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村振兴中教育帮扶的实践路径探析

脱贫攻坚取得全面胜利后,乡村振兴全国积极推进。作为乡村振兴中不可或缺的一环,教育起着阻断贫困代际传递、筑牢乡村全面振兴基础的重要作用。文章基于国家乡村振兴战略的整体规划,探讨乡村振兴理论的生成逻辑和发展脉络,并结合北京科技大学脱贫攻坚阶段的教育帮扶实践经验,研究教育在实现乡村振兴总体目标中的现实意义,探究教育对乡村振兴的内在推动力,旨在为新时期高校发挥教育作用提供理论支持和实践路径,通过教育帮扶助力乡村振兴。      

乡村旅游精准帮扶中内源式发展机理与路径

乡村旅游扶贫是偏远贫困地区的重要脱贫措施,如何通过精准帮扶消融贫困户的参与障碍,培育贫困人口内生能力,是实现乡村旅游扶贫脱贫的关键。这一机理与内源式发展理念以人为本、全面参与、主客观统一的核心要义相契合。基于内源式发展理念与乡村旅游扶贫运行逻辑的契合性,应通过扶“志”激发贫困户内生动力,扶“智”培育贫困户现代理性,扶“技”提升贫困人口可持续生计能力,扶“行”实现贫困户在参与式帮扶中自我成长等帮扶措施,实现贫困户脱贫目标。     

乡村振兴视域下西部贫困地区"内外融合"动力机制构建研究

内生动力不足是制约西部贫困地区精准脱贫和乡村振兴的瓶颈。在今后脱贫攻坚实践中,多元帮扶主体应该在破除结构性制约的基础上,帮助西部贫困地区挖掘自身优势,制定发展规划,整合帮扶力量,强化基层组织建设,同时也要对贫困群众加强思想教育,引导贫困群众树立主体意识,强化技能培训,提高贫困群众可持续的自我发展能力,并着力构建"内外融合"的动力机制。     

贫困群体脱贫内生动力及影响因素研究——基于全国农村困难家庭2014～2016年面板数据的实证分析

扶贫先扶志,增强贫困群体脱贫内生动力已成为扶贫举措中一致的共识。基于2014～2016年中国农村困难家庭面板数据,尝试探究精准扶贫以来,具有劳动能力的贫困群体脱贫内生动力情况及其影响因素。研究发现:贫困深度越深其脱贫内生动力越低;陷入贫困时间越长其脱贫内生动力越低;单纯提供资金补贴帮扶方式显著降低其客观脱贫内生动力,提供就业创业的积极帮扶能显著提升其主观脱贫内生动力。对此,建议精准扶贫政策设计考虑对贫困群体建立有关贫困深度和陷入贫困时长等系列评价指标体系,实施分类管理和帮扶,贫困程度较深者除了物质帮扶以外,更应注重培育其脱贫内生动力。同时还应实施积极的帮扶政策,构建责任关联的现金给付制度。在2020年全面脱贫后对贫困程度较深者持续进行跟踪并健全政策配套。     

构建后脱贫时代可持续性帮扶措施研究——基于贵州省凤冈县大屋村的帮扶实践分析

2020年脱贫攻坚进入后脱贫时代,结对帮扶背景下,挂帮单位资源下沉,囿于政府自利性以及受限于农户小农性,易导致政府政绩观导向有偏差,同时上级资源嵌入乡土和乡域过程时往往出现发展产业只兴不盛,难以形成可持续性帮扶措施。本文以贵州省凤冈县大屋村的帮扶实践为研究视角,分析后脱贫时代结对帮扶背景中挂帮单位如何有效精准发力,从实际出发制定并执行可持续性帮扶措施,巩固脱贫成效,防止返贫。     

