宪政理想与民国文学空间

民国时期的政治专制与社会动乱同它的文学成就相比较,形成鲜明的反差,这里存在一种宪政理想与政治现实的矛盾。不过值得注意的是,作为近代以来已经深入人心的现代政治理念,宪政对知识分子的精神鼓舞和对统治者的某种抗拒都不容忽视。正是这样一种文化为现代文学艰难地开辟了生存空间,其中的启迪值得我们深思。为了进一步探讨宪政、法制以及政党政策与民国文学的关系,本刊约请了四位学者分别就宪政理想与民国文学空间、民国语境下的左翼文学、抗战时期民国政府文艺政策的两面性和抗战期间关于文艺民族形式的讨论等问题进行研讨,以期引起学界更多关注的与思考。     

民国语境下的左翼文学

民国时期的政治专制与社会动乱同它的文学成就相比较,形成鲜明的反差,这里存在一种宪政理想与政治现实的矛盾。不过值得注意的是,作为近代以来已经深入人心的现代政治理念,宪政对知识分子的精神鼓舞和对统治者的某种抗拒都不容忽视。正是这样一种文化为现代文学艰难地开辟了生存空间,其中的启迪值得我们深思。为了进一步探讨宪政、法制以及政党政策与民国文学的关系,本刊约请了四位学者分别就宪政理想与民国文学空间、民国语境下的左翼文学、抗战时期民国政府文艺政策的两面性和抗战期间关于文艺民族形式的讨论等问题进行研讨,以期引起学界更多关注的与思考。     

抗战期间关于文艺民族形式的讨论

民国时期的政治专制与社会动乱同它的文学成就相比较,形成鲜明的反差,这里存在一种宪政理想与政治现实的矛盾。不过值得注意的是,作为近代以来已经深入人心的现代政治理念,宪政对知识分子的精神鼓舞和对统治者的某种抗拒都不容忽视。正是这样一种文化为现代文学艰难地开辟了生存空间,其中的启迪值得我们深思。为了进一步探讨宪政、法制以及政党政策与民国文学的关系,本刊约请了四位学者分别就宪政理想与民国文学空间、民国语境下的左翼文学、抗战时期民国政府文艺政策的两面性和抗战期间关于文艺民族形式的讨论等问题进行研讨,以期引起学界更多关注的与思考。     

日常生活还原与重构:“民国文学”想象刍议

"民国文学"的提出是学科自觉和反思的结果,也是世纪之交社会、文化思潮和心理的体现。"民国文学"还原种族、环境和时代的历史时空,由此建立起多元博弈的动态平衡结构。"民国文学"提出的最大初衷就在尽量剥去政治或文学的先验框架的外衣,重建民国文学鲜活多样的社会与文学生态。从宽松和包容的学术理想出发,"民国文学"的设想不失为活跃文学史编写的尝试。"民国文学"概念之所以在世纪之交的关节点上被提出,而作为历史选择的"剩余"重新征用,除了文学史逻辑及学界内部复杂缠绕的纠葛外,很大程度上是社会转型后的重置和机制所致。"民国文学"的思路蕴含了多种预设。首先是科学和真理的指涉。其次是主体意识的自觉和学术精神的张扬。     

文艺转向与“革命文学”生成——郭沫若赴广东大学考

郭沫若赴广东大学担任文科学长是1920-30年代"革命文学"生成、建构、扩张过程中的关键事件,但长期以来相关史实细节却并不清晰。追问郭沫若南下的邀请人及其动机,以及相关的人事纠葛和思想交锋,有助于呈现现代中国文学与政治的特殊关系。同时,在民国社会历史情态和"大文学"视野下重新梳理这一文艺事件,可以探讨文学参与社会的路径和方式,亦能揭示现代文人精神面貌的深刻变化。     

"文艺团体是一切作家,一切文艺工作者的自由结社"——冯雪峰文学社团观侧论

冯雪峰认为,“文艺团体是一切作家,一切文艺工作者的自由结社”,“文艺上的团体,绝不能代替政治的结社”,也就是说,文艺社团的灵魂是自由的,文艺社团与政治组织应当有区别,这表明他对文艺社团高度政治化、政党化、行政化倾向的警觉。冯还认为,文艺团体的根本目的是为推进人民的精神自由服务的,这又表明其文艺社团观具有鲜明的政治目的性。作为一种理论预设,这本身就蕴含着不可调和的逻辑悖论。即一方面把文艺社团看作一切作家、一切文艺工作者的自由结社,另一方面又把文艺组织看作是革命斗争的工具。解放后的冯雪峰一度身居文艺界高层要职,既享受到体制化、政治化文艺组织给他带来的种种政治、经济上的实惠,又饱受体制化、政治化文艺组织给他带来的一系列灾难。虽说他和他的同道者们举办同人刊物理想的破灭了,但它对建国初期文学生态的体制化与反体制化、政治化与反政治化的双方力量消长,都产生一定的影响。     

