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条例》告诉我们什么

重大疫情限时上报 《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条例》明确规定了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信息报告制度,其公布的报告时限为1至2小时。 《条例》规定,一旦出现发生或者可能发生传染病暴发、流行、发生或者发现不明原因的群体性疾病、发生传     

普及科学知识 防控信息流行病

面对新冠肺炎疫情,我国迅速启动应急机制,疫情防控工作有力有序推进,当前我国疫情防控阻击战已取得重大战略成果。应急科普作为疫情防控的重要组成,及时向公众提供权威科普知识,解读疫情防控措施,保障疫情防控工作的有序开展和科学应对,对有效遏制新冠肺炎及信息流行病都发挥了重要作用。从实施应急科普的主体、科普内容、渠道与形式等方面对新冠肺炎疫情防控中的应急科普工作展开分析,结果显示,我国疫情防控应急科普工作有序推进并取得较好成果,但也存在应急科普统筹工作机制缺乏、应急科普内容审核机制缺乏、日常科普教育不足等问题。针对疫情常态化防控及今后公共突发事件的应急科普工作提出以下建议:制定专项应急科普法律法规,建立突发事件应急科普机制,建立应急科普教育常态化机制,建立健全应急科普资源库及人才库。     

浅议传染病疫情预警和信息发布机制

《中华人民共和国传染病防治法》(以下简称《传染病防治法》)和《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条例》均无授权哪个部门制定传染病疫情信息公布国家制度的授权条款,而《卫生部关于法定传染病疫情和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信息发布方案》只是以“卫办发[2006]79号”的文件形式颁发,存在一定的合法性隐患。重大传染病疫情事件该由“县级以上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发布相应级别的警报,必须对社会、对各有关部门做出事件的基本描述,并重点提出注意和警醒的信息,对于重大传染病疫情事件来说,也就必然涉及到疫情信息的披露,故不能认为“地级市政府不是法定的发布疫情信息的义务主体”。《中华人民共和国突发事件应对法》《传染病防治法》和《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条例》及有关配套文件,就疫情事件的信息披露、预警信息发布的规定,概念不清、互不协调、授权混乱。应统一授权“县级以上地方各级人民政府”为传染病暴发、流行时的“传染病疫情信息”“突发(公共卫生)事件预警”,以及“传染病预警”“相应级别的(突发事件)警报”的发布主体。     

医务人员疫情信息披露权的社会正当性基础

疫情信息及时披露,对有效防控疫情具有重要意义。医务人员作为较早接触疫情的群体,法律以各种形式赋予其充分的疫情信息披露权,不受其他主体干涉与妨碍。法理上,确立医务人员疫情信息披露权是实现患者知情同意权的必然要求;事理上,医疗行为具有一定程度的开放性,疫情信息属特定领域中的公共信息资源,医务人员披露疫情信息是现代协作式医疗模式的客观要求;情理上,医务人员自身的社会性决定了他们可以自行决定在一定范围内进行疫情信息披露。法理、事理、情理相互支持、相互影响、相互渗透,是临床医学规律、社会生活人情常理使然。     

关于完善疫情防控体制机制的思考

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给中国经济与社会带来了巨大冲击。文章对我国疫情防控体制机制进行了思考分析，为提升我国公共卫生治理能力提出对策建议：健全相关法规制度、改革疫情防控组织体系、完善疫情防控业务能力建设机制、建立医疗卫生机构疫情防控的快速应对机制、健全疫情防控预警与应急执行机制等。     

大数据时代疫情防控中的信息披露与隐私保护

新冠肺炎疫情防控中,大数据技术被广泛应用。疫情信息的公开提高了疫情防控工作的有效性,但频发的隐私泄露事件也暴露了疫情信息披露与隐私保护之间的问题。大数据时代隐私的范围已经被扩大化,为公益目的个人应当接受对其隐私权的限制,但是这种限制应该是合法、适度的。新冠肺炎疫情防控中,个人隐私保护面临着知情同意规则失灵、公共利益与个人隐私利益相冲突、公众知情权和个人隐私权相冲突等困境。为保护个人隐私,必须严格规制疫情信息披露行为,首先要遵循相关法律原则保证其合法性,其次要保障公众的知情、同意和监督权保证其透明化,最后必须严格落实隐私侵权责任制度,严守隐私保护的最后一道法律防线。     

H7N9禽流感防控与传染病防治法的适用

我国在H7N9禽流感防控管理中存在不足,主要表现为在传染病立法设计、行政控制措施、信息公开等三方面.参考境外对于H7N9禽流感防控方面的相关规定,对我国现阶段传染病防治提出了相应的建议：积极推进现行传染病防治法的完善,明确政府职能,监督政府行为,构建传染病疫情报告和公布的程序制度.     

