祭祀的“理”与“教”——从朱熹晚年两封论学书信谈起

在晚年与弟子讨论祭祀鬼神问题时,朱熹针对《中庸》"鬼神之为德"章的观点,特别反对以"设教"的态度对待祭祀。通过梳理早期儒家经典文献有关祭祀的说法可以发现,强调"如在"和"设教"的维度,构成了儒家政教秩序对待祭祀的基本主张,这也极大影响了儒者看待祭礼的主要态度。不过,通过重新诠释经典中"如在"的含义,并从"理"的超越维度和"诚"的真实维度去阐释祭祀背后的道理和依据,朱熹论证了鬼神在祭祀中"真实无妄"的存在,以此赋予儒家祭祀天理的自然正当性,而不是单纯从功能和效果的角度去宣扬"礼"的政治和社会价值。借由这样的努力,朱熹在"理"与"礼"之间确立起了一种内在关联,从而为儒家政教秩序奠定了更为牢固的根基。     

礼的法典化——论荀子的礼法观变革

在先秦儒家,荀子首先提出了"礼法"概念,开启了儒家礼的法典化进程。荀子释礼为法,将礼从内在心性引向外在法典,展现了儒家内部的礼法观变革;又以礼纳法,批判了法家以严酷刑律治国的思想,提出以礼为国家法典之主导的思想。荀子的礼法思想,以"重建"整个社会制度为归旨,故而为儒家进入政治生活领域打开了通道,提供了范式。     

论晚明黄道周礼秩重建的学术理路——基于“孝本”意识的礼学建构

晚明社会危机与心性之学的日益空疏导致了是时礼学研究热潮的出现。而黄道周的礼学研究建基于他的"孝本"意识之上。在他看来,"爱"、"敬"既是"孝本"思想的核心内容,处于儒家道德教化之本源地位,又是重建"亲亲"、"尊尊"二系并重的儒家礼秩世界的实践路径。     

颜之推异于先秦儒家的孝亲观

颜之推的孝亲观在某些方面与先秦儒家思想家是一致的,但也在诸多方面异于后者。从孝德的养成看,先秦儒家认为是天经地义;颜之推则认为父母威严而慈爱是前提条件。从事亲的内容看,先秦儒家认为敬亲、顺亲更为重要,强调精神事亲;颜之推认为养亲最重要,强调物质事亲。从事君的内容看,先秦儒家重视以“心”忠君,颜之推更重视以“才”忠君。从事死的规定看,先秦儒家要求厚葬,并祭之以礼;颜之推反对厚葬之风,并认为不必拘束于繁琐的祭祀之礼。     

“无体之礼”：先秦礼学思想的发展与转向

《礼记·孔子闲居》篇中记载的"无声之乐,无体之礼,无服之丧"以"无体之礼"为主。孔子讲的"无体之礼",其实是儒家礼学思想发展的一个必然的看法。孔子在晚年对礼容提出批评与扬弃,一些擅长礼容的儒家学者也受到主流儒者的批驳。战国时期子夏学派提出的"无体之礼",不但是儒家礼学思想从孔子、子夏过渡到荀子的一个重要思想环节,而且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战国直至汉代礼学发展的路径。     

先秦儒家德育思想在高校思想政治教育中的作用

先秦儒家的德育思想以"仁"、"义"、"礼"为核心,包含丰富的德育内容. (1)国家意识.先秦儒家历来以"治国、平天下"为个人修身最高目的.按<论语>的记载,孔子把战事、祭祀和疾病三者并列在一起,认为它关系邦、国、家、身的生死存亡,从而战战兢兢、谨慎之至地把它作为大事来看待,所谓"子之所慎:斋战疾".先秦儒家德育思想中所倡导的家国观念与我们在青年学生中努力弘扬的国家观念、民族精神具有内在的一致性.     

