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救助的国家责任之研究

社会救助旨在维护社会成员的生命权和生存权,满足社会成员最基本的需求。本文通过分析我国社会救助的现状和不足,借鉴国外先进经验,立足本国国情,提出我国现代救助体系的健全和完善,需要国家责任的全面确立,并从理论层面上提出一些加强社会救助的国家责任的可行性建议。     

从“吃了吗”到“你幸福吗”

20多年前,人们见面互相问候最多一句话就是:“你吃了吗?”而在我的老家,由于经常吃不上干饭,吃饭多是喝汤,所以常问的是:“喝汤了吗?”现在,     

慈善公益类社会组织参与社会救助的实效调研--以“4·20”芦山地震为例

“4·20”芦山地震发生后,慈善公益类社会组织反应迅速,在抗震救灾中发挥着重要作用。据不完全统计,近500家慈善公益类社会组织迅速参与到芦山的抗震救灾中,在灾民安置、物资筹集、心理抚慰、维持秩序、志愿者培训等方面发挥政府救灾助手作用,成为抗震救灾的生力军。通过对四川省慈善公益类社会组织在此次芦山抗震救灾的参与方式、特点、范围及持续性等现状进行调查访谈,分析社会组织整合社会力量参与救助的经验与不足,以期为构建科学的社会组织管理模式提供参考建议。     

社会救助事业中的国家与社会关系探析——以南京国民政府时期(1927-1937)为例

20世纪二三十年代民间社会力量不同程度地担负着社会救助的重任,成为国家治理社会不可或缺的重要力量.在参与建构社会救助事业活动中,民间社会组织的救助活动旨在救助弱势群体,维护既有社会的政制及社会秩序,协助国家渡过困境;而国家也正是借助民间社会组织的强大力量,协助其开展对弱势群体的救助,从而实现社会秩序的稳定,维护其统治地位.在中国社会救助事业这一“公共领域”内,国家与社会的关系是具有中国传统政治文化与近代色彩的双重特征,是一种中国本土化的关系,它不具有西方社会中公民社会怀疑国家权威、制衡国家的自由主义模式,而更多体现的是公民社会的国家主义模式.     

我国社会救助政府责任的回归——基于对责任主体责任划分的探讨

政府是我国社会救助中重要的责任主体,随着时代的变化,政府所承担的责任是在不断发展变化的。社会救助责任社会化、市场化的趋势并不完全适应目前社会救助事业的发展模式,由于社会救助本身的特殊性和目前责任主体综合能力的考量,政府在目前的社会救助事业中应该承担全面责任,也就是我国社会救助责任主体划分中政府责任的回归。     

“对自我救助的帮助”——社会工作价值观对社会救助的介入

中国传统社会救济价值观源于道义性。城市居民社会救助制度是对传统社会救济的根本性改革,随着社会救助的制度化与科层化,我国社会救助制度需要构建新的社会救助价值观。"对自我救助的帮助"即是以助人自助为核心的社会工作价值观介入社会救助后,对社会救助价值的新理解,它既有助于在全社会范围内弘扬以人为本的现代救助理念,也有益于在实施社会救助的同时培养被救助者的自尊、自强、自立意识。     

如何实现社会救助的“社区化”管理

社会救助的“社区化”管理是发展趋势,实现救助管理工作重心下移,才能提高救助效率,降低救助成本,形成条块结合、部门协作、上下联动的现代救助管理服务网络。     

社会救助制度政府责任的正当性及其限度——基于伦理学视域的分析

社会救助制度关系社会财富的再分配,也就必然涉及到国家和政府的责任问题。国家和政府在社会救助制度中承担何种责任是一个复杂的现代性政治伦理问题。社会救助制度责任主体的历史变迁整体上经历了三个基本阶段,即个人责任阶段、过渡阶段和政府责任阶段。社会救助制度政府责任的正当性首先源于国家的公共性本质,其次源于现代社会分配正义的价值诉求。市民社会与国家的伦理张力,社会救助制度责任主体的多元性,以及社会救助制度的道德风险决定了社会救助制度政府责任的限度。     

