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启超小说理论的现代性及其矛盾

虽然梁启超主张“政治小说”,认为小说要为启蒙,为“新民”服务,是一种事功文学观,但实际上他的小说理论具有浓厚的现代性,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小说批评话语的现代转型,二是以启蒙现代性置换审美现代性,尽管如此,梁启超小说理论的现代性也充满了难以克服的矛盾。     

审美现代性视野中的米兰·昆德拉

与卡林内斯库的审美现代性理论不同,米兰·昆德拉提出的“欧洲小说”观念,是以审美现代性对抗“资产阶级的现代性”的源头所在。米兰·昆德拉在小说理论和创作实践中展现出了对资产阶级的启蒙现代性的批判,和对审美现代性立场的坚执中产生的反省,阐述了他独特的“欧洲小说观”与审美现代性起源新说。他站在小说家的立场上,以审美现代性的态度,审视和评判现代生活,深入地考察了现代人生存中的一系列现象：媚俗,舞者,轻与重,快与慢,记忆与遗忘,革命、鸟托邦与抒情姿态,等等,犀利地揭示出其中的现代性悖谬。     

"都市民间"与当代叙事的现代性

“都市民间”理论的提出,表明1990年代以来文学“无名”格局中的知识分子参与中国都市小说叙事的一种新的观照方式。知识分子的审美分析与精神启蒙构成当代都市叙事现代性追求的核心。     

审美与启蒙——梁启超小说美学思想新论

从主客体两方面创造性地分析小说的审美价值,论证了小说在文学上的崇高地位,是梁启超小说美学的历史功绩所在,而过分夸大小说的社会作用则是他小说美学的理论局限。梁启超小说美学的优缺点都与他的资产阶级维新派的启蒙立场分不开。     

论梁启超对近代韩国思想启蒙及其小说革命的影响

梁启超被认为是中国开一代风气的文化大师,是中国思想启蒙和文学革命的先行者。他的论述给中国近代思想文化和文学带来了深刻变革的同时,对一衣带水的邻邦韩国的思想启蒙和小说革命亦产生了深远影响。凭借着《清议报》和《新民丛报》,梁启超成为近代韩国最知名的中国思想启蒙者。梁启超"小说界革命"的理论引发了近代韩国的"小说革命",而站在同情的立场上分析韩国的衰亡以及要求新民启蒙是梁启超及其著述能够在近代韩国产生影响的根本原因。     

启蒙现代性与五四文学的历史规定性

本文认同于五四文学思潮本质上不是现实主义或浪漫主义而是启蒙主义的观点,并从五四文学革命、五四文学创作和五四文学理论三个方面考察五四文学的现代性追求,对这一观点作了进一步的论证。本文认为,五四文学革命是适应启蒙运动的需要、作为思想启蒙的重要手段而发生和发展的,显示五四新文学实绩的鲁迅白话小说,就是启蒙主义的“遵命文学”,而五四新文化人建构的文学理论,也是以文学工具论为核心的启蒙文学理论。现代性包含两种不同的内容,一为启蒙现代性,一为审美现代性;前者表现为启蒙精神及其展开,后者表现为艺术自主性和自律性的确立。五四文学所追求的是启蒙现代性,而不是审美现代性。五四文学的这一历史规定性,决定了五四文学思潮的启蒙主义性质。     

“新民”与“立人”:梁启超与鲁迅启蒙思想之比较

鲁迅"改造国民性"和奴性批判的思想与梁启超"新民"和反奴性的思想一脉相承,都把奴性归为中国国民性的病根,进而批判造成奴性之根源的专制主义。但维新派政治家梁启超与批判知识分子鲁迅的启蒙思想又不无分歧:梁启超的"新民"以英国式公民为典范,旨在以中等阶级为基础而陶铸公民;鲁迅的"立人"则以尼采的"超人"式审美乌托邦为理想,旨在以"天才大士"为桢干而达致个性解放的"人国"。与立宪派领袖梁启超之拥抱民主的启蒙主义相比,无政府个人主义者鲁迅对民主之以多数压制少数的"多数暴政"和平庸化的批判,则使其启蒙思想具有"反启蒙的启蒙"色彩。梁启超追寻之现代文明的"社会现代性"与鲁迅崇尚之精神自由的"审美现代性",表征着一个现代化改革者与一个现代性批判者、一个启蒙政治家与一个启蒙文人深刻的思想分歧。梁启超之民族自由主义的政治启蒙与鲁迅之浪漫主义的精神启蒙,相映成趣。     

梁启超的法治概念：一个思想史的考察

早期的梁启超,立足于“救时”,以政治为业,他理解的“法治主义”,可以称为救亡本位的“法治主义”。晚期的梁启超,立足于思想启蒙,他理解的“法治主义”,可以称为启蒙本位的“法治主义”。1918年是一个转折点,可以视为梁启超的“法治主义”从救亡本位转向启蒙本位的标志性年份。粱启超的“法治主义”,是理解现代中国法治观念的一把钥匙。     

