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程心性论之异同与儒学精神

1.“尊德性”与“道问学”,“自诚明”与“自明诚”,治学入路之不同,古已有之。自朱陆之争出,学者遂以为“千古不可合之同异”(章学诚《文史通义·朱陆》)。心学与理学分途,学界以为导源于二程;而心学与理学之异,则集中于“心即理”与“性即理”之争。然而儒学精神,本为一原;朱陆之争,亦非势同水火。必于异中见同,方可理解儒学真精神。因此,研究二程心性学说之异同,对于理解儒学精神,有着重要的意义。     

痛，并快乐着

王国维曾以治学三境界来表达自己对治学的感悟:“古今之成大事业、大学问者,必经过三种之境界:‘昨夜西风凋碧树。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此第一境也。‘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此第二境也。‘众里寻他千百度,回头蓦见,那人正在,灯火阑珊处。’此第三境也。”这是他所感悟到的“成大学问者”之三境界。我既不是“成大学问者”,况当今治学之景,与王国维之时,相差何其之大乃尔!故自然不敢言说“治学”之“境界”,而只想借用一句“痛,并快乐着”的时语来表达我20年来沉浮于“学海”对“做学问”的一点感悟。何谓做学问之痛?何谓做…     

惠栋“通经致用”思想及其学术转型意义

“通经致用”是传统儒学的基本价值观。惠栋是汉学吴派巨擘,系一代学风之际会,讲求“通经致用”。惠氏之“通经”,追求“明于古今,贯天人之理”,本诸“经之义存乎训”,恪守古训,尊崇汉学,确立了乾嘉汉学的治学典范;惠氏之“致用”,强调“天生之才,盖为时用”,慕汉代取士之法,求汉儒致用之方,带有较重的“以经术饰吏事”色彩。惠氏的“通经致用”思想代表了当时汉学家的普遍观念,反映了他们的学术旨趣与经世关怀。惠栋“通经”尚古文之说“,致用”引今文之法,调和古今的学术倾向是其经学实践的一种写照,同时也在一定意义上折射出清中后期由古文经学向今文经学学术转型之端倪。     

远离浮躁

浮躁－求学治学之大忌。凡求学治学成大器者,无不“疏其秽而镇其浮”,刻苦钻研潜心学问,为真理上下求索。 远离浮躁需知“天道酬勤”之理。心存浮躁者,往往急功近利,疏于用功。或取巧投机,热衷于著“大部头”、出“大成果”、得“大奖”。或稍有所成,偶有所得,便沾沾自喜,以虚名 世,无心探究学理。这二者的结果要么一事无成,要么遭人鄙弃。皆不是真学者所为。近代大学者王国维将求学治学成功的过程分为三个层次,并以诗名取喻：“古今成大事业大学问者,不可不经历三种之阶级：‘昨夜西风雕碧树,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此第一…     

略论宋元小说批评的开拓与发展

<正> 我国古代“小说”的概念是随着小说的不断发展而变化的,所谓“小说之名虽同,而古今之别,则相去天渊”(清·刘廷玑《在园杂志》)。小说批评的涵义亦然。宋代小说批评理论处于承上转下的过渡期,有其特殊地位。中国古代的小说“始乎周季,盛于唐,而寝淫于宋”(绿天馆主人《古今小说·序》)。小说批评论大致也相似。《庄子·外物篇》已有“饰小说以干县令,其于大达亦远矣”的说法,东汉桓谭在其《新论》中阐述古小说的创作特点、意义是:“若其小说家,合丛残小语,近取譬论,以作短书,治身理家,有可观之辞”(《文选》卷三十一江文通《拟李都尉     

关于冯梦龙的社友之质疑

《学术研究》1985年第五期刊出了《反封建启蒙思想家冯梦龙》一文,我读了后,深受教益。在冯梦龙研究中,评冯为著名文学家者多,论冯为卓越思想家者少,因而,此文将会引起学术界的重视。唯其如此,文中错误亦当指出,为免讹讹相传。其一,作者说:冯梦龙于《古今谭概·序》中谈到曾同梅之熉组织过“古亭社”。查《古今谭概·序》之署名为“古亭社弟梅之熉惠连述”。按句读当为“古亭社弟”,非“古亭社”。据《清一统志》载:北周及唐尝于麻城置亭州。“古亭”当即“古亭州”之省,也就是指麻城。至于梅氏自称“社弟”,则因“冯为同社长兄”(钱谦益《赠冯二丈犹龙七十六寿诗》)之故。其二,     

