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国藩诗文编刊考述

一、最早的文集刻本就目前所见资料而言,最早的曾国藩文集刻本,当属清同治十一年(1872)刊于苏州的四卷分类本《曾文正公文钞》,黎庶昌编、张瑛刊.卷前有黎庶昌同治九年(1870)五月《序》,并载同治十一年三月十六日(1872年4月22日)黎氏《后记》.卷末《跋》为张瑛同治十一年六月所作.黎庶昌,贵州遵义人,与张裕钊、吴汝纶、薛福成并称“曾门四子”,据序中云,到幕之初即有意系统抄录曾文.曾国藩同治二年五月初九(1863年6月24日)日记:“观有人抄册,抄余文颇多.自以无实而享盛名,忸怩不宁”.黎庶昌于是年三月九日(5月6日)到安庆大营,曾国藩当时所见之“抄册”是否“黎本”,尚无确考.     

黎庶昌及其《古逸丛书》

十九世纪末,黎庶昌出使日本时,在他的幕僚杨守敬大力协助下,访求辑录了二十六种国内久已失传的极为珍贵的古籍,影印复刻了《古逸丛书》。李一氓同志去年在《论古籍和古籍整理》中谈到孤本、善本复印时说:“是否可以考虑在黎庶昌《古逸丛书》,商务《续古逸丛书》之后,选印《古逸丛书三编》。把不可多得的宋、元本古籍和明刊善本,都选编进去。”(见《人民日报》,1982年1月20日)因此,认真对《古逸丛书》进行研究,对我们今天整理古籍,复印孤本、善本,搜访校订古书,都有借鉴作用。黎庶昌,字莼斋,道光十七年(1837年)生于贵州遵义。〔注〕祖父黎安理、父黎恺,长兄庶焘、仲兄庶蕃都是举人。伯父黎恂藏书宏富,著名硕儒郑珍曾从其受业。莼斋六岁丧父,家贫多疾,伯父、长兄督学甚严,他与次兄每日“并案读,属文必尽夜分”(《黎氏家集·黎庶昌仲兄椒园墓志铭》),又得郑珍指导,自幼即博览群书,长于诗文,讲求经世之学,“意气迈往,不可一世”(《续遵义府志·本传》)。有“思以瑰伟奇特之行,震襮乎一时”的非凡抱负(黎庶昌《拙尊园丛稿·答李勉林观察书》)。曾国藩曾赞叹云:“莼斋生长边隅,行文颇得坚强之气。”(薛福成《拙尊园丛稿序》,又见《续遵义府志·黎庶昌传》)“笃学耐劳,内怀抗希先哲,补救时艰之志,而外甚朴讷,不事矜饰。”(北京图书馆藏《黎莼斋先生手稿》抄曾国藩上奏)     

曾国藩与湘乡派

湘乡派是在鸦片战争以后,我国历史面临根本性转折时期,出现的一个散文流派。它标举桐城“义法”,但实际上却摒弃方、刘、姚的基本观点,而力主“文章与世变相因”(曾国藩《欧阳生文集序》),以“经济致用”(曾国藩在《圣哲画象记》、《致吴南屏书》中均有表述)相号召,不但使濒于“文蔽道丧”、“浅弱不振”(黎庶昌     

析黎庶昌《敬陈管见折》

黎庶昌是晚清第一批驻外参赞之一,曾历任英、法、德及西班牙使馆,著有历述其参赞经历的《西洋杂志》一书,后又两任驻日公使。但迄今除了少数辞书收有黎庶昌一条及几篇传记略述其生平事迹外,竟无一篇专门研究论文问世。比起同在曾国藩幕府中共事的薛福成和同在英法使馆任参赞的马建忠,学术界对黎庶昌是太冷淡了,黎庶昌身后也未免太过孤独了。 笔者仅在此分析黎庶昌一篇身前身后均遭冷遇的文章,稍作评论,以引起学人的注意。     

千秋功罪,谁与评说——评唐浩明著《曾国藩》

当1944年范文澜写了《汉奸刽子手曾国藩的一生》之后,曾国藩这位被清人誉为“中兴之臣”以及被国民党政府视为立德、立功、立言的“完人”,就被打入了历史的别册。这种“定论”持续了40余年;1978年当李泽厚完成《中国近代思想史论》时,仍然以此为基调,虽然试图小心翼翼地有所评价,但还是在结尾时指斥了曾国蕃其人其书的“虚伪的深刻意义”(见李著《后记》)。因而1979年当钟叔河先生提议出版《曾国藩大全集》时,出版界为之哗然。而1982年当这一计划列入国务院古籍整理出版计划项目时,则标志着离对曾国藩做出一个较为公正评价的时候不远了;1989年,在《曾国藩家书》的重印前言中,钟权河先生似乎还不得不先引用刘伯承元帅的话,以证明曾国藩其人其书并非全无道理,尚“可以借鉴”。而当1990年至1992年唐浩明先生所著三大卷长篇历史小说《曾国藩》(副标题分别为《血祭》、《野焚》、《黑雨》)由湖南文艺出版社陆续出     

