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生产者服务业区位分布影响因素研究

产业区位分布是区域经济学和经济地理学的重要研究方向.作为中间投入产业,生产者服务业产业属性迥异于制造业及消费者服务业产业,在进行区位选择时所倚赖的主要因素亦有所不同.以台湾地区的城市为研究样本,建立生产者服务业区位分布影响因素指标体系,可对台湾的生产者服务业区位分布的影响因素进行研究.研究结果表明,台湾生产者服务业区位布局主要取决于集聚经济、产业关联程度、人力资本、城市规模及企业总部需求的影响,同时,生产者服务业自身发展阶段、内部子行业属性也会对产业区位选择产生重要影响.     

宁波发展高端服务业研究

宁波谋求经济转型升级、城市发展水平提升和自主创新能力增强,必须着力发展高端服务业。在发展高端服务业的过程中,应充分考虑自身的区位优势、港口优势和块状经济发达、制造业密集、中小企业众多、高新技术区块兴起等特点,大力发展总部经济,努力发展贸易、金融、会展、物流等现代高端服务业,着力推进研发、设计、创意等生产性高端服务业集聚性发展。     

生产性服务业集聚与企业创新

基于2003-2013年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数据,使用中国国家知识产权局专利检索数据库数据构建企业层面的创新指标,使用《中国城市统计年鉴》数据构建城市层面的生产性服务业集聚指标,研究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对企业创新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研究发现：生产性服务业专业化集聚和多样化集聚对企业创新均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且多样化集聚对企业创新的促进作用大于专业化集聚;生产性服务业集聚主要通过空间技术外溢效应和投入产出关联效应等渠道显著促进企业创新水平提升;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对不同性质企业创新、不同城市规模企业创新、不同要素密集度企业创新、企业不同专利类型创新的影响均具有异质性。本研究结果对充分发挥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在企业层面的技术创新促进效应,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政策参考价值。     

异质性产业集聚对城市创新发展能力的影响

城市创新圈是创新要素的高聚集、高密度的创新系统。本研究尝试将产业集聚和数字经济同时纳入城市创新发展能力的分析框架,基于中国2005—2020年262个地级市面板数据,通过理论分析与GMM模型实证检验相结合,讨论产业集聚对城市创新发展能力的影响。主要结论如下：产业集聚均对城市创新有着正向的促进作用,并且促进效果顺序是制造业集聚大于协同集聚,生产性服务业集聚排在最后。异质性检验表明,在产业集聚对城市创新的影响中,南方地区城市均表现显著的促进作用,北方地区城市则只有制造业集聚对城市创新存在显著的促进作用。数字经济只在制造业集聚对城市创新的促进作用中发挥正向调节作用,在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和协同集聚对城市创新的影响中均发挥出负向调节作用。     

产业集聚与同源国集聚效应对跨国并购的影响——基于中国企业对欧盟地区企业的并购分析

在影响跨国企业外国直接投资(FDI)区位选择的因素中，集聚效应占据重要地位。为了探究集聚效应对中国企业对欧盟地区企业跨国并购的影响，从理论上探讨了产业集聚和同源国集聚的影响机制及差异，采用条件logit模型实证分析了产业集聚和同源国集聚对企业跨国并购区位选择的影响。结果表明：中国企业对欧盟地区企业跨国并购的区位选择受到产业集聚和同源国集聚效应的正向影响，其中产业集聚的影响程度更大；企业异质性对集聚效应与区位选择之间的关系起到显著的调节作用，企业所有权性质、跨国并购经验和进入行业类型都会影响产业集聚和同源国集聚作用的发挥。     

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协同集聚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影响——基于空间计量模型的实证检验

基于中国城市面板数据,利用空间计量模型探究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协同集聚对地区经济高质量发展影响的本地效应及空间溢出效应,研究结果表明：产业协同集聚指数与经济高质量发展水平均表现出较强的空间相关性;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协同集聚对城市经济高质量发展影响的直接效应与空间溢出效应均显著为正。机制识别结果表明：二三产业协同集聚主要通过技术效率提升与产业结构优化的本地效应发挥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间接效应显示产业协同集聚对技术创新以及技术效率影响的空间溢出机制显著。     

数字经济与制造业高质量发展——基于政府创新偏好调节效应的研究

本文探讨了数字经济对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的影响及其内在机制。以中国284个地级及以上城市为考察单元,在利用改进的熵值法测度了数字经济综合发展水平的基础上,运用双向固定效应模型检验了数字经济对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的影响以及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在二者之间的中介效应。接着探讨了政府创新偏好对生产性服务业集聚中介效应的调节作用。研究发现：数字经济显著促进了制造业高质量发展,两者存在着“倒U型”的非线性特征。在选取历史数据作为工具变量、考虑抽样误差、安慰剂检验等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结论仍稳健。机制分析发现：数字经济通过生产性服务业集聚促进制造业高质量发展,且在其中发挥部分中介效应。政府创新偏好对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在数字经济促进制造业高质量发展过程中的中介效应起到了正向调节作用。进一步分析发现：不同区域、城市群与非城市群的约束下,数字经济对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的影响存在显著差异。本文的研究结论对当前数字经济发展和制造业转型升级的政策制定与调整以及发挥地方政府的主体作用具有重要的启示。     