读书治学三境界新说

我国学界早有读书治学三境界之说,其说盖起自清末大学问家王国维。王氏云: “古今之成大事业大学问者,必经过三种之境界。‘昨夜西风凋碧树,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此第一境也。‘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此第二境也。‘众里寻她千百度,回头蓦见,那人正在灯火阑珊处’,此第三境也。”王国维用三首名词的三种意境来描述治学的三种境界:第一境界指治学者在智慧的汪洋中寻觅和确立自己的追求方向;第二境界指治学者在确立方向后的苦苦追逐和煎熬;第三境界指治学者经过     

论梁漱溟的中西古今观

在“中西古今之争”的问题上,梁漱溟在很大程度上是反对当时的西化派的。当然,梁漱溟在某种意义上也承认中西文化之同,并以此为立论的出发。他阐述了中西之同两方面：共时方面的文化三层说和历时方面的文化三期说。实际上,梁漱溟所认可的,只是中西不能相提并论,一古一今不能等量齐观。其实,在中西之别和古今之异中,梁漱溟更强调的是中西之别,古今之异根于中西之别。因此,有些中西之别是古今之异,有些则不是,关键要看它在哪一个层面上来说。所以,中西古今不能一概而观,文化的不同既有中西之异,又有古今之别;中西之异比古今之别更为根本。或许正如梁漱溟所言,我们所需要的思想,首先是一种态度、一种情感、一种意志。     

关于练基本功

<正> 近数年来,屡承《文史哲》编辑部的同志约写谈治学经验的稿子,之所以迟至万难推却的时候才勉强动笔,是有难言之苦的。认真治过几十年学,才会有治学经验可供别人借鉴,这是最简单的道理。而我呢?五七年以后,就被当作“厚古薄今”、“走白专道路”的典型不断批判;“深刻检查”尚难过关,哪敢治学!“文革”将开始,又因曾经论述     

“矫枉过正说”质疑

长期以来,不少同志把“矫枉过正”视为一条普遍规律,认为这是辩证唯物主义的一个基本观点,并以此指导自己的工作实践。其实,“矫枉过正说”在理论上是站不住脚的,在实践上也是极端有害的。有必要加以澄清。 “矫”者指纠正,“枉”者指弯曲。矫枉过正的原意是指把弯曲的东西扭直,结果,又歪向了另一方。比喻纠正偏差超过了应有的限度。在我国古代,对“矫枉过正”也曾作过肯定的解释。《后汉书·仲长统传》记述:“逮至清世,则复入于矫枉过正之检”;《汉书·外戚传下》说:“盖矫枉者过直,古今同之。”似乎“矫枉过正”是一条古今都必须共同遵循的道理。事实上,它是违背辩证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的。     

裴頠哲学思想补正

汤用彤先生在《魏晋玄学论稿》一书中指出:“大凡欲了解中国一派之学说,必先知其立身行己之旨趣”;此外,“治学之眼光、之方法”也很值得留意。对裴頠哲学思想的研究,也不应忽视他的“人生行事”之旨趣与思想表述方法。     

赵汸《春秋》学的师承渊源及其治学理念

元末《春秋》学家赵汸一生求学名儒,交游贤达,潜心治学,成就卓然。赵汸的《春秋》治学理念,导源于对黄泽师说的积思自悟。黄泽所指示的《春秋》学方法和理念,对赵汸研治《春秋》具有指导性的意义,赵汸的《春秋》学成就,正是对黄泽《春秋》治学方法及理念的具体践行和进一步发明。赵汸的《春秋》学,以探究《春秋》书法义例为门径,以明辨圣人经世之志为旨归,秉承师说而能思悟发明,追踪左氏而能兼综古今,浸润宋学而有汉学之风。     

从家书中观曾国藩治学之道

《曾国藩家书》广泛流传,曾国藩治学思想与品格蕴含其中.曾国藩治学之道,主要包含:治学须先立志,有志向治学才能上进；做学问须“有恒”,只有坚持才能取得成功；治学还须转学一艺,专精一业,方能深入穷尽；治学最好能勇于实践.     