从“援助导向”到“发展媒介”:人口较少民族贫困人口社会救助策略的转变

在计划经济体制下,"援助导向"的社会救助保障了人口较少民族的生存权。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对他们应主要实施"发展媒介"式救助。从生存到发展策略的变化,与激发内生动力、增强自我发展能力的精准脱贫基本原则渐趋一致。人口较少民族发展现状、参与市场经济活动,使对他们的社会救助具有样本意义。从横向和纵向比较的角度,要对人口较少民族给予宏观和微观上的"发展媒介"式救助。鉴于人口较少民族历史发展基础、自给半自给经济特征、参与市场经济活动能力、个体农牧业边际收益等问题,对这一群体的"发展媒介"救助,应主要集中于流动与迁徙、教育与医疗、就业领域,提高他们参与市场经济增长、分享经济发展成果的能力。     

社会救助（保障）制度的哲学探讨——评介《社会救助制度的伦理考量》

社会救助作为一种现代性社会公共制度,是现代国家社会保障制度的重要子系统。社会救助制度以维护社会弱势群体利益为根本宗旨,是保障人的尊严,促进社会公平正义以及促进社会安全与和谐的重要制度设计。高度重视社会救助（保障）制度问题,是当前我国加强社会建设,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要主题。     

“后小康时代”社会救助制度的调整优化——基于发展型社会政策视角

我国现行生存型社会救助制度已经无法顺应“后小康时代”农村贫困形式变化的需要、无法满足社会救助高质量发展的要求、无力助推乡村振兴的实施,迫切需要进一步的调整和优化。基于发展型社会政策的视角,“后小康时代”我国社会救助制度应该向积极和发展型社会救助制度转变：价值理念上,从消极被动的事后补救转向积极主动的事前预防;制度目标上,由满足贫困群体低层次需求转向兼顾高层次需求;救助主体上,从政府主导转向多元参与;救助对象上,从政策受益者向政策边缘人延伸;救助方式上,从“授人以鱼”到“授人以渔”;救助体系上,由“碎片化”到“整体化”。转变。     

社会救助“联动服务”模式研究——基于对广西G市救助管理站的调查与思考

基于G市救助管理站针对成年流浪乞讨人员实施的物质救助与心理救助联动服务模式的调查,分析该模式的制度效果、社会效用与不足之处,提出在服务项目联动之外,进一步建立公共部门间服务联动机制,救助管理站与外部社会间联动服务机制以推进社会救助的完善和发展。     

如何实现社会救助的“社区化”管理

社会救助的社区化管理是发展趋势,实现救助管理工作重心下移,才能提高救助效率,降低救助成本,形成条块结合、部门协作、上下联动的现代救助管理服务网络。成立工作队伍,健全工作制度各街道成立本辖区救助管理咨询服务领导小组,在实施属地管理、建立街道社区专管队伍的基础上,进一步巩固、壮大原有的街道、社区救助专管人员队     

为何故、为了谁我们去看护?——环境伦理、责任和气候正义

环境伦理,以及与之相关的责任和气候正义在全球范围内越来越具有重要性和紧迫性,需要整合东西方诸种文化资源对环境及环境伦理作出新的理解.其中尤其重要的一点是,我们不是地球的主人而是客居于地球.在此思想背景下,责任观念尤其重要.而气候正义也是环境伦理的重要问题,从环境伦理的角度可以为气侯正义概念分析出不同的方面,并提出具体的指导原则.从伦理的角度看,环境问题是威胁也是机遇.     

