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对“人”的个体的否定——对“十七年”教育剧国家意识的解读

"国家"是"十七年"话剧中一直存在的隐性形象,或者说是一个以权力实施的形态出现在任何类型文本之中的"超级形象"。在教育剧中,由于阶级斗争话语对国家职能的强调,国家被置放在与个体对立的位置,国家成为对人的个体否定的权力集装器。     

民族创伤与历史记忆:“南京大屠杀”题材电影中的人性叙事

"南京大屠杀"题材电影对于日本官兵的形象塑造有所不同,既有脸谱化的"恶魔"形象,也有人性化的具有反思能力的"普通人"形象。在塑造日本官兵形象时,要考虑到其是否具有历史真实性与普遍性,并由此反思南京大屠杀中人性之恶的深层机理。"南京大屠杀"题材电影还表现了中国人的抗争精神与国民性反思。"南京大屠杀"题材电影人性叙事的边界在于不能违背史实,要考虑到中国人的情感认同,坚守民族立场;也要处理好人性叙事与创伤记忆的关系,表现创伤历史中的中国人个体的生命体验与记忆。     

1930年代前美国文学书写的“文化中国”

在1931年赛珍珠的《大地》塑造了正面中国形象并广泛流行之前,美国文学由于受"排华运动"的影响,所呈现的中国人形象一直以负面为主,但在哲学和诗歌领域尚有一脉不涉及个体中国人的"文化中国"书写传统。新英格兰超验主义、新诗运动等,都力图借鉴并呈现文化的中国,以对抗当时美国的思想与文化现实,留下了丰厚的文学遗产与充满活力的思想反思。     

诗人的“主观个体”与萧开愚的“综合意识”

当代的诗歌写作者,在确立自己的诗人形象时,有着与前辈诗人不同的设计。作为有代表性的当代诗人,萧开愚以"限度意识"、"中年写作"等诗学命题,纠正和丰富了支配着"朦胧诗"写作范式的"文化英雄主体"、"对抗式主体",突出了写作主体中的"成年形象",也促使诗歌中的视角和语气做出相应的调整。面对文学史和思想史中遗留下来的一系列异质性的"主体"形象,他采取了兼收并蓄的"综合意识"。在早期的写作中,这种意识体现为对"分裂感"的模仿,即允许并主动承受不同的主体在自我内部发生争吵和冲突。而新世纪以来,他对早期的"综合"和"多"的目的进行了反思,"多"需要在综合后达到"一",根据这个"一",主体主动表现出较稳定的意识、认识和判断的方向,而这又是他所提出的建立成熟的主观个体所必经的一步。并且,在"主观个体"的建立上,他的论述涉及的不仅是写作主体和艺术家创作主体,而且试图波及所有想要建立内在完整结构、具备足够理解力、批评力和谅解力的个体,艺术家和写作者则因其职业的特殊性对此具有更热切的愿望。     

中西有关“中国形象”话语互动探析

西方不断"创新"并主导有关"中国形象"的话语,中国被动反应,创建与主导话语的能力不足。西方有关"中国形象"的负面话语背后隐含一定程度的"受害者情结"。中国对西方话语的反驳感性与理性并举,但语气与方式略显生硬。目前,中西话语互动存在攻击—辩解以及恐惧—愤怒两对恶性循环。赢得"中国形象"话语权,中国需要增强自信心,打破攻击—辩解以及恐惧—愤怒的恶性循环。中国还要主动建构"中国形象"新话语,注意改进话语表达方式。总之,"中国形象"话语权的提升是一个包括心态、战略与行为调整的系统工程,需要长期的努力。     

陈白露是“堕落”的“娜拉”吗？

曹禺剧作<日出>中的女主角陈白露是曹禺剧作中少有争议的女性形象之一.大多数人把她看作是中国"娜拉"的"堕落型".曹禺在<日出>中不是为了给"娜拉"中国版找一个范本.相反,陈白露这一"交际花"的形象恰恰证实了曹禺对中国传统妇女"贞操观"与众不同的看法.     