《商颂》难句试释

《商颂·玄鸟》:“天命玄鸟,降而生商,宅殷土芒芒,古帝命武汤,正域彼四方。”这是研史诸家经常称引来说明早商历史的诗句,其中的“宅殷土芒芒”,历来被解释为殷人所居土地之广大。然而,究其实际,疑恐未然。在这句诗里,“古”读故,原因之谓,意思是天生下了殷人,由于他们能够“宅殷土芒芒”,所以天帝才让武汤征服了四方。“宅殷土芒芒”是殷能够征服四方的原因,若以土地广大释之,显然与诗意不合。解释这句诗的关键在于弄清楚“宅”和“土”的意思。这里的“宅”,同矺,读磔。《史记·李斯列传》:“十公主砘死于社。”索隐:“矺音宅,与磔同,古今字异耳。磔谓裂其支体而杀之。”     

《全唐诗外编》所收沈亚之逸诗逸句的真伪问题

孙望《全唐诗补逸》卷八载沈亚之逸诗一首,冠以“传奇小说诗句”之题。原诗是: 命笑无人笑,(笔者案:《太平广记》二“笑”字作“啸”。)含娇何处娇。徘徊花上月,空(《广记》作“虚”。)度可怜宵。注明出于《艺林伐山》十七,又《诗人玉屑》卷十二引后二句。另载《观北藩谒庙》诗句“瑞气千重色,箫韶九奏声。”注云《古今图书集成·乐律典》选句,又《诗话总龟》三十“道僧门”引《古今诗话》。     

王夫之对明代诗歌选本的批评——以《唐诗品汇》、《古今诗删》、《诗归》为例

明代诗歌选学十分繁荣,《唐诗品汇》、《古今诗删》、《诗归》三部选本先后在诗坛占居主流地位。王夫之对明代诗歌选学进行了深刻的反思,上述三部诗歌选本是他关注的重点,对其最终的审美价值茄诸每、理想,王夫之均持否定态度。王夫之认为,《唐诗品汇》追求“盛唐气象”,不意趋于“傭贱”;《古今诗删》追求“汉魏风骨”,难免走向“粗豪”;《诗归》以“孤怀孤诣”追寻古人真诗之精神,最终却沦入“猥亵暧昧”。     

《秦风·无衣》管窥

古今对《秦风·无衣》有种种说法,其分岐集中表现在对“王”字的考证解释上。《诗序》说:《无衣》,刺用兵也。秦人刺其君好攻战,亟用兵而不与民同欲焉。”《毛诗正义》根据《左传》列举了秦康公的好战实例,认为“王”指秦康公;就诗而论,属于慷慨从军之诗,没有刺好战之意。试看原诗: 岂曰无衣,岂曰无衣,岂曰无衣, 与子同袍。与子同泽。与子同裳。 王于兴师,王于兴师,王于兴师, 修我戈矛,修我矛戟,修我甲兵, 与子同仇。与子偕作。与子偕行。     

陶渊明与慧远——陶渊明不入“莲社”之我见

陶渊明与慧远是东晋后期,同处庐山的两位著名历史人物,陶渊明为“古今隐逸诗人之宗”,慧远为“莲宗初祖”,对后世都有很大影响。关于二人之思想关系,正史未见明载,仅有无名氏之《莲社高贤传》记有陶渊明不入“莲社”故事一则: (潜)常往庐山,使一门生二儿舁篮舆以行,(慧)远法师与诸贤结莲社,以书招渊明。渊明曰:“若许饮,则往。”许之,遂造焉;忽攒眉而出。(《莲社高贤传·陶潜传》) 宋代,李公焕《笺注陶渊明集》亦云:“(陶)靖节与远公雅素,宁为方外交,而不愿齿社列,远公遂作诗博酒,郑重招致,竟不可     

求新&#183;履新&#183;创新

从事学术研究日久,我愈益诚服章学诚《文史通义&#183;答客问》中两句名言：“高明者多独断之学,沉潜者尚考索之功;天下学术,不能不具此二途。”“考索”与“独断”是两种不同的治学态度与方法,一个学者须同时具备且娴熟地运用,方可“以之推代而成岁功”。作为学者的品格素质,先能“沉潜”然后方能“高明”,     

《周易参同契》解题

《周易参同契》为中国文化要籍,被称为“万古丹经王”(《悟真篇》)、“万古丹经之祖”(《周易参同契发挥·阮序》)。《周易参同契》书名解释,前人似未认真涉及。本文试作多层次划分,以历史与逻辑之统一观点,阐释《周易参同契》书名之由来及其历史积累之意义。《周易参同契》书题的解释可分八个层次。第一层次,《周易参同契》以《周易》为总的指导思想。《系辞下》说:“《易》之为书也,广大悉备;有天道焉,有人道焉,有地道焉。兼三才而两之,故六;六者,非他也,三才之道也。”《周易参同契》有:“上察河图文,下序地形流,中稽于人情,参合考三才。”亦即《参同契》遵循《周易》,前者运用后者的基本哲学思想于天、地、人。《契》原文十余家注本均作“参合”,唯朱熹注本和其后储华谷注本正文则作“参同”,更强调了《契》与《易》的关系;但亦有意改正文,提高训释层次之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