辽代捺钵制度研究

辽代的捺钵制度是中国历史上颇富民族特色和地域特色的一项政治制度 ,它起源于契丹人的游猎生活。所谓捺钵制度主要是指以辽代皇帝为中心 ,以狩猎活动为主要表现形式的巡守制度和游幸活动。四时捺钵是辽代政治体制的集中体现和契丹族狩猎文化的重要载体 ,也是辽代社会历史的一个缩影。作为一项政治制度 ,四时捺钵不仅对辽代社会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而且也影响到了后世的金、元、清三朝     

金代肇州考

《金史·地理志》记载:“肇州,下,防御使,旧出河店也。天会八年(1130年),以太祖兵胜辽,肇基王绩于此,遂建为州。” 关于肇州的地理位置,目前有几种说法:一种观点倾向于今黑龙江省肇源县吐什吐村址;另一种观点认为,金元两代肇州均在肇东市八里城;还有一种观点认为在今俄罗斯境     

金朝初期春水纳钵之地的考察--兼考"冒离纳钵"与"莫力街古城"之谜

何谓"纳钵"?"纳钵"究竟为何种语言?其含义是什么?这些问题早被已故的辽金史的专家傅乐焕先生在<辽史丛考>一书中作了十分准确的回答."冒离纳钵"是金朝初年皇帝的春猎之所,在<金史><许亢宗奉史行程录>等书中均有记载.然而,这个非常重要的地名几乎被治<金史>研究者们所忽略,本文主要是从实地调查的角度,对"冒离纳钵"的地理位置进行了详细考证,提出"冒离纳钵"即今日哈尔滨市郊区的莫力街古城.     

释“辽内四部族”

《辽史·营卫志》“部族”条记述辽国各部族情况之前,专设一项“辽内四部族”,其下仅列四部族之名:遥辇九帐族,横帐三父房族,国舅帐拔里、乙室已族,国舅别部。这四部族不入于“太祖十八部”及“圣宗三十四部”①之列,显系与诸部族有别。那么,其区别何在?为何又冠以“辽内”之称?揭开其谜底,可以从另一个方面展示作为一个游牧集团而四时迁徙的辽朝皇帝行宫部落的构成,从而也可使我们对《辽史·百官志》记载的内容产生若干新的认识。     

五国城·三姓·依兰

五国城·三姓·依兰依兰地处黑龙江省东部，有两江一河（松花江、牡丹江、倭肯河）从县城流过，依兰是辽代五国部之五国头城──越里吉城之所在。提到五国头城，人们自然会想到北宋的两位皇帝（徽宗赵估、钦宗赵桓）在这里“坐井观天”的历史。据史料记载，二帝被女真人囚...     

浅谈明史“大车里应缅”之误说

《明史·云南土司传·车里》载:“嘉靖十一年,缅酋莽应里据摆古,蚕食诸蛮,车里宣慰刀糯猛折而入缅,有大小车里之称,以大车里应缅,而以小车里应中国。” 此条史料记载有误,含混错乱,从而导致后人以讹传讹。据已翻译整理出版的《泐史》、     

故郭尔罗斯后旗代办札萨克府旧址随访录

一、文献记载摘要 《清史稿·地理志》二十四《郭尔罗斯部二旗》: “附科尔泌左翼。在喜峰口东北。本契丹地。辽置泰州昌德军,属上京。金大定中废,移州于长春县,以故地为金安县,隶之。元为辽王分地。明为科尔泌所据,后分与其弟乌巴什,是为郭尔罗斯。     

一部系统展示契丹民族风情的文化史著──《辽代契丹习俗史》略评

契丹是公元4世纪兴起于中国北方的一支少数民族。公元It世纪初，耶律阿保机统一契丹请部，建立起了强大的契丹辽朝政权，其疆域“东至于海，西至金山，暨于流沙，北至胜胸河，南至白沟，幅员万里”。（《辽史·地理志》）公元1125年，金灭辽。此后，契丹人逐渐在历史舞台上消失了。有辽一代200余年，契丹人在生产和生活中，形成了他们自己独特的民族风俗习惯。以往，民族史学者对辽代契丹人习俗文化的研究多显零散，不成系统，无法反映契丹人习俗文化的全貌。由辽宁省社会科学院副研究员张国庆先生等撰著的《辽代契丹习俗史》（辽宁民族出…     