“前瞻”与“反观”——新世纪乡村叙事中的“受难农民”形象改写

新世纪乡村叙事有两种农民形象的书写。与占主流的"受难农民"形象书写不同,它们要么侧重从"苦难"和"底层"中发掘和构建富有"新生"质素的令人鼓舞的农民形象,要么侧重从历史、文化的角度审视农民的现代主体建构所面临的深层的精神桎梏。比较而言,后者更能深刻反映出农民现代化和中国现代化的艰难,因而更深沉,更有力度。     

“自我”与“本我”的纠葛——对徐訏《鬼恋》的精神分析

《鬼恋》是徐訏的代表作之一,在这一段扑朔迷离的"人""鬼"爱情故事中,从精神分析角度看,"人""鬼"之间的感情纠葛实际上更像是个体自我意识与本我无意识之间的复杂关系的形象表述,透过奇幻、匪夷所思的想像和情节发展,读者会发现这种复杂的关系恰恰正是"人""鬼"的个体矛盾、相互矛盾与焦虑产生的具体表现形式和来源。     

从“个体赋权”迈向“集体赋权”与“个体赋能”:21世纪以来中国农民工劳动权益保护路径反思

21世纪以来,个体赋权构成了中国劳工权益保护的主要路径。个体赋权建立在短缺经济和生存劳权的基础之上。随着中国商品市场从短缺到充裕、劳动市场由充裕到短缺的转型,劳工权益诉求也从"生存"转向"发展",个体赋权面临诸多局限,已经难以适应经济社会转型、劳工结构和权益诉求变化的需要。因此,本文提出,中国劳工权益保护应当进行路径转变,从保障基本生存权调整为保障发展权,使劳工共享经济发展带来的成果,这需要同时提高工人结社能力与结构能力。为此,本文在综合以往理论以及结合劳工保护现状的基础上,尝试建立了劳工权益保护的"权-能"模型,并指出未来中国劳工权益保护的路径,应该从个体赋权迈向集体赋权与个体赋能。农民工的个体赋能应上升为国家战略,以此推动中国制造业的转型升级。     

“五四”后文学书写中“中国形象想象”发生的溯源考

中国形象的想象是"五四"后中国文学写作一个非常重要的主题,它甚至在整个20世纪中国文学中都具有空前的重要性。文章即从清末民初中国社会思想意识形态的变化与文学书写主题之间存在的关联影响切入,论说"五四"后文学书写中"中国形象想象"发生的源头,进而揭示这一文学书写主题所具有的"民族主义"建构这一社会意义;以及说明只要中国社会的现代性进程还未完全实现,对民族国家的想象就不会在文学创作中停止。     

中国当代艺术与文化形象研究

艺术是文化的反映及其组成部分。中国当代艺术是对当下社会文化、政治等问题的思考、追问和个人生存经验的结果,更是中国文化的当下诉求。然而中国当代艺术是在西方现代艺术与后现代艺术的语境中产生的,或多或少受西方当代思潮的影响。而在能指的表现和所指的表达中,文化形象是现代美学结构中一个突出而敏感的现实问题。审美、非审美、泛审美和审丑,都成为文化形象由内向外的投射。这不仅是艺术问题,更是文化问题——形象学的问题。形象学跳出了艺术形象范畴,它直接指涉一个民族或国家的文化形象,因此形象学是与他者关系中进行比较的结果,是一个民族或国家文化的输出和跨文化视域影响的结果。     

“鲁迅形象”建构的文化语境、过程与反思

"鲁迅形象"是中国现代文化史上典型的现代知识分子的形象符码,其生成过程与现代中国的动态语境密切相关,深刻地勾联了阐释者的文化心理和思维形态。"鲁迅形象"是由自塑和他塑合力而构成的公共形象,对其进行文化学意义上的考察可为探索现代中国发展的社会史和现代知识分子的心灵史提供理论资源。     

五四儿童文学建构中国形象的现代生成

五四儿童文学的历史生成是与中国的现代转型紧密关联的.认同危机内在驱动了包括儿童文学在内的中国新文学寻找和建构国家形象的文学实践.儿童本体的书写折射了中国现代作家对现代中国历史及民族“新生”的思考.在西方形象与古典形象的双重他者的制导下,五四儿童文学建构中国形象体现了社会性与自然性的融合与冲突,其性质是对现代中国的一种价值重建与意义重构.     

