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的“现代性”与文学史观问题

"重写文学史"带来了中国现代文学历史研究的新发展,这些发展也促进了文学史观的改变和文学史理论的发展,其中关于文学"现代性"的思考和探讨是影响中国现代文学历史研究和文学史观变化的重要因素.对文学"现代性"的思考和文学史观探讨的深化,正在促使一门新兴学科的兴起,这就是"文学史学".     

文学史研究的开拓与创新——评《湖南近代文学家族研究》

自新时期"重写文学史"运动开展以来,文学史研究出现了"百花齐放"的局面。从理论上来说,文学史哲学、文学史学、文学史原理等著作纷然而出,大文学史观、中华民族文学史观、通史观、纯文学史观和文学发展综史观等争奇斗艳;从实践上来说,既有专家型、教学型、普及型等类型,也有编年体、纪     

中华民族共同体视域下的中华民族文学史观

中华民族文学史观是中华多民族文学史观的转型升级,有其历史发展的必然性,顺应了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国家意志和时代话语主潮。多民族文学史观的阈限、中华民族文学参与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建构的国家政治、对少数民族文学边缘化认知的纠偏、回应重写文学史与经典入史及提升中华文学整体品质与彰显中华文学性格,成为中华民族文学史观的发生逻辑。采用世界眼光与多学科交叉视野、开展汉族文学与少数民族文学的对话与互动、践行丰富的文学实践与形成厚实的研究案例,成为建设中国式民族文学史观的主要路径。     

各具特色的默杀──刘勰、钟嵘、萧统文学史观之一瞥

古代文学史家对于他们最看不起的作家、作品往往不惜使用“默杀”的杀手锏。本文具体研究《文心雕龙》、《诗品》、《文选》三部书在这一方面的特色，分析齐梁时代文学史观的衍化，并进而指出：由分析历史上的文学史家入手，作文学考古学的探讨，乃是今天重写文学史的一大任务；文学史不必求全求细，一味收容是没有什么意思的。     

“别立新宗”的实验与探求——评《重叠的镜像：文学史理论与实践》

贾振勇先生的专著《重叠的镜像:文学史理论与实践》,是著者近年来围绕“重写文学史”这一核心命题,以具有先锋色彩的文学史观、理论思维、话语系统,对现代中国文学史及其研究的诸多问题进行的深度思考与探讨。自觉的学科重构意识作为人文学科的中国现代文学史,从建国之初创立至今已走过半个多世纪,从文学史观、价值规范到框架结构、话语方式的诸多命题都遭到了一些青年学者“后现代”式的理论颠覆与解构。但一番狂轰乱炸之后,中国现代文学史究竟应重构什么性质、何种样态的学科意识,长于颠覆的先锋学者并没有给出一个新颖独到的学科构想。著…     

关于“重写文学史”问题的若干思考

自1988年陈思和、王晓明在《上海文论》上主持“重写文学史”专栏， “重写文学史”这一说法第一次被明确提出，遂成为20世纪80年代文学活动的核心面向之一。但笔者认为，如果仅从狭义的角度来理解“重写文学史”是远远不够的，它不只是80年代产生轰动效应的文学事件，更是自现代文学产生以来就贯穿整个文学史而无法抗拒的历史思想潮流。广义而言，“重写文学史”一直是文学建设者们或隐或显的文学思想诉求，或被动或自觉的文学参与姿态。它在80年代被正式赋予了学术的内涵，但却上可追溯至现代文学的源头，下可延伸至不断发展的当今文坛，既在中国古代传统文学的孕育下新生，也从世界文学，尤其是西方文学中汲取力量而发展。只有从广义和狭义两个角度认识“重写文学史”这一问题，才能以更积极的态度面对文学发展的挑战，以更客观的立场审视文学发展的调整，也才能在真正意义上实现对于中国现当代文学这一学科发生发展的理解。     

