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政问责制度的评估体系和评估方法——基于AHP—模糊综合评价法

对行政问责制度的科学评估可以深刻地揭示其价值和功能,为制度设计提供客观标准和量化依据,是改进和完善行政问责制度的重要工具和科学手段.行政问责制度的评价常常涉及多个因素或多个指标,评价是在多因素或多指标相互作用下做出的一种综合判断.借用数量学的方法并根据行政问责制度的科学内涵、本质特征,先设计出行政问责制度的评价指标体系问卷调查表,然后采用层次分析法和模糊综合评价法来计算行政问责制度评价指标体系的综合分值,更能够体现出行政问责制度评估效果的客观性和科学性.     

深化养老保险制度改革

国务院近日发出关于深化企业职工养老保险制度改革的通知。主要内容如下:——企业职工养老保险制度改革的目标是:到本世纪末,基本建立起养老保险体系。基本养老保险应逐步做到对各类企业和劳动者统一制度、统一标准、统一管理和统一调剂使用基金。——深化企业职工养老保险制度改革的原则是:保障水平要与我国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及各方面的承     

从医疗保险制度改革看国有企业中的依赖关系--北京市某国有企业的个案分析

本文把国有企业改革和医疗保险制度改革结合起来研究 ,通过考察实行了新医疗保险制度的一些企业的运行状况 ,研究医疗保险制度改革对企业本身和对企业职工的影响     

层次分析法和模糊综合法在高新企业扩张模式选择中的应用

高新企业的扩张是其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然选择。立足于影响高新企业扩张的关键因素基础上 ,应用层次分析法与模糊综合评价法相结合的方法分析战略扩张模式选择问题 ,即通过定性、定量相结合的方法 ,为企业在众多扩张模式中选择一种最适途径。     

住房市场中的地方政府行为分析——基于新公共管理的视角

新公共管理理论进入中国后,其市场化的理念对中国住房市场的改革有着重要的影响.基于新公共管理的视角,对住房市场中的地方政府行为进行分析,发现中国住房市场的症结在于地方政府过度依赖土地财政和迷信住房市场,因此选择性地执行政策法规,并由于缺乏制度约束而导致寻租严重、玩忽职守.地方政府应该重新定位自己的职责,从制度上减少逐利性行为,加大对住房市场的监管力度,并尽可能培育多种住房开发主体.     

住房制度改革及其对我国居民收入分配影响探讨

本文从住房制度改革的角度入手,分析了住房制度改革中住房公积金制度、经济适用房政策、买公房给优惠制度、廉租房制度对居民收入分配的影响,并针对住房制度改革对居民收入分配的影响作了进一步的思考,并提出了对策与建议。     

社会保障制度改革的重点和思路

一、社会保障制度改革的现状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我国社会保障制度进行了一系列的改革和探索。首先,全国城镇企业职工养老保障工作已全面展开,主要为：推进了企业职工养老金的社会统筹;在部分企业和职工中实行了职工基本养本养老保险、企业补充养老保险和个人储蓄养老保险的多层次养老保障模式;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实行国家、企业、个人三方共同负担。其次,国家对医疗制度进行了改革,普遍实行了公费、劳保医疗费用与个人挂钩的做法。一部分企业也实现了劳保医疗费用与个人挂钩。再次,在建立失业保险制度的基础上,工伤保险…     

企业技术创新风险评价方法研究

企业技术创新中存在着许多风险因素,科学合理地进行评价是每个企业需要解决的重要问题。在构建企业技术创新风险的评价指标体系基础上,借助于AHP法、主成分分析法、模糊综合评价法对企业技术创新风险进行科学评价,定量的衡量企业关于某个项目的技术创新风险大小,作为企业技术创新决策和采取风险控制措施的依据。为避免仅用一种方法进行评价所带来的片面性,可进行组合评价,这样可使决策正确性大大增加。     

加强金融配套服务 支持住房制度改革

住房制度改革是一项庞大的而系统的工程.在这项改革中.需要多方面体制的配套改革,特别是金融体制的配套改革,它对促进住房商品化,加快城市住房建设,推进住房制度改革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一、建立多条融资渠道广泛筹集住房资金房地产金融机构要启动住房市场,即对住房生产者和消费者进行支持,就要有雄厚的资金作后盾.因此,房地产金融机构必须建立多条融资渠道,广泛筹集住房资金,以保证住房生产者与住房消费者的需求.第一,尽快理顺建设资金渠道,把原用于住房生产、经营、消费的资金集中起来,专户储存,使之由无序为有序,确保专款专用,建立起国家、企事业以及个人三级住房基金.第二,大力发展个人住房储蓄.随着住房制度改革的逐步深化,储蓄购房将成为住房消费的主要方式.它将成为房地产金融一项长期而稳定的资金     

国有企业制度结构问题的剖析

本文基于中国经济体制改革与发展的制度定位 ,分别从企业产权制度、公司治理结构、劳动用工制度以及企业非正式制度等四个层面 ,对中国国企整体现有企业制度结构的主要问题进行了深层剖析 ,并对相应制度层面变革与完善的方向作出了判断     

明朝治理边疆思想的时代特征

明朝的治理边疆思想既有对以往封建王朝治边思想的继承,又有自己的独特之处,在取代少数民族建立的统一王朝——元朝之后,边疆局势与其他王朝有许多不同之处,治理边疆理念也必然随之发生变化。明朝统治者不仅从“天命论”的角度承认元朝的正统地位,而且提出“华夷一家”的理论,这是对元朝“大一统”思想的继承与发展,标志着民族融合已经达到一个新的层次,中华整体观念已深入人心,同时也为清朝的治理边疆思想奠定了基础。     

资源枯竭型城市可持续发展的政策支持

我国资源型城市的转型需要政府的大力支持.资源型城市的资源枯竭包括物理意义和经济意义两种方式.在判定资源枯竭的类型以后,应在政策上区别对待处于不同发展时期的资源型城市,着力解决接续产业的选择与发展问题.应根据不同城市的特点,进行分类研究,科学地判定并实施不同的转型策略,发展不同的接续产业.     

