村民自治中少数人利益被侵害问题及对策研究

村民自治萌芽于20世纪80年代,随后在中国农村这片广袤的土地上发展壮大。它给农村带来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但由于观念上的制约、法律制度层面的不足、对少数人利益的漠视及村民自治过程中行政制约的缺乏等,当前我国村民自治过程中少数人利益被侵害现象尤为严重。解决好少数人的利益问题,必须从制度建设、村干部守法意识和村民的维权意识以及建立监督约束机制等方面入手,进一步加强制度建设,构建良好大环境;破除陈旧落后观念,增强村干部的守法意识和村民的维权意识及加大对村民自治运作过程中的监督和约束力度,从而逐步减少少数人利益被侵害现象的发生。     

经济欠发达地区农民政治参与存在的问题及对策

农民的政治参与状况直接影响和制约着当代中国社会政治文明的进程。江西省都昌县黄村农民政治参与案例显明,在经济落后的农村地区,村支部往往取代村委会行使村级事务的决策权和管理权,当选的村干部不为民谋利甚至以权谋私,又缺乏必要而有效的约束,结果造成村支部与村委会、村民与村干部关系紧张,村民政治参与意识冷漠,遇事多采取制度外政治参与方式维护自身权益,导致整个社会管理运行成本的增加。解决问题的途径是,从制度创新、经济发展、文化教育、社团建设、政治宣传、舆论监督等方面入手,通过村民自治实践培养村民的政治参与意识,培育和壮大农村市民社会,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提供政治环境和制度支持。     

“空心化”、老龄化背景下我国中西部地区村干部监督机制改革与完善探讨

作为社区自治组织的负责人,村干部的行为主要受村民监督,但目前我国中西部地区农村人口"空心化"和老龄化格局势必对村干部的监督力度、监督质量和监督效率产生消极影响。只有通过大力发展农村经济,完善村干部经济和政治激励,提高农村居民和村干部的收入水平;加强农村信息化建设,改善村务公开、财务公开及村民监督条件;调整和细化相关监督处罚政策;整合多种监督机构,设立村民监督委员会;充分发挥外出务工经商人员的监督作用;完善惠农强农政策的落地机制,减少中间环节等措施,才能解决村干部监督机制的改革与完善问题。     

基层社会管理视角下的农村干群关系

在进一步加强和完善基层社会管理和服务体系的背景下,我国农村干群关系是基层社会管理工作的一项重要内容。当前,我国农村干群关系存在村民对村干部信任缺失、干群关系日趋紧张及村民政治参与渠道不畅等问题。村干部素质不高、舆论错位与司法保护缺失、农村治理模式落后等是造成这些问题的原因,应在加强村干部教育、改善村干部待遇、增加村干部自主决策权、完善司法保护以及践行精英治村等方面做出改进。     

论《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的修改

《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修订草案）已于2010年10月28日第十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七次会议通过。运用比较法,分析这次修改的具体情况以及修改后《村组法》存在的主要问题。认为修改后的立法从多方面完善了村民自治制度,丰富了村民自治组织体系,拓展了村级民主的参与渠道;但在村委会的设立原则、村干部补贴发放标准、选举规则等方面均存在一些不足之处,有待进一步完善。     

竞争性选举对村干部行为的影响

运用理性选择制度学派的观点进行分析 ,可以更清楚地了解村委会选举制度引入中国农村 ,对村干部行为的深刻影响。一方面 ,竞争性的选举使得决定村干部去留的权力由乡镇干部转到村民手里 ,村干部为了在换届选举时连任 ,都要致力于为村民做一些实事 ,注意不得罪太多的村民。另一方面 ,村干部也会积极处理好与乡镇的关系、贯彻上级的政策 ,因为他们要做好自治范围内的事情 ,很大程度上也取决乡镇的帮助和支持。     