文学史书写与文学经典的互动——“重写文学史”相关问题的反思与追寻

文学研究界对现当代文学史进行了重新回顾与定位,重写文学史的提出受到了研究者的关注和肯定。反观＂重写文学史＂的实践,文学经典和文学史之间是一个互相改变、互相补充的矛盾运动过程：经典的经典性与文学史的重构、经典的有限性与文学史的自反、文学史的权利与经典的制衡。透过这一现象可以发现文学史书写本身就是作家生命体验的话语建构过程,文学史与文学经典的深层关系源于文学史对文学经典的表述和言说,即叙述构建的话语空间。     

当代文学史写作:方法、可能与限度--以洪子诚著《中国当代文学史》为中心

<中国当代文学史>作为"重写文学史"的重要成果,有着重大的学术价值和独立的学术品格.但它作为"历史中间物"也有着缺陷和不足在叙史过程中,"当代文学"的内涵从"话语形成"到"自然时空"的转换,使其"下编"止于浮泛评述;以"一体化"的实现和解体作为叙史情节结构和文学史观,既显示出史识的洞见,又对复杂的文学情境造成了一定的遮蔽.     

“民国文学”到底研究什么?——澄清关于“民国文学”研究的三个误解

作为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困局中的一个突破口,"民国文学"的丰富内涵不是人为赋予,而是与当下文学史研究的种种问题联系在一起。了解"民国文学"到底研究什么,可以从三组关系入手清理:"民国文学"与当前其他民国文化现象的关系;"民国文学"与"现代性"的关系;"民国文学"与"重写文学史"的关系。透过这三组关系,"民国文学"研究的目的、意义和史学逻辑可以自然呈现,而关于"民国文学"不必要的误解也可以得到澄清。     

对"重写文学史"与"重返'新时期文学'"的一点思考

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现当代文学史学科中出现了许多种重写的实践活动,其中影响较大的有两次:一次是80年代中期开始的"重写文学史";一次是进入新世纪以来的"重返'新时期文学'".重写的结果其实并不尽如人意,不过是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即把曾经被压抑和遮蔽的部分彰显为主流,而把曾经是主流的部分再压抑和遮蔽掉;这种文学史叙事和建构方法,初看起来新鲜、别致,然而其视野却趋于狭窄化,终难达成全景式或整体性的文学面貌.究其原因,恐怕是立场的模糊不明导致了视野的逼促.因此,提倡注重人性的启蒙文学史观,或许会开拓重写的局面.     

文学史与八十年代“主流文学”

20世纪80年代的“主流文学”指的是“伤痕文学”、“反思文学”、“寻根文学”和“先锋文学”这些重要的文学现象。但是,在90年代后出版的文学史著作、史料中,由于时代语境的重要变化,“主流文学”又经历了一个不断被改写、强化或质疑的过程。也就是说,这些文学史著作的多元立场,使原有的文学史定论“重新”成为一个被讨论的对象。这就需要清理这些知识分歧,还原深层次的历史活动,讨论“重写文学史”背后的社会文化动因。文学史的“重写”,实际反映了社会与文学意识形态在转型期的多变性、不确定性,学科的重组和建设,将会经历一个深刻的历史变化。     

教材型中国现代文学史编写观念的嬗变

自20世纪50年代初中国现代文学学科创立以来,有代表性的教材型现代文学史编写的观念在不同历史时期有着显著的变化。20世纪50年代王瑶的《中国新文学史稿》秉承的是新民主主义文学史观;20世纪80年代钱理群等的《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是一种启蒙现代性文学史观。进入21世纪,丁帆主编的《中国新文学史》体现了民国文学史观的初步影响。     

文学生态视野中的江南文化与“重写文学史”运动

江南文化为"重写文学史"口号的生成与运动的展开提供了独特、丰厚的人文精神资源;同时,"重写"这一行动本身亦是对"经典"、"公论"的大胆质疑及对未知世界的勇敢探索,它所呈现的学术品格与江南的人文精神合二为一,彼此的圆融一体显示出文学生态系统的优化状态。     