胡适笔下的曾国藩形象

从1906年的日记到1960年致友人的书信,胡适在多处对曾国藩进行了评述。在胡适笔下,曾国藩是修身之模范人物,是桐城派古文的“中兴大将”,亦是带来清王朝短暂“中兴”的著名将相。胡适视曾国藩为修身之模范,是基于一般意义上的修身角度。实际上,他从早年起即不甚在意曾氏那些理学意味极浓的修身名言,对其理学成就更是忽略不提。关于曾国藩的古文,胡适肯定其具有一定的“应用”功能,对曾氏在古文上的具体造诣却论述不多。胡适固然认为曾国藩是使清王朝“中兴”的关键人物,但明确指出曾氏的中兴事业并未长久,并加以批评。总之,胡适以他自己的标准描摹了一个他心目中的曾国藩形象。     

关于曾国藩哲学思想的质疑

中国人民大学教授曾宪森所写《曾国藩的实事求是观及其渊源》（娄底师专学报》1995年第3期）一文，说“实事求是是曾国藩理学思想及其实践的基本特征”，“是一种朴素唯物主义的思想准则”，“其理论和实践有着深远的历史意义。”对此类说法，我疑难颇多。（一）关于曾国藩哲学思想的渊源曾文的题目表明作者重视曾国藩哲学思想的渊源，但文章所说的渊源，只是作者的看法而不是曾国藩及许多学者的看法。曾国藩哲学思想渊源之一，是以姚鼐为首的桐城派。其“为学渊源盖得之于桐城姚氏”。（钱穆：《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曾国藩从早年起就“…     

从家书中观曾国藩治学之道

《曾国藩家书》广泛流传,曾国藩治学思想与品格蕴含其中.曾国藩治学之道,主要包含:治学须先立志,有志向治学才能上进；做学问须“有恒”,只有坚持才能取得成功；治学还须转学一艺,专精一业,方能深入穷尽；治学最好能勇于实践.     

明清榷盐升华管制与俘获理论

通过历史切片对比分析明朝与清朝榷盐体制变迁轨迹,梳理了明朝盐制由宋朝之“折中”制变通为“开中法”,同时以“纳马中盐法”、“纳草中盐法”、“纳布中盐法”、“纳铁中盐法”相继参照补充.而盐制坏于“存积”,随之以“折色”制,却损于“余盐”制,“纲网”盐法,开商专卖之滥觞.清初修调“纲网”盐法,但实施“报效”、“加价”、“加耗”导致盐法混沌.陶澍改票盐,只是历史浮萍,曾国藩暂时举措“保价”与“整轮”两策,覆被李鸿章循环纲法与厘盐制替代,盐制历史完成了循环.同时以经济管制与俘获理论进行动态解析,喻古鉴今,建立租金消散机制,还利益于民生.     

曾国藩的“穷”对于新时期党性修养的启示

曾国藩一生坚守自己的信仰，守住一个“穷”字，以清廉之气，“撑起两根穷骨头”。“穷”从自身做起，率先垂范，严格要求家人做到“穷”，以自己的人格力量积极影响着身边的人。曾国藩的“穷”道理，无疑对于新时期党性修养富有一定的启示意义。     

曾国藩的政治思想批判

一一八五○年(清道光三十年)洪秀全在广西金田起义,组织了太平军,太平军的发展,动摇了清皇朝的极权统治,也打击了地主阶级的权益。反动地主阶级看到了清皇朝的军队镇压不了革命,就自己组织了反革命的地主武装,其中最主要的一枝便是曾国藩的湘军。曾国藩为了个人的名位,保卫地主阶级的利益,忘记了清初汉人被屠杀的仇恨,帮助清军跟太平军搏斗了十二年。反动的资产阶级学者所称道的曾国藩的“经世致用”之学,清史上所讴歌的曾国藩的“中兴事业”,揭穿了说,还不是他最后投靠了帝国主义入侵的力量,才颠复了太平天国。曾国藩代表中国地主阶级和帝国主义者联结起一个反动同盟,创造了典型的范例,在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里,他是屠杀中国人民的汉奸刽子手。国民党反动派五次“围剿”我们的时候,高喊“先安内而后攘外”,曾经抬出了“曾文正公”以制礼作乐,但是曾国藩的魔杖不灵了。尽管如此,右派分子要资产阶级复辟,章伯钧又高喊“读马克思主     

论曾国藩“陶铸人才”的思想与实践

曾国藩在长期的治国理政实践中,以陶铸人才为己任,形成了一套自成体系的选拔、培养与任用人才的理论和方法．具体包括“以身作则”的转移之道、“广收慎用”的访求之法、“勤教严绳”的培养之方、“量才器使”的任用之术,从而极大地丰富和发展了其政治思想。     

曾国藩修身养性的人格教育思想探析

曾国藩修身养性人格教育理念,以“八德”为主要内容,以“日课”为主要方式,以“厚重”为主要形式。曾国藩人格教育理念中蕴含着丰富的人生哲理、人生理想和道德修养,对于如何形成健全人格具有现实意义。     

