略论《围城》的讽刺艺术

著名学者钱钟书先生的《围城》是一部现代文学史上的优秀长篇小说,它以新颖、奇特的譬喻,生动、传神的细节,诙谐、幽默的笔调,展示了作者独具特色的讽刺艺术。讽刺艺术在我国文学史上有着深厚的渊源。鲁迅先生在《中国小说史略》中曾指出:“寓讥弹于稗史者,晋、唐已有,而明为盛,尤在人情小说中。”到十八世纪中叶,《儒林外史》作者吴敬梓把这一艺术推向了一个高峰。有人把《围城》与《儒林外史》相提并论,称之为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新《儒林外史》,并非过誉之词。所谓新的《儒林外史》,这不仅仅是就它所描写的知识分子生活的题材而言,最主要的还是指《围城》渊源于传统,并超     

《儒林外史》、《孽海花》、《围城》作者思想的文化解构

《儒林外史》、《孽海花》、《围城》三部小说的作者吴敬梓、曾朴、钱钟书有着很大的文化心理趋同。他们既有对中国传统文化发展走向的省思,又有着对知识分子人格建设和价值定位的观览。他们分别以小说的形式探索了各自时代的民族未来和传统文化走向。     

《围城》与《滑稽圆舞曲》的空间意象书写

钱钟书《围城》与阿道斯·赫胥黎《滑稽圆舞曲》描绘了战争语境中陷入精神困境的中西知识分子群像。两部小说在空间书写上具有内在联系性,突出地表现在四组相互对应的空间意象上：伦敦穹顶模型与三闾大学、实验室与家宅、地下室与箱子、乡村与城市。这些空间意象折射出战时知识分子建构的乌托邦想象,关于社会的“圣化构想”或“悲观构想”,以及“疯狂症”或“失语症”。两部小说在叙事模式上都采用了圆形结构,与人物循环往复的挣扎状态互为呼应,与其间压抑、封闭的空间情境氛围相互契合。小说标题亦具有强烈的空间隐喻色彩,传递出中西小说家对战时知识分子“围困”处境和“滑稽”命运的共通体验与深入思考。     

灰色知识分子阿Q--《围城》中知识分子形象的人性探究

<围城>是钱钟书以一位冷静的学者的身份对自己的同类进行的近距离的观察、剖析,探索他们生活状况的一部小说.作者以犀利的眼光洞穿婚姻、家庭、爱情的面纱,给我们揭示了处于传统文明和现代西方文明夹缝中的中国知识分子的精神世界,从而给整个人类意义上的人性病态和生存困境进行批判和探索.他为我们塑造了一批知识分子阿Q形象."围城"现象是钱钟书探究人性的又一发现.     

中国古典文学对张爱玲小说和《源氏物语》的影响之比较

张爱玲小说和紫式部的《源氏物语》都汲取了中国古典文学的精华,又能超越与创新,形成了各自独特的风格。张爱玲小说达到了传统与现代的交融;《源氏物语》则立足于日本民族的特性,实现了汉文化与本土文学的融合。     

《围城》：现代知识精英的神话破灭

《围城》是一部以中国现代知识分子为题材的批判小说,它以“出国留洋”问题、“高等教育”问题、“现代女性”问题为切入点,深刻反省了启蒙现代性所带来的真实效果。作品文本的中心主题是对现代知识精英的神话揭秘,其辐射意义至今仍对我们具有思想启迪作用。     

郁达夫《迟桂花》给予《边城》的启迪

沈从文早期小说受到郁达夫自叙传小说的影响。《边城》的产生,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也不是突兀的现象,同样得到《迟桂花》的深刻启迪,沈从文始终关注着郁达夫的创作,并抱着不变的钦服之情。郁达夫和沈从文小说创作的艺术嬗变,也具有着某种相似的面貌。另外,《边城》人物的塑造,也有废名小说《竹林的故事》的影响。但是,《边城》依然是一部超拔之作。     

《围城》漫议

新文学史上,颇有学者作家一肩二任的人物,也不乏奇才奇书,钱钟书和《围城》就是其中的佼佼者。《围城》于46年2月—47年1月在《文艺复兴》杂志上连载,47年5月就由上海晨光出版公司初版,如今已走向世界。小说好象巨幅写真,涵慑深广,老到地展现了特定时代特定社会特定人群生活的横截面和纵剖图,丰富了现代小说艺术。     

试析《围城》中方鸿渐的围城人生

钱钟书的《围城》是一部意蕴深厚、耐人寻味的小说。他所描写的是一批生活在"人生边上"的非主流社会的上层知识分子。小说以方鸿渐的爱情、事业、婚姻、家庭等人生经历演绎了"围城"这一意象,表现了那个时代中西文化交流、撞击后的畸形社会特征,着重剖析了这些知识分子个性与道德方面的弱点,并从中反映出一个行将崩溃的病态社会的真相,透视了在社会人生重压下主人公的精神受阻,揭示了现代人的生存困境和精神危机,表达了作者对整个旧时代生活的讽刺和感伤,寓示出人生处处是围城的哲理内涵。     

作为哲理小说的《围城》

一、《围城》的哲理小说定位《围城》研究五十年，许多问题仍争执不清，我认为关键在于《围城》小说品格的准确定位。普遍的看法是，《围城》具有流浪汉小说的结构特点，或是流浪汉小说结构模式的采用与精神实质的反仿。最早执论者是林海，在《<围城>与“TomJones”》中，他指出：“这两部作品都是所谓恶汉体的小说……”并分析了此类小说的特点。夏志清也指出：“《围城》称得上是‘浪荡汉’（picaresquehe）的喜剧旅程录。”EdwardM．Gunn承袭这一基本说法，并将方鸿渐与传统浪荡汉形象予以比较。我认为《围城》是一部纯粹意义上的哲理…     

