略论曹操与邺下文人集团的兴衰

东汉末年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个动荡时期,也是现实主义文学高度发展的时期.以曹操为领军人物的邺下文人集团,掀起了一个诗歌创作的新高潮.所谓的"建安风骨"正是对邺下文人集团成就的高度概括.但邺下文人集团由盛到衰的过程是短暂的,个中原因耐人寻味.     

略论邺下文人的创作特征及其文学贡献

邺下文人集团是建安时期的一个文学团体,它的出现在中国文学史上具有重要的意义。本文分析了邺下文人的创作特征及其在文学上的贡献,并就这一文学团体对当时文学发展所产生的作用与影响进行了探讨。     

邺下文人集团领袖考

邺下文人集团是中国文学史上第一个文学色彩极为明显的文人集团。关于集团的领袖,涉及到曹操、曹丕和曹植父子三人,历来说法不一。曹丕绝大多数时间里生活在邺城,不仅组织了大部分文事活动,而且善于总结集团经验,成功推动了文人集团的发展,因而是邺下文人集团当之无愧的领袖。而曹操常年外出征战,少有和文人们的共同创制;曹植年少单纯,缺乏号召组织集团活动的实力,作品丰富但多为单独创制,二人皆不符合成为邺下文人集团领袖的条件。     

有关谢灵运《拟魏太子邺中集诗》的几个问题

谢灵运《拟魏太子邺中集诗》是以邺下文人集团为拟作对象的组诗,有关《邺中集》的真实存在性及拟作舍孔融而加曹植的作法历来存有很大争议,本文通过考证、推论,认为《邺中集》原本应该不存,所谓的"集"应为"宴集"、"编辑"理解,即谢氏模拟的不仅是诸子的宴会诗还有曹丕的编辑行为。将曹植纳入拟作,原因不在于身世比附寄托,而是选择的模拟对象为"邺中七子"而非"建安七子",组诗的创作动机也绝非借前人之境来抒发自我之情而在于谢氏追忆远古情结以及贵族文人意识。     

《曹植集校注》志疑一则

《校注》于《愁霖赋》后按云:“《艺文》卷二载曹丕、应玚《愁霖赋》。丕赋句云:‘脂余车而秣马,将言旋乎邺都’。丕不称邺为魏都或魏京而称邺都,似在曹操尚未为魏公时。魏公以后,便称邺为魏都或魏京了。观《朔风诗》、《王仲宣诔》可证。则此赋之创作时期,必在建安十九年之前可以推知。”元按,此说不确。曹操建安十八年五月为魏公,但邺下文人包括曹丕,在建安十九年以后的作品中,依然有称邺为邺都或邺城的,并非如《校注》所云“魏公以后,便称邺为魏都或魏京了”。请看下面的例子:     

论曹丕政德及对中国文学发展的贡献——《曹丕集注》序

魏文帝曹丕是一位重要的历史人物,是不可忽略的政治活动家、诗人.在政治舞台上,他不如他的父亲曹操那样演出过威武雄壮的史剧;在文苑里,他的诗文也不如他的弟弟曹植的诗文光采夺目、悱恻动人.可是,曹丕还是扮演着重要的角色,研究历史和文学都不能不对他有所了解.他是三国时期魏国的第一位皇帝,经他的手彻底结束了汉王朝四百余年的统治,促进了三国鼎立局面的最后形成.他又继承乃父的事业,继续进行统一战争,而且在执政期间希冀振兴,对东汉以来政治的积弊进行改革;在文学创作上,他也是才华过人的作家,是邺下文人集团的领袖人物,对建安文学的繁荣和七言诗的发展,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秦汉邺城钩沉

自齐桓公筑邺,邺址未变,其地即今古邺三台遗址。秦汉时期,邺在地理上对于历史的发展起了重要影响。秦军据此攻赵,汉高于此置魏郡,东汉灵帝时为冀州治,曹操于此建魏都,邺成为北方中心城市。袁绍初治州城,讲究规整,奠定了邺内城外郭的基本格局。曹操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完善,形成了主要建筑沿中轴线左右对称、街区呈棋盘状的邺城城制。     

文人集团与赋体创作

两汉时期的文人集团以“梁园宾客”与“邺下文士”最为著名。这两个文人集团的形成,固然与政治中心对文人的吸引力有关,但更重要的是政治中心的主人(梁孝王与曹氏父子,特别是曹丕)不但自身爱好文艺,而且能以较为平等的宾主关系与文人相处,为文人集团的活动提供了较为自由的艺术环境。这种文人集团对文学创作,特别是赋体创作有积极的影响:它保证了审美趣味的丰富性;有利于作家艺术个性的充分展现。另外,它还成为后世纯粹的文人社团或文学流派的前奏。     

三台音系

本文《三台音系》描写的是河北省临漳县香菜营乡三台村的语音面貌。 三台村,在安阳市东北方向四十里,漳河北大堤下边,原属彰德府所辖范围。三台村共有一百二十七户人家,五百八十口人。村子南边与邺镇隔堤相对。两个村距离半里地。均在古邺城内。村子西边紧挨三台,命名是由三台来的。 这一带就是古邺城遗址,包括邺北城、邺南城两处。邺北城始建于春秋齐桓公时,那是公元前685年至683年了。战国时是魏国的邺邑所在地。西门豹治邺的事迹就出在这一带。至     

曹丕的"文章不朽"论及其他

曹丕的<典论·论文>是中国文学批评史上一篇著名的专论,对后代的文学理论产生了很大影响.曹丕在<论文>里提出了著名的"文章不朽"说,其"文章"所指,今天研究者的见解也不尽一致.本文认为,曹丕提出"文章不朽"说,是有其特定的时代背景的,对于"文章"的理解,应结合<论文>本身及当时邺下文人的处境去考察.     

