怨恨与区隔——论张资平与无产阶级文学的相遇

张资平与无产阶级文学的真正相遇发生在1928年,恰是“革命+恋爱”小说模式风头正劲的时候,而恋爱小说又是张资平最主要的文学资本。因此,这种相遇原本应该是一出喜剧。不过,恋爱在“革命+恋爱”的小说模式中已经沦为革命的附属品,加之,张资平的怨恨情绪使得他的创作转向虽挂革命文学的旗号,却又与无产阶级文学形成了区隔。左翼文学阵营对张资平的“转向”也进行了自觉的区隔。“腰斩”事件虽非左翼阵营所主导,却有着左翼文学观念的影响。这种区隔行为除了主义之争,也有怨恨情绪存在。张资平的文学史地位与他的叙事主体合法性密切相关。随着张资平文学史自我叙事主体合法性的丧失,中国现代文学史的叙事也逐渐将之视为他者。     

当下中国的文学状况——在香港中文大学的演讲

90年代以来的一系列长篇小说构成了中国当下"新乡土文学"崭新图影,使中国主流文学的面貌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当下中国的都市文学虽开始兴起,却仍在建构之中。"官场"、"市民"、"知识分子"等都成为都市小说创作重要的取材资源。随着中国城市化进程的不断加快,随着大批农村人口的进城,城市生活和它的文化环境正在发生新的变化。一种有别于乡村文明,以城市文化为核心的"新文明"正在建构。     

论中国现代都市小说的婚恋叙事——兼论“都市小说”概念的界定

"都市小说"与现代都市相伴而生,它以"现代性"为精神内核,将不同类型的都市景观、生活、体验和都市文化囊括其中。中国文学的婚恋叙事传统在都市小说勃兴后呈现出明确的现代意识,不管是海派作家的"声色"体验,还是京派作家笔下的理想爱情与婚姻,抑或是启蒙文学和左翼文学鲜明的社会问题意识,"婚恋"都与时偕行,呈现出鲜明的现代意味和都市色彩。     

女性叙事与“底层叙事”主体身份的同构性

本文在认同“底层叙事”的前提下,着重探讨了女性创作与“底层叙事”主体身份的同构性。认为,女性文学的历史并不缺少“底层叙事”,特别是新文学史上的三四十年代,女作家笔下的底层故事、底层妇女形象成为左翼文学的重要实绩,构成了一种文学传统,因此,在女性文学领域“底层叙事”久已有之,并非当下的新创构。其次,女性群体与“底层”同为弱势群体,创作主体与对象主体具有立场和身份的同一性,“同是天涯沦落人”的平等心态形成了女性叙事与底层叙事的互文性特征。再次,女性天然的母性犹如圣母博爱众生,她们以母性的光芒烛照底层的时候,叙述主体与对象主体之间自然形成了一种互为依存的“母子关系”,同构性自此生成。     

面向底层社会与底层民众——试论左翼作家小说创作的题材取向

三十年代“左联”主张文学为无产阶级劳苦大众的解放斗争服务,要求作家深入革命的实际,与战斗的实际生活接触,到工厂到农村到战线到社会的底下层中去关心工农大众的生活,去描写他们的生活。因此,左翼作家小说创作描写工农大众生活的题材从数量上来说是最多的,而各种工人、农民的形象则成为作品中人物的主体,显现出一种与五四小说创作不同的主题与题材取向。     

“非典型”的革命主体——战时工业视域下的路翎小说

在抗战时期大规模的工业内迁以及西南内地战时工业建设的语境中,观察与书写西南矿区工人的生活与命运,成为了路翎四十年代重要的小说创作领域。与三十年代书写城市工人革命的左翼文学模式相比,路翎四十年代小说中有所争议的劳动者形象不仅包孕着一种非典型的革命主体诞生的可能,揭示出"工人阶级"这一政治主体想象内在的复杂性与现实性,更显示出四十年代的战争经验尤其是大规模的社会流动对于工农群体的内部构成、经验方式及主体意识的重构。     