论我国社会救助中的监督管理机制——基于“张海超事件”后续发展的思考

《社会救助暂行办法》的实施,结束了我国社会救助制度"碎片化"的局面。社会救助作为维护公民基本尊严的托底制度,理所当然需要严格监管。"张海超事件"的后续发展暴露出当前我国社会救助中的监管机制存在着审查标准不够细化、执行程序过于简单、救济程序不完善等问题。《社会救助暂行办法》作为临时性法律,只是从宏观层面上完成了社会救助的笼统性规范,却无法进行具体规制。为了更好地实现救助目的,维护社会稳定,保障人权,民政部门有必要通过行政立法对《社会救助暂行办法》进行相关制度配套,从而完善我国社会救助中的监管制度。     

你幸福了吗？——一个文化培训圈里人浅谈“幸福”

大概是我骨子里已然流淌着亦文亦商的血液,又偏偏有将这二者极好融合的行当,于是彷佛冥冥中的感召亦或牵引．我毅然从事了我所想要的事情。那些年过得充实且专注,我是幸福的。     

社会救助政策的“负激励”风险及其防范

通过梳理现行中央和地方政府的社会救助政策,归纳现有政策中存在的“负激励”风险,主要包括：救助资格认定方式单一,救助权责界定模糊,就业扶持与激励力度不足,专项救助瞄准偏差与救助待遇简单叠加。这导致相当一部分适龄劳力的受助者缺乏主动摆脱贫困、积极再就业的意愿。防范社会救助政策的“负激励”风险,关键在于努力实现从给钱给物型的被动型、生存型救助保障,转向注重能力建设、提升自我发展的综合型社会救助。应该建立“支出型贫困”救助,明确实行分类救助,准确定位各救助项目功能,实现救助权责统一,加大就业援助与政策激励,激发受助者再就业主动性,强化“能力援助”,提升自我脱贫能力等。     

社会治理“四化”视角下城市困难群众社会救助模式创新研究——以合肥市瑶海区S街道为例

随着我国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的转型,城市出现一个问题,即城市困难群众。这些群众由于各种原因陷入生活的困境,如何对城市困难群众进行社会救助,考验着基层政府的治理能力。以合肥市瑶海区S街道为例,研究城市困难群众的社会救助模式。下一步还要在基于社会治理社会化、法治化、智能化、专业化的基础上,对社会救助模式进行创新。     

现代社会的伦理观念变革——从信念伦理到责任伦理

我们所生活的现代社会从某种意义上就是风险社会。随着理性的张扬,科学技术无止境的发展,人类制造了许多文明风险,我们生活在各种社会风险之中。同时,在现代社会里,人类面临的风险状况已经发生改变,各种人为的文明风险在社会风险中开始占据主导地位。这种情况下,人类开始从伦理方面寻求应对的希望。然而,传统的伦理理论主要属于信念伦理的范畴,它注重行为所依据的动机和目的,而忽视了目的和手段之间的关联,不重视对责任后果的承担,因此,它难以契合风险社会要求对行为后果的关注。而责任伦理则和现代社会有诸多契合,它认为道德的根据主要在于行动的后果,它要求行为者对自己行动的后果负责。面对如此复杂的生存环境,我们应该进行伦理观念的变革,实现从信念伦理到责任伦理的转变。     

“新财产权”理论视角下的社会救助权及法律保障机制

美国学者查尔斯·A·赖希的新财产权理论认为,在现代社会,政府开始成为财富的主要源泉,个人的财富越来越多地依附于政府,由政府供给产生的新型财富已成为新的财产权类型,这种权利类型需要特殊的保障机制才能实现。作为现代国家典型的物质给付行为,社会救助对传统的财产权产生了重大影响,社会救助权与新财产权在形式和本质上高度吻合。国家承担的财政责任和维护公共利益、实现社会正义的职能决定了国家应有所作为,社会救助的行动类型包括生活救助和急难救助,社会救助中的各种违法犯罪现象会引起法律责任的产生,这三者三位一体,共同构成了社会救助权的义务谱系。按照新财产权理论,社会救助权应通过宪法规范、实体约束、程序保障和司法救济来构造自身的法律保障机制。唯有如此,社会救助实践才不会因游离于法律规范之外而显得随意和不确定,才能使社会救助不是道义和慈善行为而具备法治意义上的必然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