新发传染病疫情防控中的理性流动管控

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控制过程中,各地采取的人员流动限制包括个体隔离、疫点和疫区的封锁、非疫区的人员流动限制等。人员流动限制不仅有力防止了疫情扩散,还使得国家和部分地方政府公信力提升、各行业互联网应用水平提高、部分职业声誉提升和家庭成员交流沟通机会增加,但也存在增加疫情控制管理成本、加大民众心理压力、影响家庭日常生活、易引发社会冲突、妨碍社会经济发展等不利影响。本次疫情防控中还出现了区域间与区域内管理冲突、非理性流动限制、管控标准不一和后续保障服务不足等问题,建议建立新发传染病疫情控制关口前移、容错纠错、动态决策机制,建立流动限制后相关生活医疗保障和心理关爱机制,加强传染病协同防控能力和提升传染病流动限制智慧化管理水平。     

我国会计报表表外信息披露的现状研究

长期以来,我国信息披露尽管在不断进步,但仍存在一定的问题和不足。新准则出台后,随着我国表外信息披露相关规范性文件的贯彻实施,我国信息披露机制日臻完善,表外信息披露内容日益丰富。以此试图通过对近年来上市公司年报的抽样调查,对我国会计报表表外信息披露的发展现状进行研究。     

我国上市公司年度报告披露规范与监管的改进研究

当前我国上市公司年报的现状——年报内容越来越丰富,在关注披露内容之余,对年报的披露方式和形式越来越重视,然而年报质量仍存在简单错误频发、关键信息披露不充分的问题。主要原因——上市公司年报披露不同披露规定不一致,以及年报披露监管职责协调性不足。提出改进建议：由财政部牵头整合年报披露要求,完善年报信息披露事前引导;提高证券交易所对年报披露的事后监管效率。     

代位权行使效力的研究

关于代位权行使的效力, 有入库规则说、平等受偿说、优先受偿说等几种观点。从立法目的、法律功能、法律成本和效率、其他债权人利益的保护、中国司法解释的性质和来源来说, 中国应选择优先受偿说的观点, 赋予代位债权人优先受偿权, 建立代位权上优先受偿权的现代理念。     

民国时期武术的科学化变革

作为现代武术发展史上的一个高峰,民国武术置身于当时人们追求＂科学＂的话语背景之中。以＂传统＂为特征的国术（武术）与当时的＂科学＂话语形成了较大的反差与抵牾。国术界要实现以武图强的远大抱负,国术的＂科学化＂问题首当其冲。鲁迅与陈铁生的论战围绕国术是否有提倡的必要展开,一方面为国术的科学化做了舆论上的铺垫,另一方面也促使国术界开始反思传统武术的痼疾。进而,国术界从理论和实践两个方面展开了国术科学化的改造,其实质是确立发展国术的合理性和合法性,为国术的进一步发展铺平了道路。     

论共同犯罪中止的认定标准

当前对于共同犯罪案件如何认定犯罪中止,司法机关在办理中是仁者见仁,法学人士在讨论研究中是智者见智。共同犯罪中止的认定,应以行为人自动停止犯罪并有效地阻止其他共犯利用其先前行为继续实施犯罪或防止危害结果的发生为标准。     

论当代人文社科学术期刊编辑视野的转移

当代期刊编辑理论研究,已经逐渐淡化了对期刊本身的功能、基本属性,办刊特色等的讨论,因为编辑学的理论发展,已经解决了这些基本问题。对于人文社科学术理论刊物,现在更多的是在关注人文社会科学的编辑出版与全球化背境下当代人文社会科学发展的关联性;当代学术批评与编辑的选择性思维方式;当代学术期刊的编辑过程及编辑活动与学术评价的关系;当代网络化条件下的学术活动与编辑活动的关联研究等与文科期刊相关的更为重大的理论课题。     

提单之债的性质及其诉权的构造

在不签发提单的情况下,利他契约理论能很好地解释海上货物运输合同当事方的权利义务。但在签发提单的情况下,该理论就不敷使用。借助罗马法中的准契约理论,既能对提单下的义务转让进行合理解释,也能解决在实务中诉权的确定之难。     

行政机关违法设定许可的法律责任探析

对于行政许可违法的法律责任问题,人们往往是从行政许可实施违法的角度进行研究,而对于设定违法及其责任追究的探讨却相对薄弱。然而,行政许可设定一旦违法,其对相对人和社会公共利益的损害将会更大,因此,对许可设定的违法及其责任问题进行研究,以避免违法行政行为的发生,促进政府依法行政,不仅必要而且是非常有意义的。     

还本售房合同的法律效力分析

本文通过对案件的深刻剖析,论述了认定合同的依据、广告行为的效力、公司与股东的责任以及公司主体的混同等重要问题并提出了自己的观点。     

高校贫困生认定工作面面观

国家贫困生资助政策实施以来,对贫困生帮助很大,同时在实际运行中还存在着一些问题。本文提出贫困生认定工作仍需要进一步采取各种相关配套措施,以推动和保障贫困生资助工作更好地开展。     

从美国修订《1930年关税法》看我国外贸战略转型

2012年3月,美国参议院通过修订《1930年关税法》的法案,以便对中国、越南等“非市场经济国家”征收反补贴税。近几年,中美之间的贸易争端处于高发期,金融危机加剧了我国外贸出口中遭受的贸易摩擦。应尽快转变原有增长方式,提高产品附加值、降低对少数国家的路径依赖,开拓多元化市场、促进内外贸一体化,以实现我国外贸战略的转型升级。     

朱自清编《中国新文学大系》诗集卷过程梳考

良友版《中国新文学大系》丛书出版的背后,有一些文学史细节被遮蔽。其中诗集卷因图书审查委员会的反对不得不“临阵换将”,由郭沫若改为朱自清,这确系国民党图书杂志审查委员会的文化围剿政策之体现。朱自清编选的范围来源一方面依靠他在清华大学授课的讲义《新文学纲要》,另一方面得益于《新诗年选》、《分类白话诗选》两种诗选提供的“启示”。朱自清经过一个多月的时间,新诗集卷编选完成,选了五十九位诗人的四百首诗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