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币、韩元、美元三边汇率波动的贸易收支效应研究

文章从三边汇率变动的角度,实证研究汇率变动对中美和中韩贸易收支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1）长期内中美韩三边实际汇率与中韩贸易收支以及中美贸易收支间存在均衡稳定的长期关系。中国对韩美贸易收支受中关汇率的影响更大。（2）从因果关系来看,中韩以及中关之间实际汇率变动都不是是中韩贸易收支变动的因,但中国实际收入的变动是中韩两国的贸易收支变动的原因。（3）中美贸易收支和中韩双边贸易不存在卜曲线效应。上述结论所隐含的政策含义是：中国的汇率调整能（部分）解决当前中美贸易收支问题,但不能解决中韩双边贸易收支问题。     

中印双边贸易发展现状与前景预测

文章分析了中印双边贸易规模和贸易结构,并利用2002年以来的月度数据来预测中印双边贸易的发展前景.研究表明中印双边贸易迅速发展,既得益于双方政治外交关系的改善,又有贸易和产业结构互补的经济基础.     

人民币汇率、出口贸易与经济增长——基于中美、中日双边贸易的比较分析

以中美、中日1994—2007年的双边贸易数据为基础,建立人民币汇率、出口贸易和经济增长的联立方程模型,研究三者之间的作用机制。研究结果表明：人民币汇率贬值通过扩大出口促进经济增长,而经济增长和出口导致人民币实际汇率升值,符合巴拉萨效应;出口与经济增长之间的ELG假说成立,而GLE假说不成立;中美贸易的参数检验效果明显优于中日贸易。为此,应采取稳定出口,促进消费、投资和出口协调发展;优化贸易结构,提升贸易竞争力;合理控制人民币波动幅度,加快人民币国际化进程等政策措施。     

人民币升值与中美贸易失衡问题研究——基于人民币汇率改革以来的数据

在全球经济复苏的背景下,中美贸易失衡问题又成为众人关注的焦点。本文基于2005年7月人民币汇率改革以来的数据,通过构建VAR模型,运用单位根检验、Johansen协整检验等方法,对人民币实际汇率如何影响中美贸易收支余额做了实证分析。通过分析解释了汇率改革之初的＂悖论＂现象,并得出结论：从长期来看,人民币升值对改善中美贸易收支平衡状况存在显著影响,而改善中美贸易收支失衡的关键在于中国经济的持续增长。     

基于全球价值链视角的中美制造业双边贸易分解与失衡分析

利用WIOD数据库,从全球价值链视角对中美制造业双边贸易进行了分解与对比分析。研究表明:中美制造业出口中,国内增加值比例呈现不同程度下降趋势,其参与全球价值链程度在不断提升;中国制造业出口获益能力低于美国,且处于全球价值链相对下游位置;相对美国而言,中国制造业出口中隐含大量的国外增加值,中间产品的国外增加值比例在不断上升;中美制造业参与全球价值链环节越来越多,但国内价值链构建和发展却相对薄弱;技术类别越高的中国制造业融入全球价值链的程度相对越高,但却明显低于美国;增加值贸易统计方法大幅缩小了中美贸易失衡,且技术类别越高贸易失衡缩小幅度越大。     

中美属权贸易差额估算

本文利用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公布的区分内外资的国家间投入产出表与跨国公司活动数据，对三国属权贸易模型中涉及的中美之间9种途径18种属权贸易流量进行了全部估算。估算方法采用属权贸易核算法与矩阵平衡法相结合的方式。估算结果显示：中美属权贸易总量明显高于属地贸易总量，中美属权贸易差额明显低于属地贸易差额，传统的属地贸易差额严重高估了中美贸易平衡状况；美国通过在华附属机构部门以及第三国附属机构部门向中国本土所属部门销售和出口大量产品，是美国向中国出口的重要途径；忽略中美之间通过第三国发生的属权贸易将严重高估中美属权贸易差额。属权贸易核算结果对全面认识当前中美贸易平衡问题具有重要参考意义。     

我国省际贸易隐含污染核算方法的比较研究

我国地区之间经济关联密切、贸易增长快速,国内贸易中隐含污染核算逐渐成为学术研究热点.本文比较分析了两种省际贸易隐含污染核算方法,包括基于双边贸易总量方法(EEBT)和地区间投入产出分析方法(MRIO);运用两种方法对2002年和2007年我国30个省市间贸易隐含SO2流动情况的实证分析结果表明:EEBT方法对省际贸易隐含污染的核算结果比MRIO方法核算结果高约18.87％ ～ 32.88％,导致这一差异的主要原因在于省际之间双边贸易产品不完全为调入地的最终消费,其中的部分产品通过进入中间生产环节供国内其他地区消费或国际出口;并进一步对差异的地区分布进行了具体分析.研究结果对协调我国区域之间污染或经济政策的制定具有启示意义.     

