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向圆融：“以禅喻诗”的演进历程

作为古代重要诗学范畴之一的"以禅喻诗",它所走的是一条批评家的诗禅体验交融之路,历经了佛自佛,诗自诗,诗禅之间终有一层隔阂的初涉期;"尚在形似意想间,犹未显然分明"、"仅见其形质"的交融期及游刃有余地出入禅学和诗学维度的圆融期三个阶段,最终发展成为宋代的一种重要的批评模式。     

反对“以禅喻诗”之评析与诗、禅内在机制再探索

自严羽提出“以禅喻诗”说以来 ,反对者蜂起。刘克庄首先发难 :诗不可为禅 ,犹禅不可为诗也。冯班、钱谦益等踵其迹 ,今人钱钟书等相呼应。文章回顾了反对严氏的主要观点 ,并作评析 ;另外 ,用心理学原理对禅悟与诗悟的内在机制进行了更深入的探索 ,认为潜意识是诗禅相通的内在机制 ,并辨析了直觉与灵感     

圆通与飞动——严羽"以禅喻诗"的诗学话语特性

严羽"以禅喻诗"涉及到诗学理论中的学习方法、艺术鉴赏力、思维方式、诗歌本体论等问题,其以"正法眼"论述诗歌艺术鉴赏力的培养与学习方法,以"妙悟"对应诗歌的思维方式,以"情性"阐释诗歌的本体论.引禅入诗不仅是对前人诗学成果的继承,还在于诗学话语本身的圆通与飞动是中国诗学史上的一个新高度.     

论诗如论禅——严羽"以禅喻诗"方法论辨析

“以禅喻诗”是严羽最重要的论诗方法,引起了数百年的争论。这一方法抉择,是宋末诗学理论话语缺乏更新机制的必然选择,是时人诗禅相喻的时代风尚所造就,也是严羽自负才力,深切体会唐宋诗风的差异,志在宗唐抑宋、定诗宗旨的慧心独具所引致。     

“妙悟”说对道德论和本体论文学观的反叛与超越

严羽提出“妙悟”说 ,通过“以禅喻诗”的方式说明诗歌的艺术规律和审美特征。“以禅喻诗”的合法性在于 ,禅是一种具有审美、艺术化倾向的价值观。在此 ,严羽正是强调了禅的这一特征 ,以突出诗歌的审美本质 ,使文学从道德和本体的决定下走出 ,并复归审美本位     

“以禅喻诗”说“妙语”——浅议禅对《沧浪诗话》的理论贡献

禅作为一种文化现象对中国文学理论产生过重要影响,尤其是"诗话"这种类似语录体的诗评形式就是直接习自禅家的一个成果.<沧浪诗话>即为代表作,其中"妙悟"说即是来自禅宗的重要概念.     

论李煜“以诗入词”的方法

李煜是晚唐五代"以诗入词"运用得最多、最好的词人,其点化前人诗句,每每能别出心裁,真正地为己所用。李煜"以诗入词"的手法多样,大致可以分为"新瓶装旧酒"法"夺胎换骨"法和翻案法。降宋前,其"点化之笔"往往因袭源语诗意,于细微处加以规模,情感内容上未脱"小家子气",境界不够宏大。降宋后,李煜将故国之思与人生之慨融入词中,其点化往往突破源语的束缚,情感与思想都有较大的开拓。可以说,李煜的"以诗入词",归根结底是指向"情"的,即本于内心的真情实感。李煜点化之笔之所以取得成功,是因为他的词是诉衷的心曲,是生命的歌咏,是人类共同情感的真实书写。     

棋茶一味可通禅——从陆游的棋诗、茶诗看中国古代文人的生存方式与审美趣味

陆游一生酷爱品茗弈棋,形之于诗,有茶诗三百多首,棋诗一百有余,有的既写棋也写茶。这些诗写棋、茶之趣、之味、之道。棋与茶,既让人忘忧,又可以让人悟道。棋禅一味,茶禅一味,其构建的棋之境,茶之境,典型地体现了中国古代文人的生存方式与审美趣味。棋与茶通可悟人,棋与茶,既参与到中国文人士大夫的日常生活中,又成了一种“艺”,具有了审美的和形而上的“道”的意义。对陆游的棋诗、茶诗的研究,既可以为陆游诗歌的解读,提供一种新的视角,也为文学视野中的棋与茶的讨论,提供一个有价值的个案。     

“经论传缁侣，文章遍墨卿” ——论灵一诗僧在唐代诗禅文学史上的禅地位及创作

诗僧灵一是一名天才的诗僧,其方外诗友广泛,他十分重视诗歌创作,在中晚唐诗禅文学史上具有振派澄源的历史地位和孤韵幽逸的诗歌风格。     

“苏联模式”与1950年代的现代文学史写作

本文是现当代文学学科史研究的一部分，回顾了1950年代现代文学正式纳入各大学的教学计划，由潜学科提升为一门独立学科的过程，重点评析了当时以教材形式出现的三部最有代表性的文学史，探讨了由时代所制约的文学史“生产方式”和“苏联模式”对文学史写作的影响，以及文学史在特定社会主义文化需求中的消费情况，由此返观现代文学研究的一段学术史脉络。     

“白洋淀诗群”的创作指向及其文学史价值

"白洋淀诗群"在20世纪80年代的"重写文学史"思潮中被重新发掘、评价,并已经典化。从向内——对当时历史语境中诗人内心的个体追问,以及向外——诗人对异化的历史现实的反思两个维度解析了"白洋淀诗群"的创作指向,阐释了多元文化语境下"白洋淀诗群"在当代文学史上的启蒙价值。这体现出多元文学观念的重建和时代的进步。     

