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地开发整理的可持续发展研究

土地开发整理作为补充耕地、实现耕地占补平衡,取得社会经济效益的重要措施。目前,开发整理有土地开发整理后备资源有限、土地开发整理难度逐渐增大等限制因素,存在认识不到位、片面追求资金、没有根据后备资源地域性特点进行土地开发整理、忽视生态效益、开发大干整理、重数量轻质量、补充耕地总体质量不高等问题。土地开发整理作为实现土地资源可持续利用的具体措施和手段,必须遵循可持续发展基本原理。为此,需要从提高认识、社会经济生态三效益统一、构建土地开发整理全过程的绩效评价体系、与小流域治理、农田改造、农村经济结构调整等结合、正确把握土地开发整理方向、坚持服务“三农”等几个方面入手,切实搞好土地开发整理,实现土地开发整理的可持续发展,切实保护和利用好土地资源,造福子孙后代。     

土地整理与耕地保护

根据动力学原理透析土地整理与耕地保护的关系,总结了我国当前土地整理对耕地保护的成效及其负面影响,提出了探索和实践生态型土地整理模式、拓宽融资渠道加快农居点等建设用地整理等措施,以促进耕地保护系统的稳态发展。     

西南丘陵地区新增耕地质量评价方法研究——以重庆市大足县雍溪镇为例

在农用地分等技术规范的基础上,按照土地开发整理项目设计、实施、验收等环节的标准和要求,对农用地分等质量评价体系和土地开发整理设计标准之间存在的矛盾进行分析探讨,提出了在标准样地体系控制下,建立新增耕地土地利用系数计算模型,形成了一套适合丘陵地区新增耕地质量评价方法,为土地开发整理质量验收提供依据,为实现耕地动态占补平衡提供技术支撑。     

土地开发与耕地保护

人地矛盾是当前和今后我国农业和国民经济可持续发展面临的主要问题。在农业结构调整和加入WTO的背景下,实现耕地总量动态平衡,要求从土地开发与耕地保护两方面着手解决。土地开发应遵循土地稀缺原理、地租理论、人地协调理论、动态平衡原理与系统工程理论等。我国的人均土地资源较少,质量不高,后备土地资源不足,决定了应加强耕地保护与土地资源可持续利用,其主要措施有:严格贯彻实施《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纲要》;拓展耕地保护思路;重视系统和可持续发展的土地开发;明晰和稳定土地开发产权制度以及加强土地开发制度建设与项目管理工作。     

农村宅基地土地整理的思考

保护耕地资源、实现耕地总量的动态平衡,对于我国粮食安全问题具有决定性的意义。本文针对我国农村普遍存在宅基地土地浪费现象,分析了造成农村宅基地土地浪费的原因、以及农村宅基地土地整理的动力问题,最后提出对农村宅基地土地整理的相关对策建议。     

土地整理与可持续发展

通过分析国外土地整理的发展过程和特征、我国土地整理取得的成效以及面临的挑战与问题，探讨了新形势下我国土地整理的基本目标和发展方向，重点是补充耕地、提高土地生产能力、优化城乡用地格局、改善生态环境和保护塑造景观、大力开展基本农田建设。     

努力提升县域农村土地整理与集约利用水平

近年来．农村土地整理与集约利用水平明显提升．很好地支撑了耕地保护目标的实现．对发展现代农业有着基础性意义。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2009年促进农业稳定发展农民持续增收的若干意见》（中发[2009]1号）明确指出．要建立严格的耕地保护制度、大力开展土地整治、明晰土地产权、规范集体土地流转、加强农村建设用地管理、推进节约集约用地。面对日益严峻的土地问题。应控制总量．盘活用活有限的土地,走一条“集约开发、内部挖掘”的好路子。     

土地整理中存在的问题与对策

土地整理是实现耕地总量动态平衡的最重要途径之一。土地整理必须以土地资源的可持续利用为原则,以保护和改善生态环境为前提,实现生态型土地整理。介绍了中国土地整理的现状、阐述了土地整理的内涵及意义,指出现阶段土地整理中存在的一些问题,并针对这些问题提出一些对策。     

我国加入WTO对耕地保护的冲击及对策

中国加入WTO后 ,随着城镇建设、基础设施和重点工程建设的不断扩大 ,将需要大量的土地 ,同时受国际农产品市场的冲击 ,种植业面积将缩减 ,对耕地保护带来巨大的冲击。因此 ,在耕保护中要严格执行贯彻《土地管理法》 ,应采用盘活存量土地 ,少占耕地 ;加大土地整理力度 ,增加耕地 ;正确引导农业结构调整 ,保护耕地 ;建立和完善的农地产权制度 ,实现规模经营。     

基于GIS的常德市土地开发整理潜力分析与评价

以地理信息系统为技术支撑 ,采用Geostar软件对常德市土地整理开发潜力的数据进行处理和信息提取 ,运用Logistic模型对常德市土地整理开发潜力的系统稳定性进行分析、评价。结果表明 :常德市土地开发整理潜力保持在一定的许可区间 ,但已接近土地承载力极限。因此 ,必须调整土地利用内部结构 ,开发未利用地 ,提高耕地的高效性和集约性 ,发挥土地资源的生态、经济和社会效益     

