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嵌入、社区整合与西藏牧民的集体化发展: 基于“制度—生活”分析

西藏牧民的集体化发展成效取决于相互联系的两个阶段:公共资源如何传递 到牧区村庄,又如何转化成牧民的内生发展能力.基于“制度Ｇ生活”分析框架,从“制度”与 “生活”关系互动的视角出发,对西藏阿里 G 县牧民的集体化发展现象进行考察.研究发 现:牧民的集体化发展,本质上是地方政府和牧民社会“互动共治”的结果.地方政府强力嵌 入牧民社会,通过选派驻村干部、提供政策项目等方式,在尊重牧区生计模式的基础上,推动 牧民社会在集体制度框架内发生有序变迁.村集体承接政府公共资源,主要采取情感联结、 利益联结等柔性整合手段,将牧民集体化发展从“制度”形态引导到规范的“实体”形态,有效 实现了村庄公共性的再生产.在上述集体化发展过程中,制度与生活的持续互动,使牧民的 内生发展能力不断增强.牧民看到解决自身生存危机的可能,利益一致性唤起了对于集体 的信任感和归属感,由此促成牧民集体化发展的良性循环.     

围栏社会的兴起：制度变革、围栏建设与牧区社会转型

草原牧区从游牧到定居的转型离不开草畜双承包责任制的调整。随着草场承包责任制改革，围栏已不再是简单的基础设施，更是界定牧区人地关系与相关主体关系的重要符号。人地关系的变化主要体现在牧民生计层面。在草场承包经营背景下，围封牧场定居放牧成为了牧区主要的生计模式。与此同时，围栏的出现同样重新塑造着牧民彼此、牧民与集体、牧民与国家以及外来主体之间的互动关系。在此意义上可将当前的草原牧区概括为围栏社会。围栏社会中的人地关系与主体关系的转型性特征也成为进一步推进牧区振兴与共同富裕的主要背景。     

21世纪以来牧民与草原生态环境关系的重塑：以新疆北部牧区为例

21世纪以来,新疆北部牧区牧民在非农产业务工就业和进入城镇生活的现象十分普遍,形成了“半农（牧）半工”的生计模式,进而促成牧区社会进入后定居时代。调查发现,定居后牧民面临着农牧业生产边际效益下降与草原生态环境快速退化双重暴露的困境,与草原生态环境的关系从平衡走向了失衡。在脱贫攻坚、乡村振兴及新型城镇化的推动下,新疆北部牧区牧民生计方式持续调整和优化,为重塑牧民与草原生态环境关系创造了新的机遇。因此,应持续优化牧民生计方式,推动新疆北部牧区走绿色发展之路,最终实现牧民与草原的和谐共生。     

草场生态治理中的牧民收入影响因素研究——基于甘南草原的调研分析

以牧民收入作为主要考察对象,采用分位数回归对甘南牧区的牧户生计状况进行了实证分析。结果表明,农牧交错区与纯牧区牧民收入影响因素存在较大不同。农牧交错区牧民收入在不同分位点上受到家中有无外出务工人员、家中常住人口数量、距离集贸市场的远近、放牧牲畜的数量、有无科技培训、有无加入合作社等因素影响呈现不同。纯牧区牧民收入只受家中常住人口数量的显著影响。总体看来,牧民对补贴和放牧依赖度高,难以转变生计结构,为促进增收需倡导舍饲养殖,转变原有粗放的牧业生产结构,谋划牧业发展新思路。     

村落终结视角下农民工返乡创业对村落社会结构变迁的影响

以河南Z村实地调查资料为基础,从村落终结的视角出发,以村落社会交往与村落权利的重构两方面为抓手,研究农民工返乡创业对村落社会结构变迁的影响。结论认为:返乡创业的农民工社交中心普遍出现外移现象,已经超出农村"熟人社会"的范围,促使传统社会关系网络的"差序格局"被打破,并且他们主动参与村落权利的建构过程,表现出更多的政治热情和对现代民主观念的践行。可以说农民工返乡创业既加速了中国小农经济的解体和传统农民的分化,也是实现农民自身终结与村落终结及城乡一体化的重大契机。     

川西北藏族游牧部落的经济形态

川西北若尔盖、红原草地,民主改革前保留了四十一个部落,共有人口七万三千多人。这些部落处于封建农奴社会初期,带有明显的类似原始农村公社的牧区公社特征,属于次生牧区公社形态。 本文根据自己的调查材料和一些民族学资料,对川西北若尔盖、红原藏族游牧部落的经济形态进行初步探讨。     

海南黎族和台湾高山族传统社会组织比较

从血缘关系渐变为地缘关系,是海南黎族和台湾高山族传统社会组织的历史发展趋势.两族的传统社会组织在地域界限的划定、社会组织的构成基础和部落决策层方面有诸多相似之处.证明两族间有着相近的文化基因.     