对先秦儒家"礼别华夷"的解读

先秦儒家强调"礼别华夷",以文化区分"我者"与"他者",用"夏礼"则夏视之,用"夷礼"则夷视之,血统如何在所不论.先秦儒家认为人之天性与禽兽没有本质差别,全赖圣人教之以礼方得以为人."礼别人禽",以夫妇之礼作为人与禽兽的起码分界,不论华夷、有违反最起码的夫妇之礼的行为者,即视为禽兽之行.先秦儒家十分强调礼仪的外在形式,把是否遵循"夏礼"的礼仪形式作为别华夷的最起码的标准,不仅如此,在是否践行"礼"的精神以别华夷方面,于华于夷都使用同一个标准,对诸夏之国并不宽贷.先秦儒家主张"有教无类","用夏变夷"而绝不能"变于夷",既体现了民族观的开明方面,又反映出贱视夷狄文化的文化优越感,但先秦儒家不得"变于夷"的主张是无法完全阻断华夷文化的相互交融的.     

儒家的伦理思考方式——以《孟子》与生命相关的例子为据的讨论

以《孟子》中几个与生命相关的例子为根据,对儒家伦理思考问题进行讨论:首先,由"礼"(经)与"权"之辨/辩看儒家的原则与情境之思;其次,由"生"与"义"之辨/辩看儒家的超越道德观;再者,由"尔爱其羊,我爱其礼"、"见牛未见羊"看儒家的禽兽对待伦理;由此试图找出儒家的伦理思维逻辑。分析认为,儒家伦理也有类似西方哲学的原则性思考;儒家可得出一个基本伦理原则:"义"高于"人命","人命"高于"礼","礼"高于"禽兽之命";儒家并不关注禽兽之命的高下区分,禽兽与人之间的合理关系才是合宜对待的重点;只有"人"之存有,我必须以诚敬、真情实感面对他们;这就是"仁者,人也"、"仁也者,人也"的真义,也是儒家伦理的基本思考。     

儒家论礼的传承与变易——从礼学视野看原始儒学之精义

中国文化得以绵延不断的内在精微动力之一,即是贯穿于其中的对传统文化的传承意识与创新精神之紧密结合。儒家在阐释夏商周之礼时认为礼既有传承性,又有变易性;礼不仅会历时而变,而且可以应时权变,本来具有规范性、标准性的礼可以随天时、顺人情、适境遇而产生共时之变。兼顾礼的传承与变易,是贯穿于儒家礼学的重要思想原则,也是原始儒学的精义之一。儒家的这种学术精神对今人如何对待文化遗产有宝贵的借鉴意义。     

《礼记》崇高之“畏”及其认知困境

作为儒家面向日常生活的意识形态叙事的持续性情感生成,《礼记》顺天守时的天命之"畏"是人对自身现实生存境遇的警觉与关注,其德性至上的至善之"畏"是儒家重建合"礼"秩序并进行生产关系再生产的德性认知过程,其"天人合一"的崇高之"畏"是在"圣王"与"天"同构基础上对儒家通过识"礼"追问终极意义、达至即凡而圣并"与天地参"的形上表达。意志化主观叙事和表象化"复礼"实践表征着《礼记》中儒家至德至善之崇高理想与崇高之"畏"的乌托邦特性,"圣王"理想对于主体实践而言只能被体验为一种悲怆而崇高的道德情怀,其崇高仅在于它占据了儒家道德理想主义的核心位置。     

庆典:集体记忆和社会认同

社会认同本质上是一种集体观念,而现代生活中的各类庆典提供了考察其实在性的经验领域。庆典与社会认同有关,而集体记忆是连接两者的中间力量。庆典和集体记忆紧密相关：通过凸显文化符号、与历史的勾连能力以及对当前现实的诠释,庆典既可以复活旧的集体记忆,也可以制造新的集体记忆;而集体记忆又和社会认同紧密相关,通过制造共识和辐射话语力量,集体记忆能有力地推进社会认同。     

《蝴蝶歌》与苗族鼓社祭制度

《蝴蝶歌》是苗族古歌的重要篇章,但长时间以来,学者们一直没有对这部古歌进行过专门研究。本文认为,该歌对鼓社祭中各种执事人员、所需各种什物和一些民俗事像的来历等进行了具体阐述,它实质上是苗族鼓社祭的制度史。     

