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隐名股东确认之诉

随着公司隐名出资的日益增多,司法实践中诉请确认隐名出资人股东资格的案件也越发常见。我国《公司法》对此无明确规定,造成司法实践中的困难。笔者从与隐名出资相关的法律规定入手,提出隐名股东资格确认之诉应遵循的原则与基本路径。     

有限责任公司隐名投资人股东资格认定——对《公司法》司法解释（三）的再思考

长期以来由于我国公司立法的滞后,实务中有关隐名投资纠纷的处理一直处于混乱状态。2011年《公司法》司法解释（三）出台,该解释旨在解决司法实务的困境,确认了隐名投资人的存在、权益和责任。但有关隐名投资人股东身份认定问题没有提出一个完善的标准。本文拟从有限责任公司股东特征和认定标准出发,分析了隐名投资人的特殊法律地位．并提出了确认隐名投资人股东资格的三标准。     

公司诉讼中的法律解释 ——以隐名股东法律问题为例

［摘要］法官应该在公司诉讼中充分发挥法律解释的作用,正确理解、适用公司法。从公司法规定的确认股东身份的要件分析,隐名股东不具有股东地位;披露股东身份属于强制性规范,不允许当事人通过协议约定是否披露;公司可以依照意思自治的原则对内部事务进行安排,但公司登记事项不在此列;不承认隐名股东的股东身份是符合社会正义原则的,反之,则违背了秩序原则。对于隐名股东的出资应该认定为显名股东的不当得利,责成其返还。     

隐名股东的法律界定

隐名股东是指在公司内部和（或）外部隐瞒自己的真实姓名或名称,以他人名义或虚拟主体的名义向公司进行股权投资而实际承担出资义务的公司实际投资人。隐名股东不同于干股股东和空股股东;隐名股东的产生有其经济、制度、社会等诸方面的原因;根据不同的标准,可对隐名股东进行多种分类;非协议隐名股东与名义股东之间不存在协商一致的合同法律关系;协议隐名股东与名义股东之间有的是一种信托隐名投资合同关系,有的是一种委托隐名投资合同关系。     

谈谈隐名合伙人权益的保护

隐名合伙的出现已成为促进我国经济发展的一新生物。而隐名合伙的特殊性使得在法律上确定隐名合伙人的合法地位和保护其合法权利比较困难，这对公正地解决因隐名合伙而产生的纠纷显然是不利的。因而我国的法律应就其特殊性制定出对应的规定。     

隐名股东资格认定及其责任承担

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投资领域异常活跃,经济领域中出现了大量的隐名投资行为,由此产生了隐名股东。由于我国现行公司法未对隐名股东资格认定作出明确规定,致使在司法审判实践中法院对这类纠纷的处理结果比较混乱,使得隐名股东与显名股东之间的责任难以划分。隐名股东的资格认定标准及其所应承担的法律责任,应从隐名股东的成因进行分析,并对规制隐名股东进行相关立法。     

隐名股东投资合同解析——以《公司法》司法解释(三)第25条为基础

《公司法》司法解释(三)第25条认可了隐名股东的存在和地位,隐名股东与显名股东之间依据投资合同确定相互间的权利义务关系,尤其是隐名股东的实际出资义务和投资权益,投资协议据此成为显隐股东之间的关键合同。投资合同的核心内容是投资权益,可将该权益的范围解释为股东自益权,但不应当包括共益权,显名股东行使共益权以不得恶意损害隐名股东利益为原则。     

股权隐名投资合同的性质认定及效力边界

股权隐名投资由实际出资人—名义股东—目标公司三方主体,以及两个连环合同关系构成。由于实际出资人在订立合同前并不持有股权,与目标公司不存在法律关系,故实际出资人与名义股东签订股权隐名投资合同只能产生债权,公司法只承认名义股东的地位及享有股权。在判定规避法律强制性规定的股权隐名投资合同效力时,应坚持“一般无效,例外有效”的基本立场。股权隐名投资合同无效或解除仅导致实际出资人与名义股东间的权利义务终止,不影响名义股东与目标公司间的法律关系,名义股东继续享有股权,但是其独享股权权益构成不当得利,故应返还不当得利,并就股权增值部分公平分配。     

