易迁移民就业机会、人力资本变动及其影响因素——基于对少数民族地区的考察

基于怒江傈僳族自治州易地扶贫搬迁移民家庭的三个阶段动态调查数据,建立多元线性回归模型和Logistic回归模型,分析易地扶贫搬迁移民人力资本改善和就业机会转化的影响因素。研究发现:第一,易地扶贫搬迁使少数民族移民人力资本显著增加;第二,易地扶贫搬迁明显提升了少数民族移民的就业机会;第三,家庭人口、社会资本、政策感知、社会适应、公共设施、民族文化等因素对易地搬迁移民的人力资本有显著影响;第四,家庭人口、社会资本、政策感知、民族文化对易地扶贫搬迁移民的就业机会有显著影响;第五,易地扶贫搬迁对少数民族移民的人力资本与就业机会有持续性正向影响。基于此,少数民族脱贫移民后期扶持需从发展县域产业、搭建就业平台、强化就业能力、扩宽就业渠道、促进多元化就业和多业态就业、建设民族多维互嵌型社区共同体等入手。     

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与流动人口收入的关系——基于chips2008的经验数据

随着中国经济转型和制度变迁,中国劳动力市场的劳动人口跨区域流动成为当今社会的一个重要社会现象。探究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的联合作用与流动人口收入关系对于改善流动人口现状具有重要意义。利用chips2008的数据,可以研究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交互作用对流动人口收入的影响。通过回归模型建立和分析,得出如下结论:第一,人力资本、社会资本对流动人口收入的作用均有显著的促进作用;第二,对于流动人口收入的影响程度而言,人力资本比社会资本的影响效果更强;第三,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的联合作用机制会对流动人口收入产生替代效应。     

能力贫困视阈下农村脱贫人口发展能力提升研究

提升脱贫人口发展能力、促进脱贫人口脱贫致富是后脱贫时代乡村振兴的重点任务。理论分析认为,脱贫人口发展能力主要由社会资本、人力资本、金融资本、物质资本、自然资本层面的能力构成。实证研究发现,当前脱贫人口生活水平与共同富裕的要求还有相当距离,需以脱贫致富为导向,着力提升脱贫人口发展能力;脱贫人口发展能力对其生活水平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影响程度由大到小依次为学习能力、抗风险能力、就业创业能力、健康保障能力、社会交往能力、自然资源利用能力、发展生产能力、信贷资金获取利用能力、社会资源利用能力和基本生活能力。脱贫人口更新观念,主动增强发展能力;政府深化体制改革,完善制度保障供给;基层干部履职尽责,强化基层治理能力;社会力量深度参与,积极承担社会责任等是提升脱贫人口发展能力、推进脱贫人口脱贫致富的可行选择。     

云南“直过民族”教育现状及对策探析

云南“直过民族”是在我国特定历史条件下形成的产物,有其特殊性。“直过民族”地区经过半个世纪的发展,各方面取得了较大进步,但经济、文化、教育等仍然比较落后。“直过民族”受教育程度、人口文化素质与云南其他区域的民族相比是最低的。文章内“直过民族”的教育状况,并提出了相应的对策。     

新生代农民工就业能力影响因素分析

本文利用1613个调查样本数据,运用多元线性回归模型实证分析了家庭环境因素、企业雇佣政策因素和政府培训政策因素对新生代农民工就业能力的影响.结果表明,家庭人口数、家庭人均收入、家庭社会资本、企业录用政策、企业培训政策、企业薪酬政策、政府培训供给量和政府培训有效性均对新生代农民工就业能力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但对就业能力各维度人力资本、职业认同、个人适应性和社会资本的影响存在明显的差异性.     