对人的价值的激情呼唤——20世纪80年代文学的价值重估

20世纪80年代是一个狂飙突进的年代。重读这个时期的文学,我们看到的是一代觉醒者的理想主义激情和他们的无畏精神和忧患意识。80年代文学重新确立人的价值,通过对权力的批判与反思、对人的价值与人性的高扬、对生命意识的激情呼唤,将人的解放推向一个新的高度。80年代作家都拥有干预生活的激情,他们重估历史,思索现实,拷问人性,省察道德,那种一往无前的勇气和敢于承担社会历史使命的高度责任感,必将成为20世纪中国文学史的重要遗产和历史财富。     

南宋时期浙派古琴形成初探

南宋时期,第一个被大家所公认的,在历史上最具影响的古琴流派--浙派诞生了,它是在古琴音乐历经两千多年的发展后才姗姗来迟的.究其原因主要包含两方面:南宋这个特殊的社会、文化环境为浙派的形成提供了土壤;南宋时期琴人、琴艺的高度发展是浙派形成的基础.     

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山西交通

魏晋南北朝时期,中原地区的汉族封建政权趋于式微.而早就活动在塞北的匈奴、鲜卑等部族,纷纷南逼,建立政权.这些少数民族政权,为了称雄中原,干戈迭起,在黄河流域形成了罕见的纷扰局面.山西一域,表里河山,攻守皆利,足以对毗邻地区形成威慑力量,故而得到各族统治者的重视,该地区的交通就随之进入了一个更大规模的开发时期. 三国时期,曹魏政权以平阳、河东、河南、河内、弘农诸郡建置司州,而实际上以邺(今河南安阳市北)为根据地,经营北方.据有关史书记载,是时邺地与上党的交通相当便利,能够进行大规模     

灵州傅氏试探

两汉魏晋南北朝时期是豪强地主、门阀世族兴衰时期,一些世家望族左右朝政,对当时的政治、经济、文化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灵州傅氏就是这种类型的家族,是一个极有势力的社会集团。灵州傅氏见于史籍的就有52人之多,其中有不少著名的政治家、哲学家、史学家、文学家和军事将领。通过对灵州傅氏这一重要社会细胞的剖析,可以使我们更加深入地了解两汉、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历史。     

读《邺中记》

(一) 邺城(今河北临漳、河南安阳交界处。)是十六国时前燕慕容氏和后赵石氏的首都,以后东魏北齐也建都于此。《邺中记》一书,《隋书·经籍志》作二卷,称晋国子助教陆翔。撰。唐代此书还存在。贞观时欧阳询编《艺文类聚》,开元时徐坚编《初学记》都曾征引。以后止佚,清代从《永乐大典》等书中辑出。《四库总目提要》说,“六朝归籍,世远逾稀。断壁残玑,弥足为宝。佚而复存,是亦罕见之秘笈矣”。十六国时期的历史史料保存下来的很少,《邺中记》确是值得重视的。陆翔当是西晋东晋之交的人,可能后来过江,作了东晋的国子助教。所以《隋志》题为晋人,把这部书和晋宋人著作列在一起。在记述石虎统治时的邺城以外,其中涉及高欢高洋的记载,大约是后人(?)入。     

论建立集团訴訟的必要性

所谓集团诉讼,是指一个或几个人为了多数人的共同利益,代表他们向法院起诉或应诉,法院的判决对全体产生法律效力的诉讼制度。我国民事诉讼法(试行)没有规定集团诉讼制度,民事诉讼理论上尚无专门论及集团诉讼的文章,因而集团诉讼制度在立法上和理论上均是一个尚待开垦的处女地。现在面临的问题是:建立集团诉讼有没有必要?笔者的回答是肯定的。现就建立集团诉讼的必要性作一粗浅的分析,求教于同志们。     

东汉魏晋时期颍汝、南阳地区的私学与游学

东汉魏晋时期,颖川、汝南、南阳地区的士人在经学研究和政治活动中崭露头角。 东汉顺帝之前,三郡士人以私学教育和游学等学术活动为主,逐渐形成了一定的士人集团。 至东汉后期,三郡的士人集团积极参与政治斗争,并成为社会的中坚,及至魏晋时期,仍然如 此。三郡教育事业的发展和游学的兴盛促成了士人集团的形成以及士人走向政治舞台。     

明宣宗的政治核心集团及其形成

明宣宗的政治核心集团及其形成赵中男所谓政治核心集团，是指那些能够参与决策重大政务的人们。明宣宗朱瞻基在位的宣德时期（１４２６－１４３５），参与决策平定高煦、撤兵安南等重大政务的朝臣，基本上是杨士奇、杨荣、夏原吉、杨溥、蹇义、张辅等六人，这些人是明宣宗...     

培养少数民族干部与四个现代化

在我国实现四个现代化的新的历史时期里,培养大量的具有共产主义觉悟并有一定管理和科学文化水平的少数民族干部,是实现民族地区的四个现代化,把少数民族地区建设成为具有高度物质文明和高度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重要前提,也是彻底解决我国新的历史时期民族问题的一个关键性的战略措施。     

论隋唐时期相州的政治地位

相州之置,始于北魏。东魏都邺,改为司州,北齐改为清都郡,置尹,北周武帝灭北齐,复名相州。这一地区在魏晋南北朝时期曾几度成为国都或陪都所在地,至隋唐,相州不再是京畿之地,就其辖区而言,也远非昔日可比,其地位下降、自不待言。但相州仍不失为地方都会,它在政治、军事、经济及文化诸方面仍占有重要地位。我们今天对隋唐时期相州的政治地位进行综合考察,应是一件有益的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