杨慎反宋人“诗史”说的阐释探幽——明人对宋代诗学话语的突破口

宋代文人确立了杜甫诗＂诗史＂的地位,但这种说法到明代中叶遇到责难。名儒杨慎首先提出了反对意见,并引起明代文人的争论。杨慎反＂诗史＂之说,其论固偏,然其阐释意向却值得重视,他并非质疑＂诗史＂说本身,他的真实目的在于突破宋人诗学的限制。它造成了明代诗学的两大突破,一是对＂诗史＂的全新理解诠释,二是不再以＂诗史＂作为杜诗的最高评价。其说间接推进了明代诗学的自立,这表现在对宋人释杜的否定评价,乃至对整个宋人诗学否定。     

中国传统文艺批评的论诗标准是"重视所谓''''实''''以及相联系的风格"吗——读钱锺书《中国诗与中国画》献疑

钱锺书有关中国传统文艺批评论诗标准的推断,依据了一个虚假的隐含前提:众人推崇杜诗都遵守一种标准——重视所谓"实"以及相联系的风格,并进而由此将这一标准推断为整个中国传统文艺批评的论诗标准。这一推断似乎过于简单片面而让人生疑,因为钱氏似乎有意无意地忽略和回避了中唐以后文艺批评家在推尊杜诗的标准问题上,实际存有的差异性、冲突性和复杂性。同时,作为一位学贯古今、治学严谨的大学者,他为了证实其上述推断,强调中国传统文艺批评对诗和画的标准互为对立,在有关严羽和王士祯的论述中,竟然违背中国传统文艺批评史上的基本事实,出现了一些明显的简单偏颇之处。而所有这些,又让人对其文章结论的学术严谨性产生怀疑。     

从怪变至平淡:贾岛诗风变迁的诗史意义

贾岛早期的诗歌明显留有韩愈、孟郊奇险诗风影响的痕迹。他因建功立业的理想受挫,渐次变得心灰意冷,其诗风则由奇险倾向,转向清苦奇僻。贾岛诗风的变迁实证了韩愈所倡导的"奸穷怪变得,往往造平淡"的诗歌理论,既反映了他生活遭际的变化,亦折射出其诗歌交游对象的变换。这与韩孟诗派的诗歌创新理论及努力方向是一致的,具有极其重要的诗史意义。     

修辞论视角在"新时期"文学批评中的出场与存在状态

文学批评中修辞论视角的出场与文学创作、文学观念、文学批评方法都有内在关联.它在"新时期"的出场是在传统文学观念的一尊地位发生动摇,文学创作中形式因素被凸显,以及对20世纪西方形式主义文学理论的引介逐渐走向深入的情况下发生的.1980年代中期以前修辞论批评集中在对王蒙小说的评论中,中后期则转向对马原等先锋作家创作的关注.文学修辞批评在"新时期"的出场,标志着中国当代文学批评的一次质的飞跃.     

从"失语症"到西方文论的中国化--重建中国文论话语的再思考

在学界普遍对中国近代以来的文论"失语症"讳莫如深的时候,国内一些睿智的学者开始致力于中国古代文论话语的清理和转换,这项工作自有其特殊的意义和价值,但是我们认为仅靠中国古代文论的清理和转换是无法实现中国实现中国文论话语的重建的.还有一个必要的环节就是西方文论的中国化,文章对西方文论中国化的前提条件、理论实质和深层动因作了深入的分析,并期望通过倡导西方文论的中国化来实现以我们民族文化与文论为主的文论话语重建.     

宋诗的助力与词作的广泛传播——北宋前期词繁荣的一个重要标志

苏轼的“以诗为词”是其词的创作的重要特色。而实际上此前词的发展已经得到了宋诗的助力。在创作上 ,由于宋代士大夫大多诗词兼作 ,因此宋词发展中借鉴了诗歌的表现内容和表现技巧 ;由于传媒手段的发展 ,词体的社会功能得以扩大 ,诗词在传播领域也是相辅相成、共同发展的。在此意义上 ,宋词繁荣发展的一个很重要的因素就是得到了宋诗的助力 ,可以说宋词是和宋诗一起走向高峰的     

中国古代文体观念与文章分类思想的关系——兼与西方文类思想比较

中国古代的“文类”与“文体”范畴生成了中国古代的文章关于“分类”与“辨体”的思想。前者重点发展了关于文章的“类”的思想,其分类具有较强的层次性和系统性;后者则鲜明体现了中国古代文类思想的独特品质,“每体自为一类”的文章分类形式充分体现了中国古代文论中的“文体本位”意识。     

中国古代小说中"化形为蛇"情节的佛教源流探考

中国古代小说中存在着一种死后以"化形为蛇"的方式来报复仇人的情节,这种情节在话本小说、文言小说甚至笔记中均有记载.探其渊源流变,在早期汉译佛经中可以找到"变蛇"与"嗔怒"之间转换原则的佛典依据.在僧人们看来,人若临死时饱含嗔怒,亡后就会化形为蛇,备受诸苦,这是一种烦恼习气的报应.此后,这种信仰与情节通过一系列的僧人故事转而流播民间,有些故事逐渐向复仇主题靠拢.而后,中国小说遂将"化形为蛇"的情节原型吸收下来,使之成为"报复"主题的一种特殊表现方式.但嗔怒作为死前的心理状态,依然是"化形"的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