论三十年代左翼都市小说中的“成长”主题

“成长”和“进步”具有明确的目的。三十年代左翼都市小说中“成长”主题有两种模式 ,在两种模式中知识分子与工人在角色功能上是互换的 ,因而两种模式的“成长”是互为反方向的。主题性结构是作家在现实生活中所感知的程式化的观念内容向艺术形式积淀演化 ,因而“成长”的主题性结构与三十年代社会历史发展有内在联系。与“成长”主题相关的分别是“前成长”主题与“后成长”主题 ,三者相互印证 ,相互补充     

“身体的叙事”——阎连科小说的一种读法

阎连科在有意无意之中,将叙事的秘密埋藏在了“身体”之中.通过身体,阎连科大体展现出了三种叙事追求:首先是乡村启蒙叙事;其次是作为反启蒙叙事的“乡村发现”以及对革命政治的反省;第三是讲述知识分子的精神堕落,表现出对自我与时代的双重反省.     

朝鲜左翼文学初期的叙事指向辨析

朝鲜左翼文学在20世纪30年代的崛起和兴盛,是朝鲜现代文学历史中重要的文学和文化现象。作为反抗国家体制及意识形态的左翼文学从产生的即日起就被笼罩在一种"革命"的氛围中,隐喻着它自己的意识形态焦虑。诸多左翼文学作品在"时间段"、"财富"、"知识分子"等的叙事上被寄予了象征的含义和特定的价值指向,同时表现出20世纪语境内始终存在的个性、自由思潮与左翼理念间的文化冲突。     

左翼时期青年知识分子转化为革命无产阶级的心理历程——读《韦护》和《流亡》

二十年代末,左翼文学界出现的一批“革命加爱情”模式小说,反映了小资产阶级知识分于转化为革命无产阶级的艰难程度和过程。这些小说反映左翼时期的青年知识分子在转型的过程中,以坚定的“阶级性的责任感”与自身内在的种种个人伤感不断地斗争,最终克服“个人主义”和“感伤主义”的小资产阶级根性,走向革命无产阶级道路,从而塑造了从个人主义迈向集体主义的新一代革命无产阶级形象。     

碰撞与调适：1942年的延安文学生态

在革命现实主义的发展历程中，合法的红色政权延安边区政府的出现，为革命现实主义文学带来了新的生机和新的本质。对于自由的个性化的20世纪30年代左翼文学来说，延安时期是一个左翼知识分子与政党国家之间的碰撞时期，当然也是一个相互磨合，并最终以左翼知识分子调整自我以适应环境的时期。这一时期对中国现代文学的当代化至关重要，它奠定了当代左翼知识分子与政党国家之间关系的基本格局，也形成了当代文学的基本的制度，更为当代文学的创作倾向确立了总体的方向。     

新时期都市题材文学得失论

本文认为，新时期都市题材文学的兴起，根因于我国社会经济结构和政治。文化的变革，是对重农村轻城市、重农业轻商业的传统文化心理的改造，改变了我国当代文学的整体格局；新时期都市题材文学尤值肯定的是一批作品中灌注了一份宝贵的反思和否定精神，表达了对自近代以来都市病态文化综合症的批判．这种批判在既重视都市物化风俗又注重把风俗人格化的一些作品中取得了更高的审美价值；新时期都市题材文学的不足之处在于一些作品以病态精神观照病态都市，丢失了不应失落的高尚的文学精神。     

"俄苏体验"与中国左翼文学的发生

中国作家的“俄苏体验”作为现代革命文艺思想的一个重要源头,丰富了左翼文艺界的革命想象、异域感受;反衬了民众的生存境遇;影响了左翼知识分子的思维方式;促使1928年中国文坛发生了“革命文学论争”;推动了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的创作与理论建设。这就有效地促进了中国左翼文学的发生。     

现代都市的欲望化叙事：－关于“新新人类文学”的理性透视

“新新人类文学”以自己及周边的生活为原型,对身处都市的诸种欲望进行了感性描写,引起文坛强烈争议,本文分析了这一文学现象所产生的社会背景,指出“新新人类文学”关于现代都市的欲望化叙事及其“反叛性”的背后,实际上更多地是对都市人文精神的颠覆与瓦解。     