魏晋南北朝的文学发展论与刘勰“通变”观的局限

魏晋南北朝的文学发展论有复古和新变两种倾向。挚虞、裴子野、刘勰等人从宗经思想出发,继承了先秦两汉对社会政治与文学关系的认识,代表了一种复古倒退的文学发展观。刘勰在继承传统的同时,过度强调了帝王的文艺政策对文学发展的影响,他的可贵之处是注意到了文化、文学内部各种因素对文学发展的影响。萧统、沈约、萧子显、萧纲、萧绎等人则代表了进化新变的文学发展观。刘勰所谓"通变"有共时性和历时性两种意义,只有在历时性的意义上,"通变"才与文学发展有关。在文学发展观上,刘勰没有做到"折中";能够"折中"地揭示出文学发展历史内涵的,是新变派的沈约。     

新时期三十年文学的回顾与前瞻

三十年来文学创作保持了长期持续稳定的繁荣,这是“五四”以来所没有的。这当然与改革开放、社会稳定、经济发展、文化进步和党的文艺政策分不开。三十年文学的共同特征是文学思想导向中社会主义、爱国主义、英雄主义和人道主义精神不断强化;文学多向艺术探索中现实主义显示越来越强劲的活力;文学题材越来越广阔,真正实现了历史、现实、天上、地下无所不写;大部头作品涌现和宏大叙事的制作,势头越来越强劲。三十年文学存在的突出问题是文艺越来越多地从属于市场需求,从属于金钱的收买。并由此导致文学偏离正确的政治方向,乃至损害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针对未来的发展方向,应当处理好三个关系审慎地处理文学与政治的关系;辩证认识文学与现实的关系;妥善推进继承与创新的关系。     

阶级还是民族——对1930年代两种文艺类型的考察

民族主义文学和左翼大众文学这两种文艺类型是1930年代国共两党不同的文艺政策的产物,他们分别诉诸文学的民族性和阶级性,但是在具体的文学创作中又不免存在相互涵盖的因素,这与30年代中国特殊的社会和民族危机形势有关,同时也是检验双方各自理论阐释的难题。民族主义文艺诉诸民族主义的背后难掩阶级对立的事实,而左翼文艺坚持阶级的立场,却难免否定了民族情感的正当性。在创作上,双方也共享了新兴文学的某些共同性。     

“百花文学”思潮中的“苏联”质素——以《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为中心

20世纪50年代＂百花文学＂思潮的出现深受＂双百方针＂和苏联＂解冻文学＂思潮的的影响。鉴于中苏当时的特殊政治联盟关系,文艺政策的执行与调整也多倾向于苏联,因而＂百花文学＂作品自然耦合了苏联＂解冻文学＂的写作模式,尤在当时＂干预生活＂的相关作品中表现明显。但因不同的国内形势,苏联的＂解冻文学＂繁荣发展,而国内的＂百花文学＂却在政治的强力下被迫中断。尽管＂百花文学＂思潮是短暂的,但毕竟显示了20世纪50年代中国文学生态的新变,与新时期文学也有着某种内在的关联。     

民国文学教育研究的历史、现状与反思

民国文学教育是中国现代文学史研究中的一项重要课题.民国文学教育研究在“重写文学史”的思潮中诞生,因“民国文学”概念的提出而逐步走向深化.目前学界对民国文学教育的研究主要从“大学文化”“学科教育”“教育文化”与“教育体制”等四个方面来探讨民国文学与教育的关系问题.尽管民国文学教育研究在“实体内容”和“制度形式”两个方面都取得了不少学术成果,但是由于民国教育体制本身的复杂性和多质性,加之学科与学科之间存在的壁垒障碍,如何采用新的研究范式来处理民国文学教育研究的“中心”和“边界”问题、“文学”与“史学”问题,成为民国文学教育研究中亟待解决的问题.     

含混的"政策"与矛盾的"需要"——从张道藩《我们所需要的文艺政策》看文学的民国机制

张道藩<我们所需要的文艺政策>是一篇标志性的论文,这篇论文最引人注目之处便是这些"政策"的表述颇为含混和矛盾.从政治统驭、思想控制的政策拟定到小心翼翼、含糊其辞的转折退让,其中思想的流变既反映出了张道藩这样的官僚知识分子在价值观念上的自我矛盾与冲突,也折射着三民主义思想与集权政治的矛盾性结构,它所揭示的中国文学的"民国机制"的特殊性更值得我们深思.     