代持股权执行异议之诉的审判困境与破解

我国现行法律及相关司法解释对有限责任公司代持股权的执行尚缺乏明确规定,司法实践中法院对此类案件的处理也存在争议。对《公司法》第32条第3款所称的“第三人”可通过立法解释或司法解释明确其含义,提供统一适用标准。当显名股东为被执行人时,隐名股东不得对抗执行代持股权;当隐名股东为被执行人时,显名股东能否对抗执行,人民法院应当分情形处理。     

论股权代持的法律性质和效力

在《公司法》即将迎来第六次修改之际,明确股权代持的法律性质和效力有助于在鼓励投资兴业与维护交易安全之间实现动态平衡与同频共振。鉴于信托法承认信托财产的独立性和信托义务的严格性,除非隐名股东与名义股东另有特别约定,应运用信托关系去解释和梳理股权代持关系。要基于“法无禁止即可为”的现代法治理念,充分尊重和有效保护股权代持的效力。股权代持关系的效力包括对内和对外两个维度。就对内关系而言,要大力弘扬契约精神和信托文化,要全面夯实隐名股东的知情权、收益权、股权行使策略调整权、股权处分撤销权、名义股东解任权、治理参与权和显名权等一系列权利。就外部关系而言,外观主义是化解隐名股东与善意第三人之间权利冲突的基本原则。善意取得制度适用于股权代持情形,有助于维护交易安全,改善股权流动性。在强制执行程序中,隐名股东也应礼让名义股东的善意债权人。但若名义股东的债权人明知或应知名义股东与隐名股东之间的股权代持关系,则不适用外观主义原则。为尊重当事人意思自治,对股权代持的效力应采取“原则有效、例外无效”的价值取向。为严格限定无效股权代持协议的范围,建议导入“三步法”思维,精准识别效力性规范。裁判者援引“公序良俗”确认股权代持无效时更应慎之又慎。     

论隐名股东的股东资格认定——兼谈我国公司法司法解释三相关规定的完善

认定隐名股东的股东资格应遵循公示主义和公信主义原则,优先保护善意第三人的信赖利益,以维护交易安全和便捷;保障当事人意思自治和合同自由原则,保护公司实际投资人的利益,以鼓励投资;遵循公司资本充实和不变原则,维护公司的长期稳定的存续和发展,体现现代公司法的企业维持理念;遵循诚实信用和公平原则,维护公司利益相关者之间的利益平衡.原则上可认定冒名股东的股东资格,但有限责任公司冒名股东的股东资格认定,还须经其他股东半数以上同意;假名股东具有股东资格;信托人身份的借名股东不具有股东资格;委托人身份的借名股东的股东资格认定应区分公司外部和公司内部进行,在公司内部委托人身份的借名股东的股东资格应按照我国合同法关于隐名代理的规定予以认定.     

不同主体股权转让问题探讨

在法律实践中,隐名投资作为一种非常规的投资方式,其所引起的纠纷除了涉及隐名股东与名义持股人内部协议履行的问题,亦有隐名股东、名义持股人因公司经营或股权利益分配导致的与公司或第三人之间的纠纷。本文基于最新的《公司法》司法解释三,对隐名股权的转让问题进行分析;同时,股权基于其财产权的属性可作为夫妻之间的共同财产,但法律和司法解释均未对夫妻之间在离婚阶段难以协商一致时如何认定股权归属和收益归属问题进行规定,本文将对若干可能情况下的该问题进行法理上的阐释。     

一份股权纠纷判决引发的法理思考——隐名出资人是否有权查阅公司账簿

中国公司法明确规定了有限责任公司股东的账簿查阅权,隐名出资人是否享有此权利关键在于其股东资格的认定。学界、司法界在这一问题上观点不一。从法律解释的角度分析,“实质要件说”中的“参照股权转让规则说”应当得到适用。享有股东资格的隐名出资人欲自己实际行使包括账簿查阅权在内的股东权利,应将股权变动的情况通知公司。有效的通知到达公司后方可产生对抗公司的效力。      

