的地位。这一运动对明代君臣的行为取向、政策指向、史学倾向和文学转向等各个方面均产生了广泛的影响。     

史官与官史--韩、柳的史官辩

韩愈和柳宗元关于史官问题的辩论,发生于九世纪初唐宪宗元和年间。韩、柳辩论的问题,表面看来是史官可不可作?可不可有作为?如可为,应怎么作?其实涉及史官的职责、史官的命运、史馆的建置以及史学与政治的关系等等,可谓中世纪前期近千年以编纂当代史为重心的文化体制的一次总结和回顾。正因如此,就成了中国史学的历史进程中的一道难以回避的论题。     

《六朝事迹编类》与《舆地志》辑佚

《六朝事迹编类》,南宋初年张敦颐撰,名称六朝而所记重在建康,记六朝时代的建康史迹及其在隋唐北宋间的演变,具有重要史料价值。该书对于已经散失的中国历史上较早的大型地理志之一《舆地志》多有征引,或堪于较早文献所引相较,或为征引渊薮,也具有重要的文献辑佚价值。     

项羽乎?刘邦乎?——论秦汉之际历史舞台及历史纪年的主角

我们现在通行的中国古代秦汉之际的纪年方式是秦汉相接。而事实上,秦灭亡于公元前206年,其后经过楚汉相争的四年历史,刘邦是在公元前202年才正式称帝建立汉王朝。此期历史舞台的主角是项羽而非刘邦。为了准确、客观地反映历史,应当在秦汉之间加上“以西楚霸王项羽作为历史纪年”的这段空白。     

刘向校书与古文献学框架的建构

刘向在校书的过程中积累了大量的经验,并在不断深化认识的基础上建构了古文献学的基本框架。他对古文献学的分支学科如版本学、校勘学、目录学、辨伪学等的理论建构,表现出可贵的自觉性。刘向的成就在于承上启下,把古文献学的发展由早期形态推进到一个新的阶段。     

双峰插云姿态各异——韩柳散文创作比较

韩愈、柳宗元都树"文以明道"的旗帜,韩以道统自居,而柳虽崇儒,却出入佛道。两人著文都是"不平之鸣",注重文章抒情。韩愈不平既指个人遭际,也指国家命运;柳宗元出言多讽。他们艺术风格也不同,韩文雄奇壮大,柳文缜密峻洁。     

浅谈韩柳论事析理之文内容气象的差异

韩愈柳宗元同为复古运动领袖,为文却个性独具。文章主要以其论事析理类文章为考察对象,力图从内容、复古理念、文与道连接模式等方面来把握他们行文风格及个性表现上的差异,并揭示这种差异产生的原因。韩愈在论述重大问题时多用正面展开的途径,主题思想的正统性决定了风格的特征;柳宗元则张扬理性,其论事依据发自严密的逻辑,思力贯透的强度和深度皆非韩愈能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