海峡两岸农地制度改革比较与分析

人地比例高是我国台湾与大陆农业资源的共同特征。因此 ,制约人们对有限农地资源使用方式选择的农地制度安排 ,在影响两岸农地资源配置与农业发展中 ,始终扮演着关键性的角色。以 194 9年为起点 ,台湾与大陆由于经济制度不同 ,各自选择了不同的农地制度改革途径 ,并且 ,各自的农地制度安排也都在经济发展过程与客观经济规律运作中展示了利弊。对两岸历经 50年的农地制度改革绩效与弊端进行比较与分析 ,作为农地制度进一步改革与小农经济发展之借鉴 ,意义重大。     

我国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与农地整理

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是党中央统筹城乡发展的战略决策,是我国现代化进程中的重大历史任务,也是解决“三农”问题的切入点。农地整理是在农村区域内,通过行政、经济、法律和技术手段,对田、水、路、林、村等的综合整治,是新农村建设的重要保障手段。在分析农地整理内涵及其对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重要作用的基础上,结合新农村建设的目标,提出了推进我国农地整理的一系列建议与对策。     

新时期土地整理问题探讨

要保持耕地总量动态平衡就必须进行土地整理。目前 ,中国继而从土地整理的潜力很大 ,其重点在农村地区 ,即采取一系列措施对农业进行整理。而农地整理必须以土地资源的可持续利用为原则 ,以保护和改善生态环境为前提 ,实现为改善农业生产条件和获取土地利用的社会、经济和生态相协调统一的综合效益 ,即生态型土地整理。     

山西省城镇化进程中耕地保护问题研究

进入新世纪以来,山西省城镇化发展进入了加速发展阶段,城镇扩张占用耕地面积不断加大。因此研究如何协调城镇化发展与耕地保护问题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在对山西省城镇化发展与耕地资源状况深入分析的基础上,指出当前山西省城镇化进程中耕地保护存在的压力,并针对性地提出了协调城镇化发展与耕地保护的对策建议。     

中国土地资源研究的历史、现状与趋势

文章阐述了中国土地资源研究的历史,分析了中国土地资源研究的现状,指出目前中国土地资源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众多的学科研究土地资源;土地资源的理论研究;土地利用规划与土地整理研究;土地利用与资源环境安全研究;土地资源可持续利用研究;土地资源管理研究;耕地资源保护与食物安全研究;土地结构调整与优化配置研究;土地利用/土地覆被变化(LUCC)研究;现代化技术手段在土地资源开发利用中的应用研究等。最后探讨了土地资源研究的发展趋势。     

农地非农化配置中的土地收益分配研究——以江苏省N市为例

农地非农化过程中不同利益主体的土地收益格局决定了资源配置的公平与效率性。从江苏省N市的实证分析看,土地征用出让过程中,农民的补偿偏低,难以保障农民失地后的长期生活,既影响了土地资源配置的公平性,也影响了农民的农地保护积极性。中央和省级政府在土地收益分配中所占比例较少,难以对地方政府形成耕地保护的经济约束机制,运用经济手段进行耕地保护的力度受限制。市级政府收益比例的过大,既刺激了地方以地敛财,也为他们低价出让土地提供了可能,最终是加速了农地的过度非农化。     

新两田制：为何及如何可能？——基于4个村庄应对金融危机有效性的比较

金融危机的爆发提供了反观当前农地制度的有益视角。由于地域差异明显,各地农地制度的安排与实践也有明显的区别,因而形成了不同的应对金融危机的实践形态。对比分析这些实践形态可以发现,农地承包关系的灵活抑或刚性、农地产权的集体所有抑或私有并不是一个非此即彼的关系。从公平与效率两者结合的角度出发,构造一种将农村耕地划分为相对刚性的口粮田以保障农户的基本生存和相对灵活的机动田以保障农户的农业生产,并随人口变动而实现农户个体内部的口粮田与机动田自行补充的“新两田制”,有利于农村社会和整个国家应对危机,并为其处理危机赢得了相对宽松的时间与空间条件。     

外在制度的多样性与我国外在农地制度创新的多样性

在中央政府统一供给的制度框架下,各地之间的外在制度是多种多样的,之所以会出现地区之间外在制度的差异性,一个重在的原因在于各地本来在经济、社会、文化和历史传统等方面存在着巨大的差异。我国农地制度改革是从1979年开始的。以联产承包等多种责任制形态为土地制度变迁的始点。二十多年的农地制度变迁,从政策调整角度观察,政府一方面强调农户承包经营土地的长期稳定,一方面鼓励土地使用制度的不断创新。相对单一的农地集体所有的制度安排、中国客观上存在的区域经济差异和土地经营存在的比较优势不同,外在农地制度安排的多样性,并且我国农地制度还将沿制度多样性的路径演进。     

城市化进程中农地制度与地方政府激励

城市化进程中的农用土地非农化问题，是现阶段中国转轨与经济发展过程中面临的重大问题。由于财政分权和税制改革，市场经济条件下地方政府与中央政府在土地利用上的效用函数发生偏离。同时土地产权不清晰和管理制度上的缺陷，地方政府受现实地方利益最大化的驱动，追求土地出让收入最大化而滥占耕地，导致地方政府目标激励的偏差。本文在建立模型的基础上，分析了地方政府在农地非农化的进程中的激励和相应制度安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