乡村教育阻断贫困代际传递路径研究——基于布迪厄场域理论

教育作为一项基本民生工程构筑了个人发展机会基础，通过优化乡村贫困人群文化资本、经济资本、社会资本、符号资本，增强可行能力，增加个人内生动力，进而有效阻断贫困恶性循环。运用布迪厄场域理论分析发现贫困家庭中匮乏的资本要素是形成贫困代际传递的重要原因。基于乡村教育的视角提出阻断贫困代际传递路径：加强教育顶层设计、加快乡村教育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确保乡村贫困群体真脱贫、不返贫；教育赋能“多维资本”，协同满足贫困群体多样化学习需求，构建教育阻断贫困代际传递的保障机制；深度发掘乡土文化，增强乡村贫困人群文化自信，重塑乡村教育场域惯习，助力乡村精神文明建设，最终惠及贫困家庭，阻断精神贫困。     

“心智模式”视角下激发民族地区深度贫困人员内生动力研究

2020年全面实现脱贫目标是我们党对全国人民作出的庄严承诺。民族地区深度贫困人员内生动力缺乏已经成为制约脱贫的一个重要因素。根据民族地区贫困人员内生动力不足的表现,文章从心智模式视角分析了民族地区深度贫困人员由于居住环境的感知对贫困的认知偏差和贫困圈层文化不当导致缺乏脱贫内生动力。为激发贫困人员内生动力,实现高质量脱贫,扶贫主体需要引导贫困人员营造良好生产生活环境,开展多形式多内容交流并促进思想改变,提供分类帮扶措施,优化激励方式,构建激发贫困人员内生动力新模式等工作。     

文化治理视阈下教育扶贫的逻辑与路径

教育扶贫作为扶贫工作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备受实践与理论领域关注。反思当前教育扶贫实践与研究,呈现出"强"政策依赖性、"窄"教育扶贫内容、"工具化"教育扶贫目标等现状,以致于过分关注"扶教育之贫",而忽视了"依靠教育扶贫"的整体目标实现。文化作为教育的上位概念,是我国"五位一体"战略布局的重要环节,教育扶贫工作必须关注文化的存在,且教育作为文化核心承载要素,文化治理逻辑符合教育扶贫要义,能够承担起教育扶贫的重任,可通过对贫困文化和文化贫困的治理,从观念、能力、行动方面,关注"人"的存在与发展,使得贫困群体实现"要我脱贫"—"我要脱贫"—"我能脱贫"—"我会脱贫"的转变,这既是对扶贫过程的关注,也是对扶贫效果的重视,最终通过以人化文、以文化人、以文促建等路径,尊重公民的文化权利,最终实现人的发展和促进国家"五位一体"战略发展的双赢局面。     

东西部协作教育组团帮扶的模式转向与本土建构

东西部协作背景下的“组团式”教育帮扶，意指由对口协作的东部地区根据西部贫困县教育帮扶需求，组团选派支教团队和培训指导团队，通过按需帮扶、协同用力的方式，专门针对一个贫困县或一所薄弱学校实施管理输入、示范引领和培训指导，进行“重塑性”和“植入式”帮扶的模式。此模式摒弃了单打独斗的传统帮扶弊端，能够实现帮扶理念从单独到合作、帮扶主体从一元到全员、帮扶内容从支教到管理、帮扶目标从扶智到志智双扶、帮扶结果从输血到献血的转向，并从“好组织+好党员”“好机制+好团队”“好老师+好学生”“好资源+好平台”四个层面对中国教育帮扶的运行逻辑进行建构。随着东西部协作的深入推进，为进一步助推受扶地提升教育治理能力、实现教育治理体系的现代化，一方面要从帮扶团队、帮扶对象、帮扶周期、帮扶效应方面优化已有的帮扶模式，另一方面要站在更高的层面，关注东西部之间“组团式”教育帮扶的协同治理。     

新时代精准扶贫的实践困境及治理路径

新时代扶贫开发方式创新转变是精准扶贫的重要实现路径。当前，我国精准扶贫实践困境主要表现在精准识别偏离、精准帮扶错位、精准管理缺位和与之相关的精准考核不完善等4个方面，究其原因，主要在于经济和文化深度性贫困以及政策执行主体面临双重压力、公共品供给错位、市场失灵的政府缺位等国家治理不足等。为此，在脱贫攻坚的最关键阶段，需要重点聚焦深度性贫困问题，从完善精准管理机制，提升帮扶政策精准度；强化力量集成，提升基层扶贫治理能力和水平；激发扶贫对象内生动力，提高其自我发展能力和积极性等方面增强精准扶贫力度，有效实现精准扶贫的常态化，确保2020年全面脱贫目标的顺利实现。     

