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40年中国文论话语研究之我见

改革开放初期,中国学术理论总体以西方“话语体系”为圭臬,中国文论话语也处于一种“失语”状态。学界对此进行了深刻反思,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曹顺庆为代表的一批学者认为,中国文论话语建设应理清中国文化与文论之间的关系,把握中国文化生成规律和学术运作规则。站在21世纪的理论前沿,中国文论话语建设观念进一步明了,这就是：古今通变,融汇中西。而 “比较文学变异学”理论是这一观念的具体实践,“变异学”理论已成为国际社会所理解和接受的标识性概念,标志着中国话语的创新与重大突破,对中华文化软实力的建构有着积极的推动作用。     

论“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话语的生成与具象传播

“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族团结话语和政治话语的重大创新与发展,该话语的生成是现实逻辑、理论逻辑、文化基因合力作用的结果。从现实逻辑来看,“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话语生成是正确处理共同性与差异性的关系、抵制西方话语对中国民族政策污名化、创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族理论政策话语体系的现实需要。从理论逻辑和文化基因来看,唯物史观“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理论是话语生成的理论遵循、中国化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民族团结理论是话语生成的理论指导、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团结文化是话语生成的文化基因。而话语生成之后,通过传播才能获得人们的认知和认同。因而,可通过修辞化、视觉化、音乐化、故事化等传播路径,推动“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话语的具象传播,进而建构与增强人们对“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话语的认同。     

法律话语权力意识的批评话语分析

“法学的语言学转向”使传统法学理论中的法律语言观开始受到怀疑并被消解、重构。从批评话语分析的理论视角研究法律话语,发现法律话语的机构化是一种意识形态化的、杰出的专业实践的典型统一体,其一元式和独白式（封闭的）话语的话语秩序决定了法律话语相对于其他多种语言和话语来说是封闭的和晦涩的;话语意识形态是为获得或保持权力而服务的,具有极强的社会建构功能。     

论意识形态中国特色话语体系的建构

在经济全球化时代,各种社会思潮相互激荡,意识形态领域的交锋正是这一状况的必然反映。高度重视意识形态工作,坚持和巩固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牢牢掌握意识形态领域的领导权和主导权,对于我们深刻认识意识形态中国特色话语体系建构的内涵和价值意蕴,正确把握意识形态中国特色话语体系建构的方法论原则,加强意识形态中国特色话语体系建构的路径选择,加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加快思想政治教育主流意识形态话语体系创新,融通和占领网络新媒体话语主阵地,大力提升文化软实力和维护国家意识形态安全具有重大的战略意义。     

欲望之死--对《长恨歌》人物形象的一种解读

王安忆的《长恨歌》用冷峻的笔触,刻画了20世纪40年代到80年代各文化话语转型时期不同人物的欲望表达及欲望之死。从意识形态话语角度来看,这些人物的欲望表达都是以一定社会文化话语形式呈现出来的,并包含着一种冲突统治意识形态话语和日常意识形态话语的冲突。统治意识形态话语支配、控制着日常意识形态话语,从而使欲望表达产生扭曲悲哀的特征,欲望对象遥不可及,欲望之死呈现出带有恐惧感和震撼感的悲剧性。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历程对话语体系建设的启示

人们的社会关系实践决定人们的话语体系,话语体系包括科学话语体系和意识形态话语体系两个层次.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历程对话语体系建设有3点启示：第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关系是话语体系建设的内容规定性;第二,中国共产党人是话语体系建设的主体规定性;第三,公有社会关系包容私有社会关系的曲折性是话语体系建设的过程规定性.     