生产性服务业集聚与城市绿色发展

作为制造业转型升级的重要动力,生产性服务业已经成为推动我国绿色发展的重要引擎。利用2005—2019年中国285个地级及以上城市的面板数据,通过构建多种空间计量模型,实证检验了生产性服务业集聚与城市绿色发展之间的关系。研究表明：生产性服务业集聚与城市绿色发展之间存在“U”型关系;生产性服务业集聚会对邻近城市产生虹吸效应,导致空间溢出效应显著为负;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可以通过产业升级、科技创新和节能减排影响城市绿色发展,其中产业升级的空间溢出效应显著为负,科技创新和节能减排的本地效应和空间溢出效应均显著为正。从地理区位来看,东部地区城市生产性服务业集聚不仅有利于自身绿色发展,还会对邻近城市绿色发展产生正向空间溢出效应;而中部和西部地区城市生产性服务业集聚的空间溢出效应显著为负。从行业来看,信息传输和计算机服务业集聚不仅能显著促进城市绿色发展,也会产生正向空间溢出效应;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集聚会促进城市绿色发展,但会对邻近城市产生不利影响;交通运输业集聚的外部性则具有本地化特征。因此,应加快绿色科技创新,发挥东部地区城市生产性服务业集聚的正向空间溢出效应,推动中部和西部地区城市生产性服务业集聚...     

现代服务业集聚若干理论问题研究

城市,特别是大都市是现代服务业的聚集之地。目前,研究生产型聚集理论比较多,而研究现代服务业聚集以及现代服务业聚集经济不是很多。该文对现代服务业的聚集理论、现代服务业与制作业聚集区位选择差异及集聚经济对现代服务业的影响进行了分析。     

青岛市总部经济发展的现状及条件研究

"十一五"期间,青岛市总部经济发展取得了明显成效,具有重点产业发展势头良好、集聚发展效应日益突出、带动现代服务业发展的特点,但也存在发展能力相比其他城市偏低、集聚度过高、国家和跨国总部数量较少的问题。鉴于青岛市的政府服务水平较好、城市竞争力较强、具有区位优势及良好的交通运输网络设施等条件,青岛市总部经济宜沿着引进与培育双支撑、增强产业集群能力、区域布局各有侧重的趋势发展。     

集聚经济与中国制造业新企业区位选择

本文基于条件逻辑模型探讨集聚经济对中国制造业新企业区位选择的影响。研究发现,新企业更倾向于集聚在已有同类产业的企业周围,不同类产业的集聚往往容易挤出新建企业,这种趋势对劳动密集型产业更明显;对资源和技术密集型产业而言,不同类产业集聚对挤出新建企业的影响较小。新企业还倾向于与相同或相近所有制的企业集聚在一起,国有或集体新企业在布局上没有与外资企业集聚的倾向,而外资新企业往往倾向于和所有类型产业的新企业集聚在一起,以便降低信息成本,获取集聚效益。     

国内外城市发展总部经济对佛山的启示

总部经济带来的税收贡献、消费带动和社会资本积累等效应,对于推动佛山城市产业结构升级、提升城市功能等具有重要意义。然而,佛山总部经济整体上尚处于萌芽阶段。借鉴国内外与佛山相似的制造业城市发展总部经济的成功经验,得出结论是:佛山发展总部经济应在政府的引导和扶持下,以本身的优势制造业为发展基础,以现代服务业为发展方向,结合佛山的地方特色进行合理定位,同时还应该积极完善配套的现代高端服务业,建设和优化城市载体,为吸引企业总部及高端人才提供有力的支撑和保障。     

总部经济:我国城市产业转型的战略性思路

总部经济是我国工业化和城市化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然产物,其内在机理就是将企业总部与其生产制造基地相分离,通过企业空间形式的重构实现资源的合理化配置。这一布局方式不仅能够解决城市功能与制造业业发展之间的矛盾,还可以推动产业布局的优化与产业结构的转型升级,并且通过总部集群的壮大带动当地现代服务业特别是智力型服务业的发展。因此,总部经济的发展是推进我国当前城市产业转型尤其是制造业结构升级的一条战略性路径。     

总部经济集聚区协同发展与对策研究

总部经济集聚区内企业间价值链互动与合作,获得更多的价值链高端价值,发挥总部经济的集聚优势,从而推动总部经济集聚区协同发展。在综合性总部经济集聚区协同发展中,不同产业企业总部之间的协同和支柱产业与现代服务业的协同并存,而在特色性总部经济集聚区协同发展中,同一产业链企业总部之间的协同和旧产业路径依赖与新产业培育的协同并存。从政府、企业、中介协作发展角度,制定相应的总部经济集聚区协同发展对策,要求在强化企业总部间协同创新和企业主体作用的基础上,加强政府政策引导和保障体制建设,并完善社会中介服务支持体系的有力支撑。     