城镇化进程中的牧民群体及其有序返乡——内蒙古东部N嘎查的实地研究

在牧区城镇化进程中,随着返乡牧民日益增加,在牧区正在形成以"半工半牧"为主要生计模式的新社会群体,本研究将其称为"牧工"。"半工半牧"的生计模式以及"牧工"群体的出现,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牧区衰落引发的社会问题,有助于推动进城牧民有序返乡。但实践中由于资金缺乏等原因,返乡牧民未能将打工经济转变为创业经济,生活仍处于相对贫困状态。因此,应通过牧区金融服务的进一步支持和完善,以及畜牧业生产方式的集约化、合作化和组织化经营对这些返乡牧民进行产业扶持,在激发其主体能动性的基础上,推动返乡牧民积极参与牧区现代化建设和乡村振兴。     

嵌入性政治对村落经济绩效的影响——小岗村的个案研究

当我们分析和解释村落经济的变迁过程时,不能仅仅考虑单纯经济行为逻辑的作用,还需要考虑社会系统中其他非经济因素的影响。小岗村是中国农村“大包干”改革的发源地,在合作化和集体化过程中,村落经济从自给自足走向崩溃,其原因是在合作化和集体化过程中出现了嵌入性政治,它破坏了村落经济的原有基础、社会关系和个体自我谋生手段。“大包干”标志着农民摆脱了嵌入性政治,获得自主选择权,从而复活了村落经济。     

东周晚期基层社会从血缘到地缘的转变——以里耶户籍简为中心

传统观点认为西周及东周基层社会是以血缘性为核心的宗族自治,然而这种观点与里耶户籍简中所反映出的高度异姓杂居状态明显不符.以"里"这一行政区划作为切入点,将出土文献与传世文献结合研究可知,东周基层社会在经历了漫长的动态演变之后,到东周晚期已完成血缘向地缘的转变.直至今日,上述转变过程的中间态——血缘与地缘并存的基层社会组织仍可见于佤族村寨、傈傈族村落、侗族村寨及羌族部落.     

基督教信仰对村落社会生活的影响——基于一个滇中苗村基督教信仰生活的人类学研究

基督教信仰嵌入滇中苗族村落村民的日常生活中,与苗族传统道德观念相融合,强化了当地村民向善的心性和内敛的行为规范;提升了村落公共生活的品质,增强了信教村民的归属感、凝聚力和公共道德感;促进了社会交往的变革,形成了一种不带有血缘、地缘关系的新关系网络。滇中苗族村落基督教信仰成为了当地村落社会生活的重要整合力量。     

论舟曲藏族的民间组织及其社会功能——以武坪村为例

“册俄”（部落）、“杂俄部”（宗族）、“比古把”（兄弟会）等是存在于舟曲藏族村落中的三类民间组织。它们是藏族村落中由村民自发或原发地形成的处于政府之外的社会组织,是以服务和互利为目的结合成的民间社会团体,它们的职能几乎囊括了村民生产生活的各个方面。通过对它们的特征、关系的深入研究,探寻其在藏族农村传统社会及现代社会中所发挥的功能。     

农业规模经营下耕地“非粮化”研究的局限与突破

以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和内蒙古自治区的微观调研数据为基础,运用多分类Logit模型分析保障感知、社会信任对牧民生态保护参与意愿、参与方式的影响。结果发现,随着牧区社会保障体系的建立,牧民社会保障感知得到提升,并对参与草场生态保护的意愿有显著正向影响。社会信任是联接部落间牧民生产合作的重要纽带,并对牧民生态保护参与意愿具有显著正向影响。在生态保护方式决策上,相对于延长圈养,保障感知、社会信任对牧民选择减少牲畜、流转草场的影响显著,具有较高的选择概率。延长圈养是“农牧生产结合”的创新产物,短期内虽增加了养殖成本,但从长期看农业生产的玉米及其秸秆成为牲畜优质的饲料来源,既能获得生产补贴弥补收入损失,又能发展畜牧养殖缓解草场生态压力。针对这些发现,提出完善牧民基本医疗、养老等社会保障以及规范政策实施流程的监管、树立政府公信力,既利于提高牧民草场生态保护,又利于牧区经济社会发展。     