网络空间视域中高校意识形态话语权生成

高校意识形态话语权生成应遵循意识形态话语内部结构发展基本规律,话语表达与网络法律联动、话语符号与网络思潮协同、话语建构与网络媒体互动的深度融合是其生成的逻辑前提。高校要坚持遵循“主导”“预测”“整合”原则,全方位探析意识形态话语权生成过程,从国家、社会、高校三个层面出发,探索政治引领与宣传导向齐发力、软宣传与硬约束成合力、线上与线下共治理的建构路径,为网络空间视域下意识形态话语权生成提供逻辑遵循。     

新媒介语境下的政治萌化景观：主流话语与青年亚文化的互动与互构

近年来在网络文化空间出现的“政治萌化”景观,体现了主流话语与青年亚文化之间的互动与互构关系。在新媒介语境下,亚文化群体秉持“万物皆可萌”的理念,将政治议题纳入“萌文化”体系之中。官方政治主体则将“萌化”作为一项重要的生产与传播策略,将其运用于主流话语的内容生产与形式制作之中。政治的“萌化”潜藏着消解主流意识形态的风险。只有立足建构多元协商共治的政治文化生态、强化主流话语的价值引领功能,推进主流话语的创新性表达,才能在新媒介语境下有效实现主流话语建设的理论创新与实践发展。     

大众传媒与身体消费的意识形态构建

择取消费文化中的“身体消费”现象来考察中国消费文化的传媒表现，探讨其背后的文化心理及意识形态的转换过程。对身体的消费其实显露着“肉体至上”的视觉暴力、男性文化支配下的性别权力关系和“西上中下”的西方消费文化霸权。在此过程中，传媒的意义，首先在于传媒自身即从身体消费文化中确立了男性话语载体的身份；其次，大众传媒推行的身体美学标准，使身体消费合法化、大众化、世俗化；需要警惕的是，资本参与制造“美好生活”的符号假象和幻想在有利于社会控制的同时也可能走向反面。     

英美法律隐喻研究述评

从英美法系法律隐喻的研究现状入手,通过对法律隐喻话语作用的阐述,分析了法律隐喻五个方面的说服功能,指出了其所具有的意识形态功能。法官选择法律隐喻这种话语结构,其实就是拥有权利和占支配地位的社会群体通过对话语的操纵,将自己对社会真实的解释和社会真实的特定意义加之于其他社会群体的能力,因此法律是隐喻成为社会现实的重要语境,隐喻是实现法律话语说服功能的重要手段之一。     

历史深处看法人类学——以法人类学与法史学之联系为视角

法人类学与法史学有着很深的渊源关系,二者都重视对文化的研究,但是法人类学侧重于文化的横向比较,关注文化在具体社会中的功能与结构,是一种共时性问题的研究;法史学则从纵向来研究文化发展的过程,是一种历时性问题的研究。我国应构建以规则研究为中心,以法律民族志为方法,以文化反思为目的的法人类学。     

生态法治视域下贵州少数民族传统生态法治理念及其当代价值

作为中华民族多元生态法文化的内在组成部分,贵州少数民族传统生态法治理念不仅是贵州建设国家生态文明法治建设示范区的本土资源和智慧源泉,更与当代的生态法治思想不谋而合。本文基于我国生态文明法治构建的困境,在阐释贵州少数民族传统生态法治理念的基础上,从生态伦理、社会优位、生态法治三个方面对贵州少数民族传统生态法治理念对当代生态文明法治的借鉴意义进行了探索和思考。     

交往认同与法律规则效力的生成

法律规则效力的生成问题是法哲学研究的一个重要课题,从西方和我国的法哲学研究来看,对这一问题的研究在理论或经验两个层面都有一定的研究成果。从马克思主义人的实践理论出发,人的实践活动是社会规则效力产生的基础,在社会实践活动中,人们通过交往形成了对一定规则的认同,这一认同成为法律规则最终形成的直接动因,这种认同包括自主性认同以及强迫性认同,这种交往认同也是法律规则产生效力的前提。从这个意义上而言,法律规则及其应然效力都是作为主体的人在社会实践过程中通过交往而形成认同的结果。     

传统文化对中国法治现代化的内在限定

国家的法治建设离不开传统文化的归因,过多地注重西方法治理念与制度的学习与移植不利于推进中国的法治现代化。建构中国的法治社会需要吸纳现代法治观念和先进的法律文化,同时也必须植根于传统文化的基础,承继传统文化中的合理内核,以建构符合中国传统文化、切合中国人习惯特点、具有现代法治精神的新的中国现代法律体系。     

论法律文化传播与中国刑法的发展

法律文化传播是各国了解及借鉴世界先进法律文化的前提,而政治、经济交往、法律移植及各种形式的学术交流是法律文化传播的主要途径.近百年来,学习、吸收西方法律文化,使中国刑法从传统走向现代,从人治走向法治.法律文化传播大大缩短了中国刑法的现代化进程,加强了中国与世界各国刑法之间的互相交流与融合,促进了中国刑法的国际化发展趋势.     

