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声为媒：声音传播中的社会记忆与文化认同——以纪录片《唱片里的中国》为例

作为国内电视屏幕上少有的音乐人文纪录片,《唱片里的中国》对“唱片”进行了媒介考古,并创新性地用视听语言再现了唱片音乐中的时代风貌和声音景观。该片融合了人物故事讲述、音乐现场演出、留声机、唱片媒介史等多种元素,在展现“唱片”这一声音媒介的物质性和传承唱片声音文化所蕴涵的社会记忆以及传播“听觉共同体”认同方面具有创新性。《唱片里的中国》的创新性在于不仅为音乐文化研究增添了史料,而且还展现了百余年来中国社会的文化变迁,以及唱片声音背后国人的社会记忆和文化认同。     

交流中的礼貌:有话直说

很多中国人给外国朋友的印象是:有话不直说,像龙一样云里来、雾里去,不见首尾案例:云里来、雾里去笔者们的一位朋友Philip,曾经提出了与一家中国公司合作的建议。在双方进行的几次正式洽谈中,中方都非常友好和热情,对于Philip建议的回答都是"好、行、这个提议非常好、     

中西近代早期民权思想之比较

“民权”泛指人民的权力,一般与“君权”相对。中外近代思想家对于民权思想都进行了深刻的阐述,本文主要对中西近代早期“民权”思想的不同点作简要论述。一、中国近代早期“民权”思想的功利性与西方“民权”思想的学理性近代中国现实的最急迫任务是“救亡御侮”,使中国摆脱外国资本主义的箱制走向强盛。这一现实任务被“土人’们直接凝炼在“民权”思想之中。因此,倡“民权”的着眼点在于“救”和“御侮”。郑观应在《盛世危言·汉院》一文中直截了当道出了“民权”的现实功利性;“欲行公法,莫要于张国势;欲张国势,莫要于得民心;…     

变“一家之法”,行“天下之法”——论黄宗羲的法治观

黄宗羲从“天下为主,君为客”的基本命题出发,提出了法乃“天下之法”,“一家之法”乃“非法之法”,变“一家之法”,行“天下之法”等具有近代民主因素的法治思想,成为中国近代启蒙思想的源头。研究这一思想对今天的法治建设不失借鉴意义。     

苏轼转变词风的几个问题

本文认为,苏轼所谓“自是一家”小词并非《江城子》（密州出猎）;苏轼转变词风是从离杭赴密时开始的,他的《沁园春》（赴密州早行马上寄子由）就是一个标志;苏轼的“自是一家”说是在其探索期、发展期的创作实践中总结出来的,“自是一家”不仅仅是“豪放”一家,“豪放”二字不足概括多种姿态的苏词。     

简论我国关于外国企业常驻代表机构的法律制度

“外国企业常驻代表机构”系指外国公司、企业和其他经济组织在我国设立的“办事处”、“代表处”、“事务所”和“联络处”等分支机构。由于外国公司、企业(除金融企业外)至今在我国尚未建立分公司,所以它是外国企业在我国从事经济活动的重要形式,也是我国吸引外资的重要渠道。对于这方面的法律调整,目前我国尚无统一的综合性的专门立法,因此,开展关于这个问题的研究,将对我国(尤其是经济特区)的外国企业法律制度的建设有着重要意义。     

阿婆的书店

一家小小的书屋,一位七旬的阿婆,却成为大上海许许多多学生、教师、学者、民工、待业青年们心目中的圣土和天使,这不能不说是个奇迹。 四年前,69岁的姜婉华阿婆创办这家简陋的“马槽书店”时,曾摆出一块招牌:“只有好书”。她做到了自己的承诺,尽管这意味     

幽默小品

考驾照王先生去考驾照,回家后,妻子问他:“考取了没有?”“不知道。”“怎么会不知道呢?你离开时,考官是怎么对你说的?”“他什么也没有说。我离开时,考官还在昏迷中呢。”在一次舞会上,一位男士对他的舞伴说:“姑娘,您戴的是假发吗?”女士很惊讶:“你是怎么知道的?商店的老板向我保证,这假发是从外国进口的,我戴上它,任何人都看不出来。”男士笑了,说:“老板也许没有说错。不过,我告诉你,是你忘了把假发上的商标取下来。”罗马一家自助餐厅的老板想出一个赚小费的妙计。他请来一位非常漂亮的姑娘,坐在柜台边收钱,以便使男客们神魂颠倒,慷慨…     

外国语的教育

一 近代的日本,开始是通过翻译学习外国的文章接触西方文化的。由于过去日本长期实行闭关锁国的政策,也就是说不向西方学习,对世界上的变化充耳不闻,这对实现现代文明及追赶其他先进国家起了阻碍作用。这就使我们意识到完全有必要学习西方文化。因此,我们的祖先对学习西方的文化和语言表现出了极大的热情的积极性。 幕府末期社会动荡不安,于是出现了幕府末期的“洋学”。所谓“洋学”,就是查找翻译西方读物的一种机关。会外国语的官员们,看了新到的外国杂志和书籍,把它翻译过来并归纳出其中的要点。幕府的高级官员们则通过翻译过来的文章和读物去分析世界形势及学习外国的新鲜事物。实际上,在日本最初出现的近代报纸,即被人们称为“官方印度尼西亚报”的,就是把用印度语发行的荷兰报纸再翻译成日本语。特别是报刊杂志类,其本质上就是介绍海外的新闻。幕府末期的洋学堂,从明治维新后改成了“开成学校”。这样一来,这类学校就更力前进了一大步,成立了著名的东京大学。在东京大学,把日本的国学及近代的小说、翻译学溶为一体,担负着国家的重任,这就是这所学府的特征,学者们都持之以恒地从外国函购各种书籍。这些书籍寄到日本后,再把它翻译过来进行广泛的宣传。当时,在日本,被称为“有学     