新农村建设中社区社会资本的开发与利用——以尔德井村为例

社区社会资本有利于新农村建设五大目标的顺利实现。尔德井村在新农村建设中,通过村庄外部网络的链接、内部关系的整合及规范秩序的重建,既获得了社会资源,又增强了发展能力。从中国社会发展的现状来看,新农村建设战略的实施、社会关系网络的重要作用以及社会组织结构和经济体制的分化与转型,都为村落社区开发、利用社会资本奠定了一定的基础。     

内蒙古现代畜牧业发展主导模式选择

本文通过对内蒙古畜牧业组织模式的分析,把畜牧业组织模式分为畜牧业经济体制、畜牧业经济结构及其运行机制、技术水平、分配机制四大模块。力争摆脱畜牧业发展中存在的发展相对滞后,草原牧民经济和社会地位边缘化、牧区畜牧业产业化带来的负面效应的困局。笔者认为畜牧业组织模式变革是牧区市场化改革的核心环节,内蒙古牧区畜牧业发展应选择牧民合作制企业作为主导模式。     

商会组织参与社会治理的功能定位

党的二十大提出：“建设人人有责、人人尽责、人人享有的社会治理共同体。”社会组织在社会治理体系中的地位越发凸显。在“小政府、大社会”的格局下,商会等社会组织在社会治理中的作用日益突出。商会根植于民间,是工商企业及其从业者与政府、社会联系的桥梁纽带,在参与社会治理过程中有效提升了治理效能。本文分析了商会组织参与社会治理的功能定位：以地缘关系为纽带推动社会矛盾化解、助力公共服务体系建构、促进社会秩序稳定。     

生态移民村落治理有效的实现路径探索——以陕西Y村为例

本文以Y村为例,通过分析其发展过程中的治理失序与重构过程,探索生态移民村落有效治理的实现路径。煤炭经济的兴衰使Y村社会经济结构日益分化,引发村民个体利益与村社公共利益的矛盾,导致村落在组织、经济与社会关系等层面发生裂变,陷入治理失序状态。在乡村精英带领下,Y村通过完善乡村组织体系协调多元利益主体关系,通过发展新型集体经济实现村集体与村民间的利益联结,通过提升社区公共服务水平实现全村利益共享,使个人利益与村集体公共利益实现有效平衡,并推动社区形成合作共治格局,促进社区良序善治,实现社区有效治理。     

社会资本理论视角下井田制演变及其启示

本文运用社会资本理论,剖析了历史上井田制演变中农业生产组织,土地所有权,劳动者身份,税收、地租形式的演化规律,并从宏观社会结构、中观社会关系网络和微观行为人互动三个层次阐释了井田制演变的驱动机制。研究结果表明,井田制时期农村生产关系的演变扩展了农民社会关系网络,促使社会阶级关系和农业生产组织发生转变,继而提升农民的资源支配权,诱使农地产权制度和农业税制的转变;社会阶层数量、规模和不同阶层资源占有量是农民社会身份的重要表征;不同阶级的表达性行为和工具性行为的均衡演变推动了社会结构演化。由此,本文结合当前农地制度研究成果,探讨了井田制演变对当前农地制度改革中的生产组织、产权确立、农地流转和非农就业及城乡关系等问题的启示。     

集体化社会:南疆参与一带一路战略的结构性约束与社会风险

国家建构进程不仅受国家自主性影响,亦受社会自主性约束。现代政治动员的历史基础,以及新疆南疆少数民族集体化的社会结构及其自主性,使现代国家建构过程中只能吸纳部分社会,国家-社会关系在南疆呈现出"行政不完全吸纳社会"的模式。在此种模式下国家难以对南疆少数民族社会进行有效地整合,从而产生社会安全风险。化解南疆社会风险的关键是对集体化社会采取两面策略,在防范结构性风险的同时,发挥其在社会治理中的积极作用。从治理新疆的长治久安要求看,根本在于推进社会建设与政治、经济建设均衡发展。     

略论现代文明与生态合理发展的社会价值观

20世纪以来,工业社会的大生产造成生态环境的严重破坏和自然资源的迅速枯竭,出现全球化生态危机。对此,人类需要一种真正的生存智慧,深刻反省人与自然的关系,并对世界的合理秩序,对人在世界中的地位,对人的行为合理性有正确的认识和定位,重新架构以"生态合理性"为核心理念、价值取向和建构原理的新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实现从以人类自我为中心向人类社会与自然界相互作用为中心的转变,建立全新的生态化生产关系和体制,以保证人类的世代延续和"自然-经济-社会"复合系统的可持续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