曾国藩要求子弟“做读书明理之君子”质疑

在一般学者的想像中,曾国藩对其子孙,只求其读书明理,不求其做官发财,甚至也不求其早日成名。因为曾国藩在家书中这么说过:“凡人皆望子孙为大官,余不愿为大官,但愿为读书明理之君子。”“尔曹一意读书,不可从军,亦不必作官。”“尔等长大以后,切不可涉历兵间”。换言之,曾国藩虽长期从政,并不要求儿子做官;曾国藩虽长期从军,并不要求儿子涉历兵间;曾国藩本人由一个普通的中小地主阶级知识分子跻身仕途,而且位兼将相,却只希望儿子一意读书,做一个读书明理之君子,作一般的读书人。包括台湾和海外的一些学者在内的有关论著,均作如是观。     

曾国藩为什么没有自立为帝

曾国藩为什么没有自立为帝?是中国近代史研究学者的热门话题。近代著名的政论家章太炎在《失机论》中曾说:“吾尝谓曾文正之克金陵也,豪俊之士,杂沓云合,龙骧虎步,高下在心,不以此时建号金陵,而俯首下心以事辫发之孱胡,其昧于大义,而为中国遗无穷之患也,亦甚矣。”章太炎在这里指出曾国藩没有自立为帝,是近代史上重大失机事件。 人们为什么提出这个问题呢?因为曾国藩曾任两江总督,钦差大臣、协办大学土的要职。1861年11月20日,清廷又命曾国藩管辖江苏、浙江、安徽,江西四省军事,自巡抚、提督等以下文武百官皆归他节制,这是清朝历史上从来没有过的。同时,他的亲信左宗棠督办浙江巡抚,沈葆桢为江西巡抚,李续宜由湖北巡抚凋为安徽巡抚,严树森由河南巡抚调为湖北巡抚,李鸿章署江苏巡抚。不仅如此,曾国藩的势力还伸展到西南内地,所谓“西至四川,东至海,则皆倚国藩为一”当时曾国藩的势力真是达到清朝的半壁江山,同时,拥有当时最强大的军队。因此章太炎论述到“或渭是时西有骆文忠,南有左文襄,各拥旄节,皆非肯相者。然文襄与官文,贸首之仇也。使曾公子佛尔图春许奏之顷,激厉将     

曾国藩是商战论的始祖吗?

邱志红女士认定 ,曾国藩曾“首创‘商战’一词” ,曾最先“酝酿出商战的词旨”,且其“对‘商战’一词的使用 ,在近代思想史上具有重要意义。”但以上各点 ,笔者认为不仅不能成立 ,相反 ,曾国藩对“以商、战二字立国”持的却是断然否定的态度 ,吟唱的是“断难”与西方列强“争锥刀之末”的对外主动缴械的洋务论曲调。就郑观应的商战论来源的某个侧面看 ,它其实是在批判曾国藩作为首倡人之一的洋务论的过程中逐渐形成的。邱女士先奉曾国藩为商战论始祖 ,后又认为始终拒纳曾国藩的《辞海》“商战”条诠释“基本上准确” ,前后明显自相矛盾。     

《曾国藩评传》评介

董蔡时先生撰写的《曾国藩评传》1996年11月由苏州大学出版社出版。董蔡时先生是著名的太平天国史和湘军史研究专家。近几年来，已有好几本关于曾国藩的书出版。董蔡时先生的这本《曾国藩评传洲别具一格，有鲜明的特色。第一，提出了很多独到的学术见解。董先生长期研究太平天国史，辛勤笔耕，积三十余年治学之经验和心得，厚积薄发，集大成于《曾国藩评传》。《评传》对曾国藩标榜“诚”、‘“信”、“仁爱”等道德观念作了行为上的剖析，指出：曾国藩强调“诚”、“信”、“仁爱”等，实际上并未普遍践行，而仅仅实行于与其党同代异的地主…     

从自概之道探曾国藩修身之鉴

本文从同治元年五月曾国藩给其兄弟曾国荃、曾贞干的家书中所提出的,内容为劳、谦、廉三字的“自概之道”入手,论述曾国藩的修身之鉴,以图加深对其思想言行的理解。     

论晚清儒家道统复兴思想

嘉道以降,国是日非。吏治腐败,贿赂公行,学风支离、琐碎。值此,曾国藩、张之洞等接续、担当和重建儒家道统,以肃清异端邪说,强化儒学之正统地位,以振兴低靡之朝政、凋敝之民生,其功堪比韩愈。曾国藩道统论以仁、礼双重道观开局,启20世纪上半叶现代新儒家道统论多元道观之端绪;张之洞以“中体西用”为其道统论之功用观,已具有一定的现代意义。这开启了儒家道统论现代功用观。即新外王说的端绪,为“返本开新’说开荆辟莽。     

曾国藩哲学思想初探

曾国藩的哲学思想渊源于程朱理学,具有一定的守旧性与落后性,然而由于曾国藩长期治政,治军的实践,和受到经世致用之学的影响,他的哲学思想又带有注重实际的理性特点,其中不无值得重视的内容。今不揣谫陋,就曾氏哲学思想的几个主要方面谈点个人看法。一、关于“天命”问题。曾国藩哲学思想的核心是“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