论完善村民自治救济制度的原则与方案

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对村民自治救济制度无实质性修改,存在救济不周延、缺乏司法救济、未能确立村民的救济主体地位等问题,因此仍需完善。完善村民自治救济制度应在遵循内部救济穷尽性、司法最终性、救济制度法制化三原则的基础上,选择具体列举与抽象概括相结合的制度设计模式。     

村务质询制度一圈内圈外的实质转变

村务质询制度．有效地调动了村民参与村级事务民主管理的积极性．在村干部与村民之间开辟了一条面对面交流的新途经．是强化村务公开、推进农村民主进程的好措施．是密切干群关系的好载体。推行重大事项公开询问和质询制度，使村里的重大决策、财务收支等情况变得更加透明．从源头上减少村干部违法违纪行为的发生．促进了农村基层党风廉政建设：及时了解群众诉求．     

信访制度下村干部的多重身份和生成逻辑

村干部因直接接触上访群体和落实信访政策而成为信访研究热点。多数研究文献对村干部的定位是上访事件筛选者,忽视了村干部在信访制度中的多重身份。在转型时期的信访制度下,村干部不仅是沟通“国家—社会”的双向代理人:既协助国家维持基层稳定又嵌入乡村社会关系网络中;而且可能成为上访制造者:或因侵害村民合法利益使自己成为信访事由,或因治理需求和私利驱动参与村民上访。这些都表现出信访场域中村干部的身份的复杂性,其生成与“国家—社会”的结构夹缝、信访制度的刚性和资源下乡的拐点密不可分,分析这三重逻辑有助于全面理解基层官员与制度运作之间的互动和乡村治理权力再生产的过程。     

我国村民自治中贿选治理制度的现状与完善

针对我国村民自治中的贿选现象,我国现在的治理制度还不完善.对于贿选还缺乏权威、全面的界定.对贿选结果的处理及贿选法律责任的立法不健全,操作性不强,甚至缺乏刑事处罚依据.受理贿选举报,申诉机关在案件的受理、处理等方面都需进一步协调.完善贿选治理制度需要从完善村委会选举制度、选举程序制度和加大对贿选的法律惩治等方面抓起.     

司法改革的目标与司法模式——基于政治与司法关系的改革思路

政治与司法的关系是宪法的基本命题,是世界各国司法改革的基础.中国司法改革应当立足于政治体制层面,着眼于改进政治与司法的关系,关键是建立和完善政党与司法的结构关系,在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基础上确立司法改革的走向和司法相对独立的目标,从宏观上理解和把握司法多元化模式、司法相对独立的内涵和违宪审查制度的政治特征,赋予政治与司法关系以宪政意义,从政治的全局与宪政的高度审视、构想和推进司法改革.     

司法大数据与司法公正的实现

司法大数据是司法活动与大数据科技的结合及其在司法领域的积极运用。司法大数据以裁判结果为载体，融合了立法与案例的多种信息与数据资源，为法官审判案件提供了可依据的数据支持，可帮助法官形成对案件的认知和判断，对司法公正具有积极的“正功能”。但司法大数据在提升审判质效的同时也会因为数据科技的缺陷给司法公正带来“负功能”。因此，应重视数据标准和规范的建设，提升司法大数据使用的合理性和安全性，消除“数据陷阱”，让大数据切实助力司法公正的实现。     

论司法审判与司法行政之分离

司法审判与司法行政之分离有坚实的理论基础 ,即 :分权制衡理论、程序正义理论和司法效率理论。审判与司法行政之分离的立论根本我国现行司法体制中 ,司法审判与司法行政的职能分工不明 ,不利于实现司法公正和效率的双重价值目标。司法审判的本质是判断。实现司法审判与司法行政事务相分离 ,是司法体制改革的必然要求。因此 ,按照积极稳妥的原则进行改革 ,将法院的司法鉴定业务、裁判文书的强制执行权和法院内部的其他司法行政事务分离出去 ,主要交由司法行政机关管理 ,以便法院能够独立公正地行使审判权     