网络视角下国家贸易依赖的统计测度——基于中美贸易依赖演变的分析

文章基于国际贸易网络视角，充分考虑贸易的“第三方效应”，构建国家贸易依赖新计算方法，并对中美1995—2018年的贸易依赖进行统计测度。结果表明：中美非对称性贸易相互依赖在2010年发生逆转，中国成为双边贸易中的优势方；其背后的原因是两国在全球贸易依赖网络中的地位发生转变，中国的入度中心性已在2008年超越美国，成为新的网络中心；两国各技术类别产业的贸易相互依赖也已发生逆转，但中国中高技术产业对美国的贸易依赖依然较高。     

人民币汇改对中美贸易收支影响的实证分析

本文以美国作为中国双边贸易收支的分析对象国,放在Rose(1991)构建的贸易收支模型框架,讨论实际汇率和收入等因素对贸易收支的影响。我们主要运用时间序列中的协整分析,并在此基础上建立向量误差修正模型,对中美双边贸易收支的影响因素,     

人民币汇率变动与中美贸易失衡关系研究

针对中美贸易失衡是否因人民币汇率调整而缓和这一问题,利用1980-2008年的年度贸易数据对中美贸易进行协整分析,检验汇率变动与出口贸易之间的马歇尔-勒纳条件并不满足,即人民币升值并不能改善中美贸易失衡。中美贸易失衡是中美双方进出口结构、贸易政策等众多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逐步调整两国贸易结构和进出口政策是解决中美贸易失衡的根本出路。     

全球价值链分工下中国动态贸易利益实证分析

在全球价值链分工体系下,一国获得的静态贸易利益已不能真实地反映情况,各国更关注其获得的动态贸易利益,作为其参与国际分工和进行国际贸易的根本目标。文章通过建立相关的回归模型,以贸易增加值的相关数据作为样本,对中国经济增长进行实证分析。并以中美贸易为例,从就业水平、技术进步、产业结构水平三个方面来对中国获得的动态贸易利益进行实证分析。     

中美贸易存在的问题与对策

在1979-2004年期间,中国与美国之间的双边贸易全面快速增长,不断创新高.但是,与此同时,中美之间的贸易顺差日益变大、贸易摩擦急剧增加,严重影响着两国之间的经贸关系.因此,在美国充分认识中国经济发展共享效应的同时,中国要调整经济发展模式和贸易政策,美国也应该调整贸易政策来维护和促进双边经贸关系的稳步和健康发展.     

价值链嵌入与经济周期联动——增加值的视角

本文利用1997年、2002年、2007年和2012年中国区域间投入产出表,从增加值的视角研究了价值链嵌入与经济周期联动性的关系。不同于存在重复统计问题的现行总值核算方法,本文基于区域流出的增加值完全分解框架,重新构建了增加值核算下的双边贸易强度和价值链贸易强度。实证结果表明双边贸易强度和价值链贸易强度分别对经济周期联动性有显著的正向和负向影响,验证了Frankel-Rose效应的存在和国内区域分工的替代性特征;从“地理偏好”角度,本文发现增加值供求的地域特征会强化价值链嵌入与经济周期联动性的关系;进一步,“第三方效应”分析表明双边贸易强度很大程度经由国内其他区域传导经济波动,而价值链贸易强度与经济周期联动性的关系则基本不受第三方效应的影响。     

“一带一路”倡议下中国对外贸易的国别影响因素分析

近年来,我国积极加强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经贸往来,双边贸易规模不断增加,贸易品种更加丰富,贸易质量稳步提升。文章选取泰国、越南、印度、俄罗斯等20个沿线重点国家为样本,运用贸易引力模型,从政治、经济、基础设施等10个维度出发,实证检验了我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双边贸易的国别影响因素,并测算了双边贸易潜力值。研究发现,经济规模、需求水平、港口基础设施水平、物流绩效指数、国际组织加入情况以及双边互认协议签署情况对我国与沿线国家间双边贸易产生显著的正向影响,其中,经济规模和需求水平构成两国贸易需求基础;港口基础设施和物流绩效指数为提高双边贸易运输效率提供先决条件;加入国际组织和签署互认协议弱化了双边贸易障碍,上述正向因素共同支撑我国与沿线国家贸易高质量发展。地理距离与贸易通关时间对双向贸易影响显著为负,较远的地理距离和较长的通关时间不利于双边贸易的高效运行;制度因素对双边贸易影响显著,但存在正负交替特征,主要归因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制度体系的较大差异和不稳定。同时,我国与沿线国家间双边贸易由贸易潜力再造型转向贸易潜力巨大型,贸易潜力得到不断释放。     