石刻所见辽代中央行政系统职官考——《辽史·百官志》补遗之六

辽代官制承唐仿宋,中央行政系统的职官亦不例外.但由于《辽史·百官志》的疏漏,大量辽代中央行政系统的职官不见记载.钩沉出土的辽代石刻文字资料,可对辽代中央行政系统职官进行考证,以弥补《辽史·百官志》记载的缺漏,并有益于学者对辽代行政制度史的研究.     

关于辽代长白山女真几个问题的探讨

一、中外古籍对长白山女真的不同称谓 辽代长白山女真,《辽史》记作“长白山三十部女直”,《续资治通鉴长编》记作“女直三十首领”,《高丽史》则记作“女真三十姓部落”。 《高丽史》记载说:“显宗三年(1012年)春二月甲辰,女真酋长麻尸底,率三十姓部     

汉晋以来“长沙蛮”的族属试析

今湖南中部湘、资流域,汉代为长沙国,后汉置长沙郡。从西晋末年起,在湘中、湘南及桂北、粤北边缘地区置湘州,辖长沙、衡阳、零陵、桂阳等郡。对于汉、晋以来居住在这一带的古代民族,旧史称为“长沙蛮”或“湘州蛮”。一《汉书·两粤传》载:南越“西北有长沙,其半蛮夷”。师古曰:“言长沙之国半杂蛮夷之人。”故汉末王莽改长沙国为“填蛮”。东汉后期,“长沙蛮”的记载多见于《后汉书·桓帝记》:     

奄蔡、阿兰考

奄蔡和阿兰,一般认为应即西史所见Aorsi和Alani。兹结合中西记载,对有关问题略作考述。 一 《史记·大宛列传》载:“奄蔡在康居西北可二千里,行国,与康居大同俗。控弦者十余万,临大泽,无崖,盖乃北海云。”《汉书·西域传》所载略同。所谓“在康居西北     

五代辽宋时期党项部落的分布

党项部落经过隋唐时期的大迁徙后,至五代,辽、宋时期其分布格局已大体稳定下来。《新五代史·党项传》称党项部落“散处邡宁、鄜延、灵武、河西,东至麟、府之间。”《宋史·党项传》称:“今灵、夏、绥、麟、府、环、庆、丰州、镇戎、天德、振武军并其族帐。”《宋史·宋琪传》称:“党项界东自河西银、夏、西至灵、盐,南距鄜延、北连丰、会(会疑误,会州在南,与丰州平行线上的北面州军当为胜州或云州。)。厥土多荒隙,是前汉呼韩邪所处河南之地,幅员千里。”这都是比较笼统的党项部落分布情况的概说。其分布区域述说并不全面,特别是对契丹境内的党项部落的分布基本缺略,更无从了     

荆楚国名考释

<正> 荆、楚两字作为同一个国家的名号,在古代典籍和考古资料中,有时单称荆,有时单称楚,有时荆楚联用,有时荆、楚互用,不管怎样,两字有内在本质的一致性是可以肯定的。它们究竟是什么?古今学者曾作过不少探索。《吕氏春秋·有始览》说:“南方为荆州,楚也。”《诗·商颂·殷武》毛传:“荆楚,荆州之楚国也。”《谷梁传·庄公二十八年》云:“荆者,楚也。其曰荆,州举之也。”《公羊传》和《礼记》郑玄笺都有类似的说法。这些似乎告诉我们,因为楚国位于荆州,故荆、楚同义。我们可以把这些记载归纳为“荆州楚国说”。杜预于《春秋·庄公十年》解曰:“荆,楚本号,后改为楚”,于僖公元年曰:“荆始改号曰楚”。此为     

