狂气、病迹学与文学创作——兼论日本文学病迹学研究

病迹学是19世纪末发展起来的以精神医学为基础的一门边缘性学科。它以杰出人物(特别是艺术家)为对象,从精神医学的角度分析探究他们的异常性格、内心纠葛、病理过程和艺术创作之间的互动关系,揭示出这种关系在他们的个人生活、创作活动和作品中的作用和意义。以往的病迹学文学研究过多拘泥于精神医学的范畴对作家的疾病史作资料性的分析,实际上它更需带有文学批评的自觉,运用其独特的视角更积极地参与对作品的审美和对作家全方位的解读。     

屈原作品在朝鲜半岛的接受与屈原精神域外文化凝聚力的探讨

屈原作品进入朝鲜半岛后经历了两个接受的黄金时期,即李氏朝鲜时期,文人对其内容与形式的仿效、阐释或评论;20世纪90年代以来,韩国教育科研机构对楚辞的教学、翻译与研究。屈原忠贞、爱国精神倍受朝鲜文人推崇。屈原作品的汉宋辑注本决定了朝鲜半岛读者接受屈原精神的忠君爱国基调;而“壬辰倭乱”激发了朝鲜文人与屈原的爱国“共鸣”。中韩端午缘昭示了屈原精神的超时空永恒价值特性及屈原精神在世界文化史上的凝聚力。     

两汉士人屈原解读之意义

在文学史上，屈原不仅仅以其作品光耀史册，并且以其独特的人格魅力对后代知识分子的精神世界产生深远的影响。汉代的士人们首先为我们描绘出具体可感的屈原形象，并率先展开了对屈原本人的论争，开启了后代评屈论屈的先声。综观汉代士人对屈原的不同评价，可以看到，他们首先不是将屈原作为一个文学家来看待，而是将其作为一个“士”的形象来接受，争论的焦点集中在“士”的人格修养、价值标准的探讨方面。他们或将屈原称为圣者贤人，当作“士”的楷模；或批评贬抑他的为人处世；还有一种矛盾心理，一方面颂扬屈原的道德，一方面又批评其行…     

2005年的屈原研究与楚辞学研究

在2005年的古代文学研究中,屈原及楚辞研究仍然是学者们关注的热点,发表了有关屈原及楚辞学的论文百余篇,出版了专著十余种,涉及到屈原及楚辞研究的各个方面。楚辞与楚文化及楚辞的编辑及其文体特征研究、屈原作品及屈原的精神价值研究、宋玉研究、楚辞传播研究等,是2005年楚辞学研究的主要方面。     

屈原与中华民族精神

从中华民族精神的形成与发展的角度,结合古今历史事实尤其是当代老舍、陈祖芬等文学作家及其作品,论述了屈原与中华民族精神的密切关系,说明屈原在继承刚健自强这一源于孔子的核心民族精神的同时,又着重在爱国与重德这两个层面上的有所补充和发展。因此,屈原及其作品,不仅对中国文学尤其是浪漫主义文学产生了巨大的深远影响,而且在塑造中华民族精神与民族文化──心理结构的过程中发挥了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     

浅论楚艺术对屈原创作的影响

屈子文学有相当高的艺术性,这种艺术性与楚艺术的滋养是分不开的,这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楚艺术品的创作技巧影响到屈原的艺术手法,屈原的作品和楚艺术品一样,表现出具有装饰美、色彩美、曲线美及具象和抽象相结合的特点。二是楚艺术的精神影响到屈原,其生命力量影响了屈原作品的精神格调,使屈作表现出昂扬的生命力;其创新精神影响了屈原的创作,屈原也善于立足于楚艺术的基础上进行再创造。     