全球价值链视角下中美贸易失衡的原因、测度和贸易利得分析

近年来,随着特朗普政府单边发起新一轮的中美贸易争端,中美贸易失衡问题再次引发关注。结合全球价值链的双边部门层面贸易流分解框架与地位和参与度指数,采用2016年世界投入产出表(WIOD2016),通过对中国向美国出口中的国外增加值,按照国别和产业部门进行分解,并测算中美等国在全球产业链中所处的位置,对中美贸易失衡问题进行研究。研究表明:全球产业链分工导致的中间品贸易在国家间流动,是中国对美国贸易顺差额居高的重要原因;传统的总值贸易统计严重高估了中国对美国的贸易顺差额,增加值贸易差额占总值贸易差额的比重约为74.36%;中美两国贸易利得均呈现逐年增长趋势,但中国获利能力远低于美国,属权贸易利得占出口额的比重均值约为47.39%。     

中国与TPP12国农产品贸易竞争性与互补性研究

TPP作为APEC框架下的一个多边自由贸易协定,随着2009年美国的高调加入,引发了全球尤其是亚太经济体的广泛关注.为了探求中国和TPP国家农产品贸易的竞争性与互补性及农产品贸易发展潜力,文章运用2007～2013年时间序列数据,从实证分析的角度出发,通过国际市场占有率(MS)、显示性比较优势指数(RCA)和贸易专业化指数(TS C)等分析工具,定量说明了中国与TPP12国农产品贸易竞争与互补性的性质,运用经常市场份额模型分析了中国与TPP12国农产品贸易波动的源泉.结果显示,中国与TPP12国的农产品贸易竞争性与互补性共存,发展潜力大.在此基础上,提出相应的对策建议.     

全球价值链视角下中美贸易双向溢出效应研究

本文在现有的三区域产出溢出反馈模型基础上构建出衡量中美经济增加值和就业联系的测度方式,全面透视了中美两国的增加值和就业依存关系。结果发现：①通过全球价值链分工网络,中国最终需求对美国经济的贡献率不断上升,美国最终需求对中国经济的贡献率则在近期存在下降趋势。同时,中国的最终需求为美国创造了越来越多的就业岗位,而美国最终需求对中国的就业影响在近期处于下降阶段。②就双边贸易而言,中美贸易对两国的增加值和就业贡献均呈现出上升趋势。具体到产业渠道上,中国对美国的出口主要影响中国的计算机、电子和光学产品,纺织服装以及皮革制品,批发贸易（汽车和摩托车除外）等产业的增加值和就业。中国从美国的进口主要影响美国的法律、会计、总部及管理咨询,计算机、电子和光学产品,作物和畜牧业,行政和辅助服务活动等产业的增加值和就业。     

新丝绸之路经济带中国与中亚产业合作的实证分析

文章通过研究中国与中亚各国产业结构的差异,提出产业结构差异程度值(ISDV)的概念,并利用拓展的引力模型考察了中国与中亚国家产业结构差异对双边贸易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与中亚国家相比,中国经济发展水平对双边贸易的辐射效应更加显著;两国产业结构差异程度越大,越不利于两国产业合作及贸易持续发展;中国与中亚国家贸易失衡导致中亚国家心理失衡的根本原因在于中国与中亚各国产业结构相似度不高,从而引起经济和贸易合作形式过于单一.     

我国农产品贸易地理方向变化的合理性研究

文章通过对贸易引力模型进行扩展和改进,选取2006~2011年我国及20个贸易伙伴国的农产品贸易相关数据,实证测算了我国农产品贸易的理论地理分布,并比较其与真实地理分布的差异。同时,构建了一个新的统计指标、划分了新指标的取值范围,并根据新指标来度量我国农产品贸易地理分布的合理性。     

中国与共建“一带一路”国家粮食贸易潜力测度

文章利用2001—2020年中国和共建“一带一路”国家的数据,分析了中国与共建“一带一路”国家粮食贸易的互补性,并基于时变随机前沿引力模型分析了进口层面中国与共建“一带一路”国家的粮食贸易潜力及其制约因素。研究发现：中国与共建“一带一路”国家在粮食贸易上具有互补性。进一步的时变随机前沿引力模型分析结果表明,中国粮食进口贸易效率较低,但潜力巨大;贸易国双方的人口规模、农业资源禀赋差异对粮食进口贸易潜力提升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而经济规模、地理距离和经济差距则具有抑制作用。从阻碍粮食进口贸易潜力提升的非效率因素来看,自由贸易协定的签署、政府效率和贸易自由度的提升,以及文化距离的缩短都能够抑制贸易非效率,促进粮食进口贸易潜力提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