基于转子位置角预测的车用异步电机控制算法

以四川省阿坝州、甘孜州和凉山州的农村贫困退出家庭为调查对象,通过对自然资本、人力资本、物质资本和金融资本的分析,识别深度贫困地区贫困户的稳定脱贫。引入贫困退出的持续时间临界值以及多维度脱贫临界值,对稳定脱贫进行动态测度。研究发现,随着稳定脱贫持续时间的延长,贫困退出发生率、稳定脱贫广度指数以及动态的稳定脱贫指数均有所下降,且存在区域差异。从稳定脱贫指数的分解看,金融资本和人力资本维度对稳定脱贫贡献较大,人均纯收入、医疗保障和收入结构等三项指标是当前农户稳定脱贫的的主要贡献因素。因此,农户家庭长期稳定脱贫是多因素综合的结果。     

产业结构调整、人口结构转变与潜在经济增长率

本文从产业结构调整和人口结构变动两方面考虑了实际GDP的变化情况,研究了导致中国近几年来的实际经济增速下降的原因,并通过建立的模型对未来五年做出趋势预测。首先建立了资本形成率与人口抚养比、城市化率以及第二产业比重的回归关系,分析了产业结构调整、人口结构转变因素的对资本形成率的联动影响。其次从标准生产函数核算框架出发,附加人力资本变量,考虑经济结构变动因素对潜在经济增速的影响,进行潜在增长情景模拟。     

人力资本、社会资本与农民工工资差异

本文通过OLS回归和分位数回归综合考察了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对农民工工资的影响,结果表明：虽然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都是导致农民工工资差异的重要因素,但人力资本的影响效应显著大于社会资本;社会资本对农民工工资只是在高分位点处具有微弱影响;在人力资本各变量中,培训对农民工工资的影响效应在低分位点处略低于受教育程度,但在中、高分位点处的影响效应则要显著大于受教育程度。因此,要在努力提升农民工人力资本的同时,设法提升农民工的社会资本,从而改善农民工的收入状况。     

中国城镇贫困的主要经济社会特征与影响因素实证分析

利用2006年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的“社会和谐稳定全国抽样调查”数据,对中国城镇贫困的主要经济社会特征和影响因素进行了实证分析。研究结果显示,基于本文设定的城镇贫困线,现阶段中国城镇贫困的调查发生率已经达到2位数的水平,城镇贫困住户在家庭人力资本、经济资源、社会结构地位和社会资本占有方面都处于不利地位,在一定程度上受到社会排斥。最后,通过回归分析,对有关贫困成因的几个假设做了检验,其结果特别表明,基于市场化通过促进经济发展而有助于减少贫困这一理论的“市场化假设”不能得到调查结果的支持。     

共同富裕视域下易地扶贫搬迁移民生计资本、生计策略与生计选择行为的影响研究

960多万人口的易地扶贫搬迁,有73%以上的搬迁人口在西部地区,如何实现搬迁人口的可持续发展是易地扶贫搬迁后续扶持的关键。基于三区三州怒江州少数民族515户的调查数据,建立生计资本与生计稳定性耦合协调度模型和Logistic回归模型,分析生计耦合协调类型、生计策略选择和转化的影响因素。研究发现：搬迁移民现阶段的生计资本水平较低,生计资本与生计稳定性的耦合协调关系处于稳定恢复期;务工为主农业为辅类型、生计多样类型搬迁移民家庭的生计资本与生计稳定性耦合协调度优于农业为主务工为辅类型;在生计策略选择的影响因素中,物质资本、金融资本和人力资本对农业为主务工为辅类型移民家庭有负向影响,人力资本、社会资本对务工为主农业为辅类型移民家庭有正向影响,物质资本、金融资本、社会资本对生计多样类型移民家庭有显著影响;搬迁移民由农业为主务工为辅类型向务工为主农业为辅类型转化的关键因素是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其中家庭资产数量、家庭收入、就业技能培训、非农就业人口数对其转化有促进作用;搬迁移民由农业为主务工为辅类型向生计多样类型转化的关键因素是物质资本、金融资本、人力资本,其中居住地生态环境、房屋面积、家有资产数量...     