中华法系新论——兼与西方两大法系比较

中华法系是法律史学科中一个既古老又常新的论题,于社会主义法治建设具有理论与实践的双重价值.然而,囿于纯中国法制史学科的局限,该研究难有突破.本文用比较法理论,置中华法系于世界法律格局中,并相对应于西方两大法系进行思考,对中华法系及其形成进行论述,提出了具有一定新意的见解中华法系是以中国古代伦理法为基础,以唐律为代表的东亚、东南亚一系列封建国家法律制度的统称.中华法系的形成是以唐律为代表的中国古代法超出中国的范围而成为东亚、东南亚国家法律传统和法律系列的过程,其中,几乎没有武力征服或任何殖民扩张的因素,它与中国法文化优势的形成相一致,是唐律传播并影响开来的必然结果.     

从摒弃到尊重:现代法治建设与传统文化

中国传统文化与现代法治建设具有何种关联,这是中国现代法治建设的一个核心议题。在"现代/传统"二元对立范畴中,"传统"逐渐成为一种意识形态化了的话语,与传统相关的文化要素基本上被归入旧世界、旧秩序的符号谱系中。在此分类范畴中,西方文化代表着现代、全新、开放、活力,中国传统文化则被认为是滞后的、沉重的、狭隘的,因而是需要变革的。作为这种认知方式的实践,中国近现代以来的法律改革总体上走的是西化的路子,大规模移植西方社会的法律制度,深嵌了东方主义逻辑。在法律移植的路径中,中国传统文化与现代法治被视为两种截然不同的事项,并且传统文化会阻碍现代法治建设,需要被批判、摒弃。当法律制度与中国传统文化产生冲突时,东方主义的思维方式使我们习惯于从中国文化的价值理念层面来寻找原因,如中国人的观念、习惯等。但司法实践一再证明,不受道德和价值观支持的法律系统容易失效,因此,法治建设需要观照中国传统文化,而不是一味地无视它、摧毁它。     

法律信仰缺失的历史主义与现实主义分析及对策

良法并不代表法治,法治是法律被信仰的神圣化过程与结果。客观而言,我们这一代中国人已基本上实现了法律文本的法治,然而如何将这种立法法治转变为法治秩序是我们必须思考的问题。法律先是一个社会问题,然后才是一个制度问题。因此,中国法律确信之路的探讨必须先是一个历史传统文化的客观讨论与批判,然后才是一个制度的设计问题。     

中国传统法律文化与当今的法治认同

法治认同是民众对法治的心理认可,是现代法治国家建设的重要内容。法治认同作为一种文化认同,不能离开传统文化,需要从传统法律文化中寻找形成法治认同的资源。中国传统法律文化中关于法治认同的“资源”,是传统社会对于法律的态度、对法律的认可程度以及民众对礼法建立的社会秩序的认可等。法治建设应当在了解传统文化的基础上,制定民众更愿意接受的法律,以民众更愿意接受的方式实施法律,建立民众更期望的法治秩序。基于传统文化建立起来的法治秩序,会潜移默化地影响民众对法律的态度。从内心认可法律,为实现法治建设提供有利的非制度性支撑。     

社会变迁与中国法律文化变迁

社会变迁制约着法律文化的变迁。从"义务为本"向权利本位的过渡、从注重公权到保护私权,是我国法律文化变迁的特征。在我国法律文化变迁的过程中,借鉴西法文化、弘扬中法文化传统则是一个值得人们关注和思考的问题。"融通古今"、"会通中西"应是建构中国特色法律文化的不二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