中国番荔枝科囊瓣木族植物叶表皮形态的观察与比较

番荔枝科囊瓣木族Saccopetaleae Hook,f.et Thomson植物，中国有5属10种,其中囊瓣木属Saccopetalum Benn．，属独活属Miliusa Lesch,ex A.DC.,蚁花属Mezzettiopsis Ridl.,澄广花属Orophea BL.等属的分类位置仍存在一些争议。本文对有争议的四个属的植物，进行了叶表皮形态的观察与比较，为正确划分它们的分类位置提供一个佐证。     

“Horizon”的扩展:西方现象学进展的一种维度

Horizon是现象学运动中的一个重要概念。胡塞尔的Ho-rizon是狭隘的、“平面”的。胡塞尔之后的现象学运动进展的一个维度,就是这种Horizon不断被扩展:伽达默尔将历史的因素补充进去,提出了“视域交融”理论;海德格尔则对Horizon作了一种立体的扩展,Horizon成了人们存在的境域;梅洛·庞蒂在海德格尔存在论的基础上,指出厚度、身体、他者等不可见者都是我们存在的Horizon,丰富了存在的理论;德里达则批判了胡塞尔、海德格尔等人在场的形而上学,将不在场纳入Horizon之中。Horizon的扩展,极大地改变了现象学的特质。     

印度河科希斯坦古代交通路线初探

本文介绍了印度河科希斯坦地区,以及流经该地的印度河及其主要支流的地理特点,并在此基础上,对法显自陀历国至乌苌国的旅行,以及宋云、玄奘关于这一段路线的记载作了探讨。本文还介绍了奥雷尔·斯坦因1941年对这一地区的考察。     

文化全球化与民族化

文学或文化的全球化 ,主要是指在世界性的经济交往与交流的带动和影响下 ,建立在民族文化基础上的较为广泛的跨国性的文学与文化的交流与共享。这已经成为世界形态的存在 ,体现为历史的必然性。文学或文化的全球化 ,在时间过程中有从无到有的程度 ,从少到多的程度 ,从交流到合作的程度 ,从被动接受到自觉拿来的程度 ,从接受别国到送去别国的程度。这种种不同的程度 ,就是文学和文化在全球化过程中所表现出来的限度。而文学或文化全球化问题的提出 ,就是要人在理性上认识这个限制 ,找到克服限度的方法和策略 ,求得用全人类创造的先进文化和文学来丰富自己的国家和民族文化 ,扩大这种文化的共享 ,以更好地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浅析社会时代需求与文学功能的演进

文学具有诸多潜在的功能因素,它因社会时代的需要而被彰显和确定,由于不同社会时代人的需要有所不同,同一社会时代人的需求也是千差万别,从而使文学的功能的显现也呈现出主次、变化和不断丰富的特点。本文就中国文学发展的大致脉络分析了文学的教育、审美和娱乐功能如何在社会时代的需求中演进和交替变奏。     

论实践检验真理的过程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惟一标准,但对于实践检验真理的过程,尚需进一步研究。应从主体与客体的认知关系,从信息转换以及从系统分析考察实践检验真理的过程。实践检验真理的过程具有相对性。     

当代共和主义者对罗尔斯自由观的误读

昆廷·斯金纳与菲利浦.佩迪特是当代著名的共和主义理论家。根据他们的观点,共和主义政治哲学的基础乃是一种独特的自由观。从这一立场出发,他们对其他学者(尤其是自由主义者)的观点提出了质疑。作为自由主义领军人物的约翰.罗尔斯也受到了批判。在斯金纳看来,罗尔斯忽视了公民美德的作用和必要性,从而过分强调了人的自私倾向和包容这种倾向的制度设计,并进而支持一种对公民生活实施最少干预的国家。而在佩迪特看来,与共和主义的无支配自由观不同,罗尔斯持有的是一种消极的、无干涉的自由观。后者满足于实际干涉的阙如,而前者则要求能够抵御专断干涉的保障。然而,两人的批判均是建立在对罗尔斯著作的误读之上的,因此不能成立。     

包头市区售货员和顾客之间普通话与方言语码转换

出于调节与顾客的心理差距、避讳、标志售货员的身份地位等动机,售货员利用普通话与方言语码转换作为语言策略,进而说服顾客购买自己的商品。在包头这样的多方言地区,如果人们能熟练地掌握两种甚至更多的语码,就比别人多了一个交流的工具或谋生的策略。     

中国古代哲学中的时间与存在

人类生活实践的深化导致精神对实践的反思日益深入,影响到中国古代思想对世界的存在与时间性的理解。在殷人的意义世界中,时间是神话时间和历法时间的交织;时间与存在混然同一,是唯一普遍的存在关联。在周初思想中,实践的深化强化了人们对事物因果性的意识,导致时间开始被去神话化和伦理化,蜕变为一种普遍的宇宙和伦理时间。在春秋以降的思想中,对实践的内在反思最后使事物的存在呈现为完全由自身因果性决定且在时间中自身持续的,即具有自身必然性的、现实的存在,与之相应的是儒、墨等家思想中的现实的时间,而后期道家则企图解构这一时间。这些思考决定了中国古代哲学对时间与存在的基本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