“三维资本”视阈下新疆民族乡贫困治理对策研究——以温宿县博孜墩柯尔克孜族乡为例

新疆的民族乡大多兼具边境与山区双重属性,自然条件差、生态脆弱,经济发展落后,是新疆扶贫开发工作的重中之重。新疆民族乡处于物质资本、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贫困三重叠加的困境之中,自我发展能力薄弱。基于三维资本视角对温宿县博孜墩柯尔克孜族乡减贫实践的研究表明,新疆民族乡的贫困治理既要加强物质资本投入,还需重视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投入,以利于增强个体发展机会和少数民族贫困人口稳定脱贫。     

创新型人才对区域经济增长的贡献率研究——基于长三角地区的比较

创新型人才逐渐成为提升区域创新、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新动力。本文基于长三角2000—2019年数据,运用改进的Cobb-Douglas(C-D)生产函数,建立物质资本、劳动力资本及创新型人力资本与经济增长的函数模型,通过回归模型估算各生产要素产出弹性,实证分析长三角全域和分域创新型人力资本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结果表明：2001—2019年间,长三角地区创新型人力资本对经济发展有正向驱动作用,但年均贡献率为47.44%,低于物质资本存量的年均贡献率58.34%,且贡献率呈现“W”型波动。长三角地区创新型人力资本贡献率存在区域差异,其中上海市创新型人力资本贡献率高于其他三省,安徽省紧随其后,浙江省和江苏省贡献率水平相近。     

基于“能力贫困”理论的大学贫困生“贫困循环”的破解路径

大学贫困生的贫困不仅表现为家庭经济困难、治贫能力低下,更主要表现为因社会制度、教育体制、组织建设等人力资本与社会资本的匮乏而“人为”地将治贫主体排斥在社会资源圈之外,阻碍了他们对“手段”“能力”和“机会”的获取与提升,从而导致了恶性贫困循环,抑制了治贫主体脱贫意识与“可行能力”转化与提升。为彻底破解治贫窘境,从人力资本与社会资本的双重视角,首先探寻了隐藏在大学贫困生背后与内在的驱动机理,进而从政策与社会支持、高等教育价值链、地方性知识校本课程、组织体系等方面系统地培育与提升贫困生的人力资本与社会资本,从而构建一个内含物质资本、人力资本、社会资本的立体化扶贫体系。     

“廉价的高品位”：农户清洁能源消费中的家庭禀赋与接近效应

基于CGSS 2015中的全国农户生活能源使用状况数据,本文运用Tobit回归模型分析了农户家庭的人力资本、社会资本、经济资本以及清洁能源的可获得对农户清洁能源消费的影响。研究发现：高人力资本与经济资本的农户使用“高品位”的清洁能源,但其实际的能源支出却低于使用传统能源的其他农户,出现品位与成本倒挂的现象;人力资本与经济资本对农户使用的清洁能源耗能和占比均有显著正向影响,相对于务农而言,外出务工对农户清洁能源的耗能量和占比的提升有着积极作用;农户与清洁能源供应点的距离与清洁能源耗能和占比均正相关;人力资本要素中家庭最高文化程度越高,清洁能源消费成本占总能源消费成本的比率越低,经济资本对农户清洁能源消费有正向影响,农户在清洁能源的获得较容易时则会增加对清洁能源的消费额度,并提升其消费比例。     

中国人力资本空间分布特征与区域协调发展

利用中国“六普”“七普”数据研究表明，2010年以来，中国人力资本空间分布呈现高学历人口占本地人口比重下降和向省会或直辖市集聚并存的变化特征，高等教育人口的年龄队列替代优势显著，劳动力回流进一步强化了大城市人力资本外部性。进一步分省份、地级市和城乡回归都表明，人力资本水平与经济增长呈显著正相关关系，城乡人力资本差距过大不利于本地经济增长。为降低发展不平衡和促进区域协调发展，政策上应鼓励高技能人才合理流动，在推进新技术应用时强化技术转移与地区人力资本合理匹配，构建实现人力资本价值转换的产业路径。同时促进城乡人才双向流动，带动人力资本城乡均衡发展。重视大规模的高素质老年人力资本存量，提前谋划延迟退休制度，延续人才红利。     