教育与贵州农村脱贫的关系研究

贵州农村贫困呈现以下特点:贫困人口中开发式扶贫人群占绝大多数;贫困原因以外部因素为主,贫困人口以中青年人群为主,小学以下劳动力比例高,贫困人群总体素质低下;贫困人口收入结构单一,以实物收入为主,购买力极低。如何解决贵州农村脱贫问题,确实是一项艰巨的任务。通过教育来促进农村人力资本的提高,从而提高农民的收入水平,是一条重要的途径,但必须有切实可行的措施。     

高校扶贫:目标取向、帮扶模式及提质增效对策

高校是教育扶贫的重要生力军。高校之所以把扶智赋能作为扶贫的根本目标取向,是因为教育亏欠导致困难群体能力贫困、就业半径收窄、精神自我设限及贫困代际传递,也制约着现代农业及新型职业农民的成长培育。经过几年的探索实践,高校已经摸索出“扶业”“扶智”模式、强师帮教双助模式、培才“扶医”送健康模式、“学历+技能双提升”模式及全口径赋能帮扶模式等行之有效、特点各异的帮扶模式。但也存在认识不到位、行为短期化;校地沟通衔接不顺畅,资源整合利用程度低;帮扶缺抓手、培训内容方法不够接地气等问题。要使高校扶贫提质增效,充分彰显大学服务社会功能,应一体谋划,统合系统内资源;着力打好产业帮扶科技牌、立体培训组合拳;拓展“互联网+”帮扶链;把教研课题带到地头田间;充分发挥政府在校、地、企之间的穿针引线作用。     

乡村振兴战略下的文化精准扶贫

摆脱贫困是乡村振兴的前提,文化扶贫是乡村振兴的重要路径。随我国工业化和城镇化进程的加快,乡村文化显现衰落之势,文化扶贫面临诸多难题。在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要提高文化扶贫的精准性、有效性和系统性应当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引领,加强乡村思想道德建设;提升公共文化服务效能,丰富农村文化生活,培育文明乡风;因地制宜发展特色文化产业,带动产业兴旺;重塑乡村文化生态,实现生态宜居;培养、挖掘本地人才和引进外来人才,强化人才支撑,推动乡村人才振兴。     

乡村振兴背景下农业供应链金融信贷减贫机制研究——基于社员农户脱贫能力的视角

农业供应链金融信贷助推农业产业扶贫是金融支持乡村振兴发展的重要体现。本文基于合作社社员农户是否具有脱贫能力为视角，分析了自主发展模式与委托发展模式下农业供应链金融信贷的减贫机制。研究发现：自主发展模式下的农业供应链金融信贷主要通过产业发展、金融支持与风险防控等三大利益联结机制来实现对社员贫困农户的“造血式”扶贫。委托发展模式下的农业供应链金融信贷主要以优化合作社内部治理结构和利益联结机制为前提，借助政府专项扶贫资金及贫困农户信贷资金的股权量化，发挥债权和股权等资产收益扶贫作用机制，增加对无脱贫能力的贫困社员农户财产性收益来达到减贫增收的目的。为此，进一步加强合作社为载体的农业供应链金融信贷产品创新和强化合作社内部治理结构，提高合作社融资增信能力和构建农村征信体系成为下一步改革方向。     

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视域下相对贫困治理研究

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将“四个全面”中的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更新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这也表明尽管消除了绝对贫困,但是相对贫困问题依然存在。相对贫困治理是以马克思主义反贫困理论、以人民为中心的政治经济学为理论基石。对标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目标和现实难点,相对贫困治理的路径应为:一是创新贫困治理的体制机制,建立绝对贫困向相对贫困转化的对接机制、相对贫困的认定标准和识别体系、相对贫困治理的长效对标机制;二是坚持内扶与外扶协同联动,建立一体化“扶智”体系,在乡村合作社等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建立利益共享机制,增强其获得感,破解“等靠要”意识,强化内扶的动力之源;三是深入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建立相对贫困群体的就业培训体系和创业支撑体系,为相对贫困群体提供可持续发展保障。     