新加坡的就业准证和工作准证

“就业准证”外国专业人才到新加坡工作的主要途径是申请就业准证。简单来讲,如果你学有专长,希望前往新加坡工作,而又有一家新加坡公司打算聘用你,那么这家公司就可以为你申请就业准证。根据新加坡有关法令,基本月薪超过2000新元的外国劳工     

越平实，越高贵

王佩瑜是余派名角。她举办“十八张半”演唱会时我在场。“十八张半”指的是余叔岩先生灌制过的唱片，顾名思义，这是一场余派经典演唱会。     

中英创意产业圆桌会议在北大召开

由北京大学与英国威斯敏斯特大学联合举办的“中英创意产业国际圆桌会议”2006年4月22日在北京大学召开。来自中外唱片业的研究者和企业家们就如何推动中国唱片产业进一步产业化进行了交流。     

“洋打工”兵临北京城

不久前,来自美国的护士陆薇佳通过了用汉语进行的护士资格考试,拿到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护士执业证书》,成为第一位取得中国执业资格的外国护士。陆薇佳是去年应聘来到北京一家医院做助产顾问的。现在,京城不少机构都聘请了外国职员为北京人提供各种服务。北京人对他们的昵称是“洋打工”。     

国外教育介绍

毛泽东同志指出:“外国资产阶级的一切腐败制度和思想作风,我们要坚决抵制和批判.但是,这并不妨碍我们去学习资本主义国家的先进科学技术和企业管理方法中合乎科学的方面.”这个道理同样适用于教育.现在,我们有必要打开外国教育之窗,看看外国教育的动态.有批判地学习一些先进的和有用的东西,这对我们办好教育,加快步伐,赶超世界先进水平,高速度、高效率地把教育质量抓上去,快出人才,多出人才,以加速实现四个现代化,是非常必要的.本文试就外国教育的动态,谈谈个人的看法,以就教于读者们.     

快乐“玉米虫”两年挣回100万

因为域名和“玉米”的发音相近,注册域名被网虫们叫做“煮玉米”,从事这一行业的人被人们称为“玉米虫”,也叫做“米农”。23岁的小伙子戴跃就是一个“玉米虫”,他以280元起家,仅仅两年的时间,身价已过百万,并拥有了一家属于自己的IT公司。     

大脑

不久前,伊凡·彼得洛维奇叫我去,说:“昨天,我在头头们当中闲聊。有一家直属企业的经理退休了。他们问我,想不想推荐自己的一名副手去接替那个位子。所以,我决定跟您商量。从下面看一个人,更清楚些。让库利金去,怎么样?”“库利金绝对不能去。”我说,“他是您的右手,他替您写报告,您离了他怎么行啊?”“那么,封吉科夫可以吗?”伊凡·彼得洛维奇询问。     

书刊简介

根据苏联《近代现代史》杂志1981年第5期刊载的 M.A.扎鲍罗夫撰写的《苏联学者研究外国工人阶级及其解放斗争史问题》的文章(约5万字)称,近三十五年来苏联出版了有关外国工人阶级与工人运动的研究著作近两千册,而在1976—1981年这五年期间里出版的这方面专著占总数的一半。“研究者们获得了大量不为人所知或很少有人知道的材料”,而且还“采用了新的,过去很少采用的研究方法”如:运用高等数学的数量分析法、社会统计、比较研究法、相关     

为中国的“新四大发明”自豪

最近,北京外国语大学丝绸之路研究院发起了一次留学生民间调查。来自“一带一路”沿线的20国青年通过投票,评选出了他们心目中中国的“新四大发明”：高铁、网购、支付宝和共享单车。受访的外国青年们纷纷表示,中国的“新四大发明”,是他们最想带回祖国的生活方式。（5月14日《法制晚报》）     

我的荷兰留学生活

我适合到荷兰“专升本”2001年初夏,我跟很多学子一样忙碌着开始申请一所理想的外国大学。当时我在上海一家留学咨询公司担任留学顾问。工作的性质给了我选择国外大学的机会。我在国内参加的是自学考试专科阶段     

“地下经济”蔓延到各国

“地下经济”在英国称为“黑市经济”;在德国称为“影子经济”;在苏联称为“第二经济”;在南非称为“未注册部门”;在意大利称为“潜在经济”。但不管它的名称是什么,外国的“地下经济”要比美国的大得多。经济学家们说,意大利的“地下经济”总量至少要占其国民生产总值的25％。它已成为意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