明代皇帝视学初探

皇帝视学是指皇帝到最高学府进行的视察活动。明代皇帝视学仪包括皇帝到孔庙行释奠礼、幸彝伦堂、讲官讲经、皇帝宣谕、幸学隆施等内容。从明代历位皇帝的视学记录及其视学内容中可以看出明代皇帝视学目的是为了崇儒重道和加强对国子监的控制及经学教育。     

商代校阅礼初探

商代校阅礼是商代军礼的重要组成部分,指借助田猎活动选拔、训练兵士的仪节的总称。前人研究商代军礼的不乏其人,但对校阅礼系统研究的并不多见。本文通过系统整理甲骨军事刻辞后进一步归纳出商代校阅礼包含有:建旗聚众、训练检验、犒劳军士等仪节。训练检验又称搜田,含有搜田活动前的告庙礼、迁庙礼、占卜、搜田过程中祭天地山川礼、搜田结束后的献捷礼等仪节。对这些仪节的爬梳,有利于进一步认识甲骨军事刻辞蕴含的商代军礼,有利于补商史研究之缺漏。     

萨满教宗教治疗仪式的人类学分析——以科尔沁博的医疗活动为个案

在萨满教名目繁多的仪式活动中,一个重要的仪式类别是愈合仪式,即治疗仪式。萨满教宗教治疗仪式由物质、语言、行为、声音等一系列象征符号组成,这些象征符号彼此依托,共同构成一个完整的象征体系。萨满通过综合性的表演,象征性地达到与超自然沟通的目的,从而假借神灵的力量治病驱邪,在与求治者的互动中,使求治者实现由病态、偏离到健康、正常的转换。     

论青少年成人仪式的传承——以中日两国为视角

成人礼,这一在中日两国同源分流的传统民俗仪礼,既是对青少年社会责任感的锻铸,也是对其社会公共事物处理权限的赋予.成人礼在中日两国不同的历史时期都有其不同的表现形态,较之原始社会的成年礼仪.现在的成人礼仪无疑是象征性的,但其文化内涵仍然保留了下来.成人礼对青少年的责任教育有着不可低估'的影响和作用,而这一过程也是传统仪礼资源现代转型的一个缩影.     

巫术与人生礼俗--以宋代为例

巫术通常利用民俗作为载体,从宋代的催生礼、诞生礼到隆重的婚娶丧祭,无不反映出巫术与人生礼俗的密切关系,尽管其中掺杂了许多有悖礼制、荒谬和非理性的成分,却作为习俗融进了日常生活.     

象征、互动与媒体介入——北京奥运会开幕式的文化人类学解析

北京奥运会开幕式是一种社会仪式,它是在奥运会这种特定场合下由文化传统所规定的一整套行为。这种仪式蕴含了人们对祖先的回忆,是祖先认同的象征性表达。从某些方面来看,北京奥运会开幕式与往届奥运会开幕式相比,是在更为互动的方式下进行的象征性活动。从这个意义上说,它是历届奥运会开幕式中最好者之一。并且,北京奥运会开幕式还证明,随着现代信息技术的不断进步和发展,大众传媒已经介入到了这种仪式的整个过程中,并使仪式在某些层面上发生着变化。     

“再生”神话与庆春仪式——冠礼仪式时间探考

关于冠礼举行时间,历来是礼学研究中关键而聚讼难已的问题。文章以再生神话的知识、视野和四重证据法,在世界范围成年礼举行时节、象征意义与庆祝宇宙重生的庆春仪式的象征性认同关系的通观下,结合中国以庆春仪式实践报本反始的再生神话,和新出《日书》文献,重新考察了《夏小正》二月冠子取妇的记载,尝试对中国冠礼原初行礼日期及其仪式象征进行新的探讨,试图提供一种化解纷争的解释。     

试谈佛山孔庙学童开笔礼

佛山孔庙学童开笔礼,在继承学童入学拜孔子礼俗的基础上进行了地方化的改造,产生了良好的社会效应。佛山孔庙学童开笔礼作为一个新的文化品牌,获得了乡土知识与民间智慧的价值,不但可以弘扬儒家文化,还能使文化与经济发展产生互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