论沈从文文本中的近代湖南镜像

沈从文的创作对近代湖南镜像有充分的动态描绘。社会变革带来家族镜像的变形,凸现出家族命运的变化、家族内部的分化;社会思潮则裹挟着湖南人前行,引发世风转变与心理嬗变,导致人性的变异与价值立场的错位。家族分化、世风转变等带来社会阶层的重构,促成人的社会角色转换,进而打破彼此的身份疆界,发生身份置换。凡此种种,皆是文化冲突使然。这是湖南镜像在近现代发生变化的深层原因,也是最能够凸显沈从文创作特色的所在。     

习俗、迷信与科学:风水传统形象的近代分化

就风水层面而言,在近代社会舆论中,原本居于重要地位的风水发生了形象分化:顽固保守势力仍然固守着作为信仰的风水传统,趋新势力以及西方传教士则斥风水为迷信、谬说,风水师与少数西方人则看到了风水具有科学性的一面。透过近代有关风水问题的争论,可以看到风水传统在社会各群体眼中的形象,进而分析该形象产生的原因,以期探讨传统的近代变迁问题。     

王学仲的现代文人人物画

中国艺术界,非常重视王学仲对于中国书法的贡献,但很少提及他的绘画作品,更绝少研究他的现代文人人物画。笔者认为,王学仲作品有别于传统文人画,也不同于数年前中国流行的新文人画,而是自成一体,可谓＂现代＂。王学仲的现代文人人物画,将水墨与色彩融合,创新文人画的表现手法以及人物画题材。他将哲理蕴涵其中,赋予现代文人人物画以新的时代面貌。画面体现出典雅的诗学意境。     

“闷”的发现与排解:冷清之闷与郁热之闷——兼及后五四时期戏剧写作心理动力

鲁迅深刻洞彻现代中国之“闷”并成功找到艺术排解方式,《呐喊·自序》把艺术家心理之消极情绪——“铁屋子”之闷,与中国现代命运起来,找到了一条具有启蒙意义的排解方式;欧阳予倩以“热心”书写潘金莲的冷清之闷,将传统的伦理故事讲述成社会问题,试图通过“女性解放”释放时代之闷;曹禺抱定“悲悯”情怀,用“心灵的艺术”奏响反封建与个性解放的主题,让“郁热”雷雨里疯狂挣扎的人们,归于平静沉着。《潘金莲》的“冷清”与《雷雨》的“郁热”,是鲁迅“铁屋子”之闷在各自时代语境中的“重现”,欧阳予倩和曹禺发扬五四启蒙精神,继续着鲁迅式“呐喊”。     

个体生命自由：鲁迅现代人学思想的核心

用个体生命本位取代社会群体生命本位,是现代人学思想的根本标志。鲁迅是促使这一转变的核心人物之一。个体生命自由,构成了鲁迅现代人学思想的核心。鲁迅所说的个体生命,是具有独立性、特殊性、神圣性、终极性的生命个体,是具有现实性、具体性、鲜活感性的生命个体,是具有自由性、精神性和超越性的生命个体。在现代化远没有完成的当今中国,鲁迅的这一思想依然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     

传统官僚制现代流弊与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路向选择

中国传统官僚制,是家国同构、高度集权的家产官僚制。它不具备现代官僚制的科学精神、理性精神和法制精神,其浓重的人治传统对当代中国人的观念影响十分深刻。由于中国的市场经济基础、法治环境、非政府组织和公民社会的发展现状与现代官僚制的产生条件有一定距离,因此,当务之急不是模仿新公共管理模式,而是立足中国实际情况,坚决摈弃传统官僚制,学习和借鉴现代官僚制的合理成分。     

“南丁格尔纪念日”的引入:中华护理学会对护士形象的塑造

民国时期,南丁格尔纪念日被中华护理学会移植至近代中国,成为医界的一个重要节日。中华护理学会极力提倡南丁格尔纪念日,对医院、护士学校等开展纪念活动予以明确规约和指导,通过规定时间、空间布置、仪式安排等多手段塑造护士形象,通过演讲、戏剧、歌曲等多形式的应用,强化民众对南丁格尔的认同。中华护理学会宣传并推广南丁格尔纪念日,使其由抽象意义的舶来品转化为具有中国特色的具体纪念实践,而护士形象正是在南丁格尔纪念活动中得以逐渐确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