司法权监督问题研究——以刑事司法活动为视角

司法权是国家权力体系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对其进行监督非常必要。从司法权监督方式来看,我国已初步建立起由国家权力机关的监督、专门法律机关的监督、新闻传播媒体的监督、社会公众的监督等构成的司法权监督体系,但每一种监督方式在当下又面临着各自的缺陷与弊端。司法权监督任重而道远,未来的司法权监督应当走向规范、有序、实效和理性。     

司法平等与弱势群体在司法过程中的权利保护——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分析视角

司法平等是司法公正的核心内容,关乎着司法公正及社会正义的最终实现。正是基于这样的意义,司法平等一直广受关注。而探求司法平等,就不能回避与之密切相关的另一个问题,即弱势群体在司法过程中的权利保护。在以马克思主义立国的我国,我们有必要寻求司法平等及弱势群体在司法过程中的权利保护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依据,以深化对司法平等及司法公正的认识,同时,这也对目前影响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构建的弱势群体问题在司法领域的弱化和解决有着一定的意义。     

设立司法投诉委员会:强化审判监督

我国司法制度与人民民主权利及经济、社会发展不相适应,司法能力与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司法需要不相适应,司法腐败日益凸显。不公正的司法判决不仅背离了公民的根本利益,而且引发了社会成员对法律与法院的不信任情绪,对社会稳定产生了极其恶劣的影响。地方性司法和司法监督方式是造成司法腐败的制度性因素。应当在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代表大会设立司法投诉委员会接受终审裁决的原被告当事人的投诉,一则使人大在任命法院人员时依法真实地授予他们审理权限,同时也真实地加于监督管理,力求司法公正;二则对我国目前地方性司法设置一个监管性闸门。     

司法体制改革背景下的审判委员会制度——以司法责任制为切入点

审判委员会工作机制改革,是当前健全审判权运行机制的重大问题。而落实司法责任制则是这一问题中的突出难点。地方法院对审判委员会制度的局部改良及其成效和问题,成为准确定位审判委员会制度、科学评估司法责任制落实状况的注脚。以此实践层面的地方改革和理论层面的定位评估为基础,进而提出限缩讨论范围、完善运行模式、增加开庭审案职能等建议,以最终实现完善审判委员会工作机制、有效落实司法责任制之目标。     

从冕宁司法档案看清代四川土司的司法活动

一般认为土司司法活动在清雍正改土归流以后逐渐消亡,但从冕宁的司法档案来看,一直到清末,冕宁的土司还在流官的管理下,参与地方的司法活动.活动内容涉及组织土兵维护治安、参与审判与调解、协助缉拿逃犯,但土司的活动受到国家的监控,这是清代少数民族混居地国家通过土司管理民族事务的最好体现,也是流官与土官管理、协助、配合共建社会秩序的现状.     

司法改革的动因及其制度设计

职权活动的随意性、浓重的地方主义意识与诉讼的拖延及生效判决的执行不力,加之司法官员腐败案件的频发,这些都严重地损害了司法机关的权威与尊严,动摇着人们对于法治国家的信心。司法公正的实现有赖于相当力度的司法改革,革新现行的司法人事制度与组织系统,创建有限独立的司法体制是改革成败的关键所在。     

能动司法与司法改革

回到事实本身是澄清能动司法相关是非的基础和前提.能动司法既不是新发明,也不是舶来品,中国当下的能动司法是司法改革政策调整后人民司法传统复兴的产物.能动司法强调的是司法中人的作用,其本质上是一种贤人司法.最理想的社会治理图景是在拥有法治的同时也拥有贤能的司法者,故作为贤人司法的能动司法具有普世的价值和广阔的发展前景.中国司法改革的目标和使命是建立和健全一套符合法治精神的现代司法制度,能动只是中国司法改革过程中应当固守的一种道德优势,如果在还没有实现法治之时就将主要精力用于追求司法者的贤能上则是改革的错位和跑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