《离骚》与《远游》

历来研究屈原的学者都重视《离骚》而忽视《远游》，一则以为《远游》非屈原所作；二则以为《远游》多言神仙，其实《远游》也是屈原的作品，也同样应该受到重视。若说神仙思想，《离骚》同样有较明显的神仙思想。学者们多注重《离骚》所表现的坚持直道、“九死不悔”的精神，而忽略了它巫术神仙方面的内容，其实神仙思想并无损于屈原的伟大。以下就谈谈自己肤浅的看法。《离骚》、《远游》同为屈原作品《远游》的作者究竟是不是屈原，学术界颇多争议，但若将《离骚》与《远游》细加比较，便会发现两者有惊人的相似之处。从内容上看，《离骚…     

萧条异代 接武前贤——论刘禹锡对屈原的继承

《文心雕龙·辩骚》在论及屈原及其作品的影响时指出:“其衣被词人,非一代也。”在南北朝以后的各时代中,从屈原及其作品中汲取营养者代不乏人,中唐的刘禹锡即是其中的佼佼者,无论是从其内在精神或是就其辞章文采来看,刘禹锡都从屈原及其作品中受到了巨大启迪与影响,他是屈原精神及其文学传统的最好继承者。     

屈原创作的情感体验与迷狂心理

屈原创作的情感体验与迷狂心理苏昕近年来，心理学研究方法走进屈学研究领域，令人耳目一新。但有的学者提出屈原是“狂人”、“变态人格”、“精神障碍”，笔者有不同看法。所谓的“变态”，实则是他创作时心理的高强度体验达到极致，产生了“迷狂”这种超常的感受及行为...     

屈原的一统思想和美政理想（下）

屈原的一统思想和美政理想（下）赵逵夫四、屈原作品中所表现的美政思想与一统思想屈原在对外政策上主张“联齐抗秦”，这是学者们都知道的，故本文主要阐述了屈原经营南方的战略思想，并对他“联齐抗秦，经营南方”战略思想形成的历史背景和在楚国确立的过程加以揭示。对...     

“养气”说艺术功能初探

“养气”说是中国艺术论中一个重要的理论问题。养气本是先秦儒家、道家及养生家关于身心修养的一种方法，后来传衍为艺术创作的一个重要条件，并受到艺术家的高度重视。由其转变的契机与过程可见，古老的养气说具有多重艺术功能。从主体论的角度看，它是艺术主体涵养精神道德、修养艺术根基的一种有效方法；从创作论的角度看，它又关涉创作过程中的生理、心理条件，对艺术家培育创造冲动、蓄积心理张力、进入物化境界，都有着重要的作用。     

词空间的抒情功能及其境界生成

空间是词体描绘的重要主题和物象，也是其内在的形式肌理，两者有机融汇在词体文本中，构成“词空间”。它经由感官开启、心理幻构、符号物化三个维度，在情感抒发、情态叙事等方面发挥了重要功能，并为词境的生成奠定了基础。“境界”以“境”即诸识所开启的感官空间、心理空间为基础，经过词人精神气象、胸怀志向的陶铸凝定，最终表现于词体的符号空间之中。读者穿透符号的帐幔，与词人同情共志、心气相通，境界方豁然显现。     

程颢“识仁”思想及其与陆王心学的关系

陆王心学之所以自宋明理学中产生，有着历史的和逻辑的必然性。但就思想根源上看，程颢的“识仁”思想，直开心学一派源流。他从天人一体的人生境界及心理合一的道德修养工夫上体认“理”，开辟了理学中心性合一的本休论和直觉体认方法论的先河。它依据孔子之“仁”，上承先秦《易传》的“生生之化”，及《中庸》的性理合一思想，吸收了张载《西铭》万物一体的伦理本体意境，与“大心”说为学方法的直觉倾向，将理学之“理”看作人性与物性、知觉与性理贯通的伦理本体，并由本体而推及方法，论述了伦理本体与实践道德的统一关系。而这正是陆王心学所始终要解决的问题。     

从题材选用看屈原与战国士文化之关系

题材是构成作品的基本要素,是时代精神的折光,更是作者思想向度的反映。屈原作品题材中“两美遇合”与“现实之境”相融,“法先王”与“法后王”并举,“言治”与“言巫”同列,不仅反映了屈原对先秦诸子思想精华的汲取,而且在一定程度上昭示了屈作自成一家的原因。     