生计资本与农户收入:来自新疆深度贫困地区的经验证据

生计资本是农户维持生计的基础和实现全面发展的保障。该文基于2015—2017年新疆深度贫困地区农户调查数据,运用面板分位数回归和夏普利值分解等方法,分析生计资本对农户收入的影响,并得到以下研究结论:(1)生计资本能够显著提高农户家庭的总收入水平,其中社会资本和自然资本的增收作用更为显著;(2)自然资本、物质资本、金融资本与心理资本拉大了农户家庭总收入差距,而社会资本和人力资本能够缩小农户间的收入差距;(3)自然资本、金融资本和心理资本是提升农户农业收入的主要影响因素,社会资本、人力资本和物质资本更有助于增加农户非农收入;(4)自然资本、物质资本和社会资本是造成农户收入差距的主要微观基础,相比之下心理资本虽然不是造成收入差距的主要影响因素,但其对收入水平差异的影响呈现逐年增强趋势。     

新生代农民工生计资本对回流式市民化影响实证研究——基于江苏省调研数据

根据英国国际发展署对生计资本的定义,从人力资本、自然资本、物质资本、金融资本、社会资本等5个方面构建指标体系,分析生计资本对新生代农民工回流式市民化意愿的影响。基于江苏省的调查数据,建立二元Logistic回归模型,研究发现:所调查范围内的新生代农民工就近城镇化总体意愿较为强烈,其中人力资本中的年龄因素,自然资本中的耕地拥有量因素,物质资本中的房屋拥有量因素,金融资本中的年收入因素和社会资本中的市民朋友数因素对新生代农民工回流式市民化有着尤其显著的影响。     

创业者的三维创业资本研究

探讨三维创业资本构成中人力资本、经济资本和社会资本对创业的影响,认为创业者人力资本主要影响创业意愿、创业机会识别以及初创企业的管理,经济资本决定能否为企业建立以及初创企业的发展提供足够的资金支持,社会资本则关系到创业有关的各种资源获取。提出创业是创业者三维创业资本的乘法模型,三者缺一不可。认为创业资本是创业者人力资本、经济资本和社会资本的加法模型,三者之间互为补充并可以相互替代：创业者人力资本的形成需要先期经济资本投入,而且创业者进行人力资本投资的主要目的是提高其人力资本的数量和质量,并最终体现为获取更高的经济资本;创业者的社会资本可以促进人力资本的获取与提升,而创业者的人力资本存量有助于其社会资本的积累;创业者社会资本的形成与维护需要经济资本提供支持的同时,使创业者未来以较低成本获取更多的经济资本成为可能。     

中国人力资本对经济增长影响的实证分析

本文估算了我国在1978—2006年间人力资本存量和物质资本存量,并利用现代计量分析方法分析人力资本对我国经济增长影响。分析结果表明：我国的GDP、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存在长期均衡关系;人力资本对我国经济增长的贡献为9．6％,人力资本明显是物质资本变化的Granger原因,也是GDP变化的Granger原因。     

关于我国科研投入对科技创新影响的实证分析

本文运用现代经济计量分析方法, 利用1995-2015年中国统计年鉴数据, 实证分析我国科研投入对科技创新的影响。分析表明:我国科技人力资本、研发资本与科技创新存在长期稳定的正向关系; R&D人员占就业人数比重和研发资本占GDP比重越大, R&D人员拥有专利申请授权数越多, 技术市场成交额占GDP比重越大; 科技人力资本和研发资本是推动科技创新的重要影响因素。基于此, 文章提出加大我国科研投入促进科技创新能力提升的对策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