追寻遥远的理想——关于20世纪《中国文学史》的回顾与瞻望

本文的主纽在于回顾与反思２０世纪中国文学史教科书编纂与研究的风雨历程。文章认为２０世纪的《中国文学史》编纂与研究之轨迹大致可分为三大时期，文章分别选择了一种文学史名著作为该时期文学史著作的代表，试图通过对三个时代三部文学史名著的剖析来透视不同时期文学史著作和文学史史观的不同特质。最后，作者提出“重写文学史”需要建构多元化的文学史观和铸造个性化的学术品性     

《当代彝文文学史》编撰考述

《当代彝文文学史》（1978—2018）是第一部以当代彝文文学发展历史作为考察对象的文学史专著,该书以文体为经,以代 表作家为纬,对当代不同时期彝文文学各文体的发展过程进行了细致描述。从《当代彝文文学史》的文学观、分期及其原则和 方法、文学史观、可改进之处四个方面对该书的编撰进行考述,以探讨其文学史研究的方法论意义。     

试论“重写文学史”对当下文学史写作的意义

“重写文学史”是在陈思和、王晓明等人推动下产生,他们对以往的文学史著作提出了个种不同问题。“重写文学史”主要针对以往重要作家作品定论分析质疑与重评。尤其是针对从解放区文学到“十七年文学”重要作家作品的既定结论的重评。从开设的专栏对赵树理、柳青、茅盾等作家作品的重评就能体会到重评“十七年文学”的“拨乱反正”意味,对我们当下的文学史认识以及新的文学史书写仍然具有十分重要的借鉴意义。     

对“重写文学史”的反思

1988年第四期《上海文论》开辟了“重写文学史”专栏。该专栏里,发表了该刊特约专栏主持人陈思和与王晓明的对话,接下发表了本专栏主持人认为,为本“专栏开了一个很好的头”的两篇文章。其一是《关于“赵树理方向”的再认识》,其二是《“柳青现象”的启示》。这样,“重写文学史”的旗帜在全国文学界首次正式打出。 此后,国内一些报刊纷纷办起响应“重写”的栏目,《上海文论》主编、副主编亲     

文学性的焦虑与中国现代文学史撰述问题

文学史是文学的历史,文学与文学史互为存在却又根本不同,文学史撰述既要体现历史的意识和历史中文学的位置,又要呈现文学的特性。文学史的科学性是撰写文学史的基本态度,而文学史的文学性则是撰写文学史的基本立场,任何文学史家总会在其文学史撰述中体现出一定的文学思想,表达一定的文学精神。如何认识文学史的文学性,尤其如何认识中国现代文学史的文学性,多年来形成不同认识、不同观点,而对中国现代文学的文学性探索及其不断的“重写”,体现的恰恰是文学史撰述中的文学性焦虑,从思想启蒙到文学现代化,从重写文学史到“纯文学”的诉求,文学性焦虑制约了文学史撰述,也制约了文学观念的发展。     

重谈"重写中国文学史"

上世纪 80年代末 ,有人提出“重写中国文学史”的主张 ,“重写”遂成为中国学界的热点话题。十多年过去了 ,我们看到了许多重写的《中国文学史》 ,从中仍可以看到“重写”中存在的理论盲点 :即主要从政治历史及文学本体的角度思考“重写” ,并没有看到今天文学史最大的问题所在。重写的文学史依然是某种“话语霸权”影响下的产物 ,是“残缺”的文学史。中国文学史应补上“现当代文言文文学”和“少数民族文学”这两个残缺 ,这不仅是文学史写作的需要 ,也是中国文学发展的需要。我们的目的是要倡导“多元共盛”的观念 ,“多元”才是催生文学繁荣的标志     

清民之际“文学”概念的转换与中国文学史书写——以林传甲、黄人两部《中国文学史》为例

在中国传统语境中,“文学”义指“文章博学”,近代以后成为学术分科的一支,用于指以语言为表达方式的艺术。清民之际,西方“纯文学”史观输入中国,逐渐成为中国文学史建构的理论基础。考析林传甲、黄人的《中国文学史》,可以对清民之际“文学”概念的转换有更具体的认识。林传甲《中国文学史》以传统“文学”概念为理论基点,是非关史体的“讲义”;黄人《中国文学史》汲纳西方“文学”概念的内涵,可说是近代意义文学史的发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