文学创作的自觉时代始于先秦

为了深入探讨中国文学自觉起于何时这个具有理论、实践双重意义的命题,通过文献解析与古代文学创作文本考察的方法,认为文学的自觉是文学发生学方面的话语,从先秦文学的创作实际状态来看,当时的文学创作就和魏晋以后的文学创作没有本质的区别,所不同的是先秦的文艺理论儒家审美思想占据主导,对当时的创作作了一些扭曲性的诠释,对文艺提出政治功利性要求,这种文化取向在宗法社会有其历史的必然性,对社会文化进行资源整合为人类福祉服务,是社会一种理性的选择,也是统治阶级对文学的期许.但是,社会对文学的期许,或政治家们对文化的理想,与文人们创作心态没有必然的联系,魏晋文学实际也没有完全脱离"寓训勉于诗赋"的政治功利性色彩.     

毛泽东与延安文学的整合

说起延安文学,人们以为就是1942年毛泽东《讲话》发表以后,以延安为中心的各解放区的文学。其实延安文学还包括1942年以前的文学。1942年以后的延安文学实乃毛泽东在战争时代根据革命政治的需要进行整合的结果。毛泽东对延安文学的整合,是战争时代革命对文学提出的必然要求。这种文学整合必须是围绕文艺的价值这个中心,以“应当怎样”为原则来进行的。毛泽东从文艺的价值主体、文艺的价值观念、文艺的意义三个方面进行了整合。延安文艺确是中国文艺运动和文艺创作史上继“五四”之后的又一次深刻的文学革命,但其缺点和偏差,以及由此带来的负面性也有待认真清理。     

工业文学在文化浩劫中的畸形变异

在荒谬的“文革”文学背景下,工业文学创作举步维艰,发生了畸形变异,呈现为三种不同的创作类型：一是直接为“四人帮”的政治路线服务的、带着“阴谋文艺”、“帮派文艺”色彩的作品;二是既宣传了错误的政治观点,又含有某些积极因素,正确与谬误互见的作品;三是在严峻的逆境中,力求从社会生活出发,对“文革”的“帮文艺”有所突破,表现了一定新鲜气息的作品。这是一个特殊的政治年代所造就的畸形文学现象,内中积淀着深刻的历史教训     

论20世纪90年代中国文学的消费性

消费性是20世纪90年代中国文学的基本特征,它在五个方面明显地表现出来:文学活动全面市场化;文学期刊策划频繁;审美理想保守媚俗;长篇小说独领风骚;文艺政策适应市场经济的调整。     

中国共产党的文艺思想和政策与八十年的中国文学

在“五四”文化革命旗帜下 ,“五四”新文学取得巨大成就 ;在农村革命和文化革命深入中 ,无产阶级文学蓬勃发展 ;《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 ,确立了文艺创作的方向和原则 ,促进了文学事业的发展 ;文艺为人民服务、为工农兵服务 ,百花齐放、百家争鸣 ,新中国文学初见成效 ;十年文化专制 ,文学创作遭受空前浩劫 ;在文艺的春天里 ,文学创作焕发生机。文学艺术的繁荣 ,必须有正确的文艺思想和政策 ;必须处理好文艺和政治的关系 ;必须尊重文学艺术的自身规律。     

过渡时期的政治语境与文学规范

建国初由新民主主义社会向社会主义社会过渡的政治语境制约着文艺界,也决定着文学规范的生成。建国初期建立一套无产阶级文学规范,成为当务之急,"新的人民的文艺"应运而生。根据党的统一战线的理论和政策,民族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具有两面性,文学规范中也为其留下了一定的空间。随着过渡时期的压缩,社会主义因素增长并逐步成为唯一的因素,这为"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创作方法作为最高的文学规范提供了契机,其被一步步确立为最高创作原则。     

政治文学论

所谓＂政治文学＂,就是反映与政治相关的生活,表达作者的政治意向,或参与政治斗争的文学,其核心就是文学与政治的紧密联系。它包括两种：一是政治倾向文学;二是政治斗争文学。中、西方政治倾向文学存在文化上的差异,而中国和苏联的政治斗争文学也有所不同。总的来说,政治文学具有它特殊的美学意义,当然也有审美上的缺陷。     

政治文学论

所谓"政治文学",就是反映与政治相关的生活,表达作者的政治意向,或参与政治斗争的文学,其核心就是文学与政治的紧密联系。它包括两种:一是政治倾向文学;二是政治斗争文学。中、西方政治倾向文学存在文化上的差异,而中国和苏联的政治斗争文学也有所不同。总的来说,政治文学具有它特殊的美学意义,当然也有审美上的缺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