实践概念内涵的人学意义探析

人们对实践概念内涵的理解通常是来自传统哲学教科书的定义,哲学史上各派哲学家对实践的解释仅限于道德领域和认识论领域。随着人类社会的发展,我们所生活的世界发生了重大的变化,这就需要我们对实践概念的内涵作一全新、整体的理解,把实践概念内涵和社会进步与人的全面发展联系起来,把实践理解为人类有目的地改造世界的总体性活动。     

居民消费信贷决策的影响因素分析

个人住房贷款是居民中长期消费性信贷的主要内容.贷款利率水平、通胀率水平、房价水平与中长期居民消费性贷款水平进行的协整检验与Granger因果分析表明:信贷利率是影响消费性信贷的主要因素,而通货膨胀率上升刺激消费信贷的作用仅仅是相对较为明显,房产价格尽管对消费性信贷具有相关性,但是这种影响是微乎其微的;银行贷款利率、居民消费价格指数与消费性信贷增长之间的影响存在着较为复杂的互动关系.实施"区别对待、有保有压",鼓励合理发展消费信贷;完善住房公积金、建立住宅储蓄银行制度等内容有助于提升宏观信贷调整政策效果.     

农村土地的政治学

当前中国存在两种完全不同类型的土地冲突,一是在城郊和沿海发达地区围绕土地征收而发生的土地冲突,二是一般农业型地区农民为农地权益归属而发生的冲突.这是两种完全不同的冲突,也服从完全不同的两种土地政治学.而就一般农业型地区农民之间的冲突而言,在取消农业税前后也有很大的差异.只有深入了解农村土地冲突的不同类型及不同时期的划分,了解农民土地权利意识的变迁,才能真正理解围绕农村土地冲突的群体性事件的不同性质.     

马克思主义法本质观之重述

法的本质是法学研究的核心问题。对法的本质的界定,又必须从人性、一般性、渐进性三个方面来进行。马克思主义法本质观认为,法是阶级意志与国家意志的统一,它体现了法本质中最为核心的内容。然而,意志本身必须受到制约,这包括两个方面:理性是制约法的意志性的内在因素,而物质生活条件则是制约法的意志性的外在因素,由此来保证法的合理性。     

重视培植企业年金有效营运的制度环境

当前我国企业年金热的背后,存在着若干值得认真研究的问题,尤其是存在明显的将企业年金简单化、短期化和技术化的误区。国外企业年金发展中值得认真吸取的一个教训是,一些国家明显低估了企业年金计划的复杂性和职工的高度敏感性。即便是在规范的市场环境和习惯于遵循规则与法制     

论组织生活价值冲突的正义管理

组织生活在根本上具有价值性质,对组织生活的管理是一种价值实践过程.价值冲突的产生具有必然性,它内在于各种价值相互作用的整体运动的过程之中.管理价值冲突的原则是一种正义原则,针对的是不同主体之间的实质关系.正义地管理组织生活的各种价值冲突,是管理的一个重要任务.所有的价值冲突都存在着对组织整体发展的一般关系,都涉及所有价值主体的共同本质要求,因而存在着管理所有价值冲突的普遍正义原则.价值冲突的性质类型不尽相同,这决定了管理它们的具体正义原则也不相同.     

社会组织的法源释析

社会组织本质上是一种个体权利之间的聚合与表达。作为人类社会的特有现象,社会组织的孕育和发展为社会进步与人类的文明提供了极大的助益。社会组织的起源应当从人类学的视角去寻找,亦即基于人的社会性需要而引申出了人的结社本性,并在此基础上形成了多元化的社会组织。而社会组织作为一个法律问题的正当性证明则应当从法律的基本范畴即权利和权力的层面去揭示。对社会组织的分析应当超越传统的社会学进路,将其置于权利保障、国家公权、沟通理性与善治主义的视角下而展开。     

Characteristics of the Way of Life of Adolescents

The way of life, intentions, and values of the adolescents of Russia have been written about extensively both in the mass publications and in specialized youth journals. For the most part, these writings have to do with a group that is not very large—the young people of the capital city, who have considerably more opportunities for entertainment and education than their peers elsewhere in Russia and are better informed about world trends in music, fashions, and cinema. An article was published last year that described the plans and aspirations of the upper-grade students of schools in Moscow. The present article continues the topic, analyzing generational attitudes and values. The article makes use of the findings of an all-Russian survey which was conducted by the All-Russian Center for Public-Opinion Research in June 1998 among adolescents between the ages of sixteen and nineteen; 419 people were surveye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