从“流浪汉”、“骑士”到“革命者”——论中国现代革命小说叙事理念的建构

革命小说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中一个重要的文学现象。本文以革命小说中＂革命加恋爱＂这一叙事主题为出发点,在探究人物形象嬗变的基础上,具体分析了革命小说中流浪汉形象、骑士形象以及革命者形象。伴随着浪漫主义等感性因素的不断削弱,创作主体的理性观念渐趋强化,革命小说的叙事理念最终得以构建。     

"启蒙理性的审美置换"——论《哦,香雪》、《没有纽扣的红衬衫》的现代性及其文学史地位

以新时期初期的文学实践为背景,从现代性的视野中考察铁凝作为启蒙知识分子身份认同及其创作,可以揭示在80年代特殊的历史时刻和政治意识形态空间中,铁凝与其他知识分子由于身份、代际和经历不同所造成的不同的文学话语和意义。铁凝初期创作中以强烈的知识分子主体意识和理性启蒙精神,通过对少女香雪、安然的塑造建构了真正意义上现代性的独立人格和自我主体形象,使《哦,香雪》、《没有纽扣的红衬衫》在新时期文坛首先发出了“立人”的声音,并以其独特的艺术美感开启了新时期文学“个人化”叙事的源头。     

1930年代上海舆论空间与青年丁玲的生成

20世纪30年代,上海以其高度发达的报刊业、新书业以及各类媒介传递,为生存其中的现代知识分子群体建构出多元的舆论空间和话语场域。上海舆论空间对青年丁玲公众形象的构建也起到重要作用。丁玲踏入文坛之初,《小说月报》作为丁玲最初发表小说的主要场地,不仅在文学外围打开了丁玲的知名度,其编者、读者、作者一同构建的舆论场域,也使丁玲的"摩登女性"形象和革命女作家形象深入人心;丁玲加入"左联"后,"左联"对丁玲形象进行了有意识的建构与生产,使"革命女战士"丁玲成为左翼文学代言人;"丁玲失踪"案后,上海各方舆论场获得了对丁玲形象想象和重构的话语权力,丁玲一方面在左翼舆论阵营中成为被"英雄化"的革命符号,另一方面在市民群体中再次成为被屡屡消费的"文化明星"。1936年丁玲初次踏入革命圣地延安便受到了极高的政治礼遇,离不开上海这一多元舆论场在此前对其公众形象的塑造。青年丁玲的成长与成功典型体现了革命语境下现代知识分子与都市空间的互生关系。     

从摩登恋爱到摩登革命——左翼作家与都市书写

上世纪二、三十年代的"革命文学"以及部分左翼文学,在文学史中常被概括为"革命加恋爱"现象.从都市文化研究的角度,探讨形成这一文学现象的深层原因.进步青年的激进心理形成于都市景观的视觉对比,而只有亲身流连于都市生活,在对都市意象的符号化把握中,才能产生出新的书写形式.对这些作者来说,激进心理和都市空间的欲望机制纠缠在一起,形成了"革命热情"的一大源头,同时其意识和创造力又受到了空间感的限制.     

历史道路的探索与记录——“左翼十年”小说中的知识青年形象

一“五四”与“五卅”都是全国范围的爱国运动,但以青年与工人的关系而言,二者有重大变化。前者由学生发起,工人继而支援;后者由工人带头,学生随后参加。这一变化表明,工人阶级已成为左右时局变动的社会力量,五四时期业已结束。历史性变化在小说创作上导致这样一个新现象:小说中第一次出现走入工人斗争中的青年知识分子形象。自此开启一种创作风气,直至抗战全面爆发也就是被人们习惯地称为“左翼十年”期间,许多小说家都在作品中表现了青年如何追随革命发展而投身工人阶级及其政党领导的革命斗争。与此相适应,青年在思想上也出现了某些新因素。由个性解放起步的梅行素准备“把身     

都市中的乡民生命——论萧乾的早期小说

低贱出身和民族身份，使生长于京都的萧乾在成年时渐成一种文化上的自卑，并内在地认同于京派作家的文化倾向——乡村人文精神。他笔下的都市下层人物的生命形成是由乡村塑造的，具有健康活泼的生命强力和人类的各种优秀品质，以此构成了与都市“文明”、“讲究”的对峙。因此，京派作家乡村与城市对立的共有主题在萧乾那里变衍成都市下层与都市中上层的对立，从而使其作品在京派文学的共性中显示出不可替代的个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