试论我国公司中国家股股权的法律地位──兼论《公司法》第4条的完善

我国公司法第4条规定：公司享有由股东投资形成的全部法人财产权；公司中的国有资产所有权属于国家．“法人财产权”的提出，对于国有企业两权分离思路是一个进步，而对于民法通则即已确认的其它企业（包括公司）法人所有权制度是一个倒退。现行规定势必破坏我国公司统一的财产基础，使公司的产权关系混同于合伙中的共有制，也为同股同权设置法律障碍。摒弃法人财产权，确认公司法人所有权，从根本上突破我国所有权理论和制度的局限，迫在眉睫。国家与其它投资者投入公司的资产，无疑同样全部转归公司所有，全体投资者取得相应的股权。公司以财产所有人的身份对外开展活动并承受其行为结果，而公司的利益即是全体股东的利益，由国家与其它股东一样扶持股比例分享。国有资产所有权股权化后，国家不能既当股东，又仍以“公司中的国有资产”所有权人的身份自居。这并不损害国有资产的权益，在当前还会起到盘活资产存量，积聚财政资金，有效配置资源等积极作用。     

国企改制中股东“退股”制度的法律分析

从分析东北国企改制的特殊背景入手，明确了改制后的公司与《公司法》所规定的“有限责任公司”的不同之处：股东没有真实出资；“退股”不等于“抽逃出资”。并在此基础上依据现行法律规定对“退股”行为的性质及效力进行了探讨，个别股东退股后应变更股东名册，而工商登记事项的变更仅起公示的作用。     

论我国合同法确认隐名代理的必要性

我国合同法对于隐名代理制度的吸收适应了市场经济发展的需要 ,突破了长期以来我国民法代理制度中仅限于显名代理的规定 ,使得我国民法中的代理制度更加完整、全面。文章通过对大陆法系中的显名代理、英美法系中的隐名代理及隐名代理在现代商品经济生活中对传统显名代理的冲击的论述 ,明确了我国合同法确认隐名代理的现实意义及必要性     

论隐名投资合同的效力要件

隐名投资合同效力的认定,不仅关系到隐名投资人与名义股东的利益,也关系到隐名投资所涉公司、公司其他股东、公司债权人、隐名投资股权受让人等合同外第三人的利益,甚至影响到交易安全、市场秩序维护、经济发展等国家利益或社会公共利益。因此,对隐名投资合同进行效力认定,应对隐名投资合同当事人主体、合同内容以及合同形式三方面的效力要件进行全面考量。     

隐名合伙相关问题研究

隐名合伙是合伙的一种特殊形态,具有与普通合伙迥异的法律特征和法律效力.隐名合伙在国外已有千年的历史,对西方国家经济发展起到了良好的促进作用.我国民商事法律未确立隐名合伙制度,系现实存在立法障碍所致,故立法应首先肯认隐名合伙制度,再辅之以有效的配套措施,消除其不利因素,从而维护交易的公平、安全以及社会的稳定.     

论有限责任公司的人合性

人合性是公司与股东及股东与股东之间的内部关系而非外部关系,是有限责任公司本质属性。人合性是有限责任公司股权转让、治理结构法律制度的理性基础且通过其彰显自身,两者之间存在互动关系。我国《公司法》很好地实现了人合性与有限责任公司法律制度之间的良性互动,平衡公司与股东及股东与股东之间的利益关系,体现了法律对股东的制度关怀。      

企业改制分流如何构建和谐稳定的劳动关系

国有企业的改制分流是让职工带着资产、带着岗位走向社会,成为改制企业的员工和股东,改制创办面向市场、独立核算、自负盈亏的法人实体,多种分流安置企业富余人员。同时将原主体企业与改制职工解除劳动合同按规定支付的经济补偿金全部转为改制企业股权,并设置经营者岗位激励股机制,以增强职工主人翁意识,强化企业与职工的认同程度,企业与劳动者有了共同的利益趋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