建构"深度贫困"伦理关怀的理据及路径

当前深度贫困已经成为脱贫攻坚中的“坚中之坚”,发展能力与机会的缺失以及心理的失衡与自然、经济上的致贫因素交织互构使得深度贫困不断地积累和沉淀,并突出地表现在地域与人群两个方面。深度贫困主体的现实境遇启示我们必须超越传统的治贫理念、方法和路径,发挥伦理关怀的功能。伦理关怀是深度贫困主体的内在需要,无论从责任、正义角度还是基于关怀伦理立场,社会都有为深度贫困主体提供伦理关怀的义务。在伦理关怀中,我们要以生存为基础,完善“深度贫困”的物质关怀体系;以尊重为宗旨,满足深度贫困群体的精神需求;以制度为保障,促进深度贫困群体的权利实现;以发展为目标,培育“深度贫困”消解的自我发展能力。     

精准扶贫与国家减贫治理体系现代化

从历史的长时段视角来看,“精准扶贫”是中国国家减贫治理体系因应新时期减贫形势变动和打赢脱贫攻坚战的“时代呼唤”所做出的战略调整,也是国家减贫治理体系现代化和治理能力提升的过程。其突出特点在于以“减贫大数据”为基础,综合运用政府、市场、社会三种机制、三种资源,将政治优势和制度优势的发挥与全面深化改革相结合,系统性地改善贫困地区、贫困社区和贫困人口的内生发展动能。十八大以来,在习近平扶贫开发战略思想的指引下,以精准扶贫、精准脱贫为基本方略,国家减贫治理体系经历着密集的调整,在信息汲取能力、政治保障和制度保障能力、综合回应能力、资源动员能力以及政策执行能力等诸方面都有显著提升。在未来的脱贫攻坚实践和共同富裕征程中,中国国家减贫治理体系将不断完善,现代化水平持续提升。     

中国与非洲产能合作反贫困的现实困境与对策建议

消除贫困是非洲社会发展的重要目标。一直以来,中国都十分重视与非洲国家在减贫领域的交流与合作,随着中非合作反贫困实践与认识的不断深化,2016年召开的"中非合作论坛——减贫与发展会议"上,产能合作成为中非合作减贫与发展的新主题。文章通过对近年来国内外相关文献数据的梳理和分析,发现尽管以基础设施建设、产业园区打造,以及贸易往来为主要途径的中非产能合作,在推动非洲国家工业化与农业现代化进程、增强脱贫内生动力、改善贫困人口可持续生计等方面对非洲国家减贫与发展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但是,目前中国与非洲在产能合作反贫困实践中仍然存在反贫困基础薄弱、合作路径尚待优化的问题,同时也面临着国际竞争加剧一系列风险挑战。为了提高中非产能合作推动反贫困效益,优化实施路径,更好地破解合作困境,文章从政府、企业、智库、民间四个维度提出了相关对策建议。     

改革开放40年扶贫开发历程与经验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扶贫工作成效显著,减贫成果在世界范围内得到广泛认可。在40年的扶贫历程中,中国扶贫经历了救济式扶贫开发、大规模扶贫开发、八七扶贫开发、以贫困村为重点对象的扶贫开发、精准扶贫开发五个发展阶段,其中精准扶贫开发阶段成效最为显著。精准扶贫以我国现阶段贫困地区和贫困人口特征为依据,并结合我国当前实情,有效地解决了我国脱贫效率降低问题,精准扶贫充分体现了长短期、国家救助和自我发展、普遍需求和个性需求的结合,最终目的是帮助贫困人口实现长期稳定脱贫和贫困地区可持续发展,进而确保2020年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伟大目标。     

论政策支持对优质教育资源发展的保障作用

教育的准公共产品性质决定了教育政策之于教育资源优质化发展的保障性作用，因为政策不仅具有引导和支持作用，而且还具有强制性的督促作用。政策的这种保障性作用既充分地体现在我国“重点校”形成与发展的历史脉络中，也充分地体现在现今各类教育资源的优质化发展以及各地对教育资源优质化发展模式的选择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