《屈原职业考》质疑

吴郁芳同志在《屈原职业考》(《江汉论坛》1982年第11期)一文中,对于屈原的职业问题提出了新的看法。这种勇于提出新的见解的精神是可佳的。但文中也有一些不够稳妥之处,其中不少问题不仅关系到屈原的生平,而且涉及到对于屈原作品的一些基本看法,需要弄清。一、作者提出屈原为巫祝说的重要理由之一是诗人的“嘉名”和“奇服”。作者认为屈原的“嘉名”“正则”和“灵     

论屈原创作的“异采”美

屈原作品在美学上最显著的特征,就是典型形象的“异采”美。我们读屈原作品,必须紧扣一个“异”字,才能淋漓尽致地感受到作品深层的意蕴美和形式上的创造美。屈骚的“异采”美,是战国后期我国社会审美水平发展的必然结果。     

屈原反抗精神之我见

我国历史上第一个伟大的爱国诗人屈原,以他坚持高尚节操,反抗黑暗现实的斗争精神;以他雄伟弘博、生动感人的瑰丽诗篇,为历代士人和广大群众所崇敬。直至二千多年以后的今天,人们还仰慕他、纪念他。然而近年来有人提出了另外一些看法。如有人以为屈原的作品都没有涉及“反抗挑战”,是一种“叫苦鸣不平的文学”,并且武断地说屈原的作品“只能使人悲伤、愤恨,不能使人感奋,不能给人以反抗的力量”。     

宋人对屈原的接受

由于相近的现实境遇,宋代文人与战国屈原的心态高度契合,从而导致了两宋楚辞学的兴盛,宋人对屈原和楚辞的接受,首先是凸现屈原“忠君爱国”的主题,以强调中原宋国的合法性和正统性;其次是对屈原言行中那些不符合“中正”道学的细节进行重塑和改造,以便将屈原的精神纳入理学的轨道,达到昌明“道统”、“文统”的目的;再次是大多数文人将屈原对自身与社会的双重固持视作人生的范式,以作人生不得志时期的励志动力。     

从《楚辞·天问》与《圣经·约伯记》的比较中所想到的

《楚辞·天问》和屈原的其他作品相比,无论是从思想内容,还是从语言形式、构思方法方面看,都具有很大的差异;简单地说,《天问》所表现的,是诗人对他生活的时代所积淀下来的宇宙观、价值观及社会伦理、道德信念的彻底的反思和回顾.当然,这一伴随着痛苦的精神历程,是以作者坎坷的人生经历和丰富的情感世界为背景而展开的.这在屈原的其他作品里是较为少见的.从实质上讲,这也是春秋战国时代极具伦理色彩的思辨精神在文学中的体现.在《天问》里,理性的思索是与人生信念追求、以及个人情感的抒发紧紧联系着的.其次,《天问》在构思上采取了“借天之问、以问为答”的特殊方式.这一特殊方式所蕴含的,实际上是屈原在个人理想惨遭破灭后寻求精神解脱的心理走向.在其作品不断地被传播、被阐释的过程之中,这一心理走向被升华了,屈原的个人悲剧也一跃而成为具有类同体验的文化典型.同时,这种以诘问谋篇的方式和忧愤感伤的基调,也哺育和影响了后代作家与文学.     

屈原的早期任职与《大招》之作

本文指出，屈氏是完完全全没落的贵族，屈原生于郢都，随着父亲的职务变动而迁往原野，长大成人。屈原在35岁担任左徒之前，必然任过较小的官职，应是在楚兰合作文学典籍的侍臣，与怀王关系密切，深受信任。屈原在兰台之宫一段时间的作品，已无从考稽。从有关记载和作品内容分析，《大招》应是屈原在这个时期的作品。因此，文章得出“《大招》为屈原在二十五岁任职兰台之宫时招楚威王魂所作，时在前329年”的结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