古代东、西部百越地名异同论

<正> 《汉书·地理志》颜师古注:“臣瓒曰:自交趾至会稽,七八千里,百越杂处,各有种姓。”实际上百越的活动范围曾达今山东南部,赵晔《吴越春秋》及《史记·越王勾践世家》等载,勾践灭吴后为了问鼎中原,迁都琅邪(今山东南部),并灭掉了周围几个小国。交阯(后作趾)为今越南北部,这里也是百越之地。《史记》、《汉书》等记载,今云南、中印半岛北部有滇越(乘象国)、掸、越巂等百越支系。《史记·大宛列传》:昆明“其西可千余里,有乘象国,     

辽朝军、兵种考探

辽朝军、兵种考探武玉梅，张国庆《辽史·刑法志》云：“辽以用武立国”。此语即点明军队在契丹族建立辽国及巩固政权中的重要地位。有辽一代，契丹族统治者重视军队建设，故而，辽朝军队的军、兵种划分比较细致，种类亦比较齐全。诸如：军种便有禁军、宫卫军、私甲、部族...     

契丹辽帝的造像与祭祖

对辽代契丹皇帝死后的造像与祭祖进行勾沉,是研究辽代契丹民族文化史的一个重要环节。笔者不揣浅陋,拟就此略作论述。 一、契丹皇帝死后的“造像”与各地祖庙的兴建 已故契丹皇帝的“造像”及其种类。 辽时契丹皇帝为了祭祀祖宗,大量雕塑、绘制已故君主的“御容”像。辽代对已故皇帝“造像”始于何年何月,史书并无明确记载。但经推断,概始于太祖阿保机时代。《辽史·太宗纪》载:天显五年(930年)六月丁己,“拜太祖御容于明殿”。说明此前于太祖祖陵陵庙内已经供奉阿保机的“御容”像。从此以后,每一契丹皇帝“驾崩”之后,均要制作“御容”像。李涛《续资治通鉴长编》即云:契丹皇帝既死,“则设大穹庐,铸金为像,朔望节辰忌日并致祭”。可见这在辽代已成为一种惯制。     

辽代皇族六院部夷离堇房相关问题考

本文利用新解读的辽代契丹文石刻资料研究成果,与汉文石刻资料及文献史料相互印证,对《辽史》的《皇族表》、《皇子表》及传、纪中关于皇族六院部夷离堇房记载不清楚的问题及错误予以匡正,搞清了痕得瘾.帖剌、解里宁.蒲古只和曷鲁宁.匣马葛三个历史人物的父子关系,解决了长期以来学术界关于这三个人物到底是一个人还是两个、三个人的争议问题。同时,纠正了《辽史》中的某些错误记载,也纠正了以往学界对《耶律羽之墓志》的误读,厘清了辽皇族六院部夷离堇房复杂的世系,列出清楚的世系简表。又对帖剌与玄祖被害案、蒲古只与释鲁被害案等问题作了初步探讨。     

契丹人毡帐的形制布局与特点

毡帐是游牧民族常用的一种便于迁徙的居室,辽代皇帝四时捺钵、契丹平民游牧迁徙,多以毡帐为其居所。结合考古和文献材料,可因契丹毡帐的形制将其分为叠顶式、馒头式和穹顶直壁式三类;契丹毡帐的结构已颇为成熟,其框架由天窗、顶杆、围壁等构成,框架外部覆以布或毛毡;从布局上看,捺钵中的毡帐可分为环状布局和一列式布局两种形式,而普通牧民的毡帐布局则比较简易,更讲求分散性和实用性;辽国建立以后,尽管汉文化的传入对契丹人的居住形式产生了一定程度的影响,但毡帐一直是契丹人的主要居住形式,终辽一代,鲜有变化。     

“粟栗”与“栗粟”考

我国傈僳族古代史的研究,因汉文献记载甚少,建国以来,多以间接取证探索。由于研究困难,涉足以此的学人不多。特别是近些年来:《中国大百科全书·民族·傈僳族志》、《中国少数民族·傈僳族》、《中国少数民族简史丛书·傈僳族》、《中国少数民族语言简志丛书·傈僳语简志》;以及事涉傈僳族古代史考校专著《云南志校释》等,七八种国家级的有关傈僳族史志方面的重要著作,均将唐代傈僳族称谓“粟栗”倒误讹夺为后世之“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