制造业外资企业地理集聚及其区位选择

从产业视角分析中国加入WTO后制造业外商投资的空间格局演变及其区位选择。基于2002年和2007年的工业普查数据,选择七个代表性产业,运用基尼系数、Moran’s I系数等空间分析方法对七个代表性产业外资企业的空间格局进行分析,发现这七个产业空间格局显著差异。总体上,外资企业高度集聚,但是劳动密集型产业外资企业分布较技术密集型产业分散且具有明显扩散趋势。泊松回归模型分析发现制造业外资企业的集聚属于地方化经济,是同产业集聚;外资企业之间的集聚更为明显,受内资企业影响较弱。传统因素如劳动力、基础设施等和政策制度对制造业外资企业的区位分布仍然影响显著。     

生产性服务业集聚促进制造业结构升级的机理及规律：基于成本视角的实证分析

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式发展既是实现制造业升级的关键依托，也是引领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逻辑必然。理论分析表明，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式发展可以通过规模经济效应机制、竞争效应机制、学习效应机制、合作效应机制和专业化效应机制降低制造业生产与交易成本，进而助推制造业结构升级。据此建立双向固定效应模型，利用中国大陆2003～2019年省际面板数据，对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式发展促进制造业结构升级的机理及规律进行实证研究，结果发现：第一，生产性服务业集群发展显著促进了制造业升级，且这种促进效应主要是通过降低生产成本来实现的。第二，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式发展对制造业升级的促进作用存在明显的区域和行业异质性。第三，生产性服务业集聚水平对制造业升级的作用呈现先负后正、先弱后强的“U”型趋势，只有当生产性服务业集聚程度上升至特定水平后，其产生的规模经济效应、竞争效应、学习效应、合作效应和专业化效应才开始显现出对制造业升级的促进力量。     

我国中心城市生产性服务业空间集聚与分布格局

通过对2000—2010年间中国286个中心城市生产性服务业空间集聚水平量化与实证研究,全面分析中国中心城市生产性服务业的空间集聚及其格局变化。运用回归因子分析法,构建中心城市生产性服务业集聚指数,采用与区位商类似的分析方式对集聚指数的内涵进行解析,即集聚指数的大小及正负值表征了中心城市生产性服务业集聚水平的高低和其对外服务能力大小,集聚指数越高,中心城市生产性服务业集聚水平就越高,若集聚指数为正值,则表示其服务能力高于全国中心城市的平均水平,中心城市具有省域乃至全国范围的区际服务能力。研究表明,全国生产性服务业空间集聚的分布态势总体上呈现全国性中心城市的大集聚与各省区及城市群内分散化的小集聚并存,国家层面上主要集中于京津冀、长三角及珠三角区域的中心城市,其他省区则集中于省会及副中心城市。依据集聚指数大小可划分出全国性(复合中心)、省域(区域性)及地方性集聚中心。全国总体上呈现生产性服务中心与制造业生产中心空间分离,同时,也呈现出了生产性服务业中心集聚与制造业腹地生产的区域性空间组合关系。     

福建省制造业与生产性服务业协同集聚研究

制造业与生产性服务业协同集聚有利于促进制造业与生产性服务业互动发展,推动制造业集群转型升级,培育区域经济新增长极。对2014年福建省各地级市制造业与生产性服务业协同集聚指数的测算表明,福建省制造业与生产性服务业协同集聚呈现地区分布不均衡特征,除厦门外,多数地级市制造业与生产性服务业协同集聚水平有待提升。经济新常态下,应通过优化产业空间布局、创新产业协同集聚模式、推动制度创新、完善城镇功能、加强人才引进和培养等途径促进制造业与生产性服务业协同集聚。     

以总部经济促进北京现代服务业发展的策略研究

总部经济与现代服务业之间是互为条件,相辅相成的。从一方面说,城市的总部集群为现代服务业的发展提供了充分的发展空间,公司、企业总部成为现代服务企业的重要客户和推动现代服务业快速增长的驱动力。总部经济的发展必然带动一个城市现代服务业的发展,总部密集的地区则会对现代服务业的发展提出更为强烈的需求。从另一方面说,现代服务业的发展是总部经济赖以形成的重要条件。总部经济的产生和发展离不开现代服务业的发展,总部经济的生存环境要求必须有发达的现代服务业的配套。     

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城市体系演变与 区域经济增长

依托城市群推进城市化进程,形成分工协作的扁平化城市体系,有利于实现资源优化配置和产业结构优化升级。以京津冀、长三角和珠三角城市群为研究对象,通过面板数据的计量模型分析发现：城市群逐步形成了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在中心城市、制造业集聚在中心城市外围的“中心—外围”空间格局;城市群首位度的降低和中心城市功能的转变,有助于提高城市群经济增长速度。因此,促进生产性服务业在中心城市集聚、构建基础设施共享机制、推动市场一体化进程是提升区域经济内涵增长的有效举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