论梁启超对小说功用的理论创新

中国小说功用观由传统的消闲“小道”转变为现代的“启蒙”与“救亡”的“大道”，粱启超是功不可没的第一人。粱启超对小说功用的理论创新体现在两点，一是阐发了“小说有不可思议之力支配人道”，二是提出了“小说为文学之最上乘”的观念。其小说功用观内蕴“势力”与“效力”两个范畴，“势力”是梁启超从小说之体出发，发现小说具有作用于人心的潜在力量，它具体表现为小说具有“理想派与写实派”两种文体功能和“熏浸刺提”四种力。“效力”特指小说“势力”作用于“社会心理”而产生的影响，这种影响包括国民思想、性格、信仰、精神等，也包括社会道德、风俗、民族心理等等。     

梁启超与“现代”文学观念的兴起研究综述

对梁启超与“现代”文学观念(即具有现代性的文学观念)的兴起这一问题的相关研究大致分两条路线展开,一是对梁启超文学(文学观念)的现代性问题的研究,一是对梁启超的文学观念及其形成过程的研究。但这些研究相对来说比较零碎,有必要综合已有的研究成果,在现代性这一新的研究视角下对梁启超的文学观念作进一步系统而深入地研究,以便探讨中国“现代”文学观念是如何兴起的。     

现代主义小说的时间与审美现代性批判

现代主义小说彰显了审美现代性对启蒙现代性的批判张力,时间是这一张力中两者交锋的核心要素,因而,时间这一要素的探讨关系着对现代主义小说美学本质的认识。文章以时间为切入点,探析现代主义小说的时间特质——断裂的时间、冻结的时间、瞬间,继而揭示现代主义小说如何通过时间来实现对启蒙现代性的反思、诘问、批判与超越。断裂的时间是对启蒙现代性物化时间的直接否定,冻结的时间是主体对抗物化时间过程中自主性问题的探讨,而瞬间则是主体对物化时间的克服与超越。     

林徽因小说中的现代性解读

林徽因是在中西方文化熏陶下成长起来的作家。她具有两种文化身份和广阔的文化视野,因此,她的小说表现出较强的现代性意识。林徽因小说“世俗现代性”表现在对社会现代化、理性化的向往,对自由幸福人生的不懈追求。其“审美现代性”表现在对思想启蒙的怀疑;对现代社会的怀疑和批判;对淳朴乡村生活的向往;反对文学意识形态化,追求文学诚实地表现自我、表现人性。     

什么是启蒙:康德与福柯

本文通过分析康德和福柯对“什么是启蒙”的回答和认识,试图揭示启蒙在现代性、后现代性语境下的遭遇、意义以及三者的内在逻辑关联。启蒙的精神就是批判精神,启蒙不但塑造了现代性,也塑造了后现代性。作为一种批判的哲学态度和气质,后现代性和现代性一样,都是启蒙精神的时代表征。现代性运用先验分析的方法、理性的批判,确立了启蒙批判的否定性意义;后现代性运用考古学的方法、系谱学的批判,突显启蒙批判的肯定性意义。启蒙是一项伟大而未竟的事业,现代性有终结启蒙的危险,后现代性继续着启蒙的事业。后现代性对现代性的批判是对启蒙的再启蒙,它推进了启蒙的进程。     

形而上学地批判与重建——阿多诺现代性批判路径探析

在《启蒙辩证法》中,阿多诺与霍克海默围绕启蒙与神话之间的内在纠缠,阐述了启蒙理性囿于自身的抽象同一性原则而最终堕落为工具理性的统治,他们对“启蒙辩证法”的这种独特见解则体现了他们始终在形而上学范围内对现代性的批判路径;在《否定辩证法》中,阿多诺进而致力于阐发其“否定辩证法”所要表达的主客体之间的非同一性,旨在作为对传统形而上学同一性原则的“瓦解的逻辑”,同时他还假借“星丛”这个非同一性的“他者”概念,隐喻其对人类的“和解”、“共生”理想存在状况的渴望。在这个意义上,《否定辩证法》就体现了阿多诺在《启蒙辩证法》中对现代性的形而上学批判的基础上进一步地表达了他对现代性的重建,但这种重建就其本质而论仍在形而上学的范围之内开展的。阿多诺对现代性的形而上学批判和重建体现了整个西方马克思主义现代性批判的理论特质。     

《围城》：现代知识精英的神话破灭

《围城》是一部以中国现代知识分子为题材的批判小说,它以“出国留洋”问题、“高等教育”问题、“现代女性”问题为切入点,深刻反省了启蒙现代性所带来的真实效果。作品文本的中心主题是对现代知识精英的神话揭秘,其辐射意义至今仍对我们具有思想启迪作用。     

"改良"与"革命":20世纪中国启蒙逻辑的再诠释

改良与革命是20世纪两个十分显赫的关键词,也是与启蒙话语密切关联的实践路径。就启蒙本身而言,近现代中国有“弱势启蒙”和“强势启蒙”之分;就启蒙导引的现代性进程而言,又有“激进”与“保守”等理念之别。本文在百年启蒙历史的“骄嚣”中,梳理出了由两种基本路径组成但又由两种路径演绎出的形形色色的现代性谱系。     

在“批判启蒙”与“审美批判”之间——构建“全面的现代性”

“现代性”作为来自欧洲的观念,在历史上不断得到反思,主要存在两类反思的理路一类可称之为“泛审美现代性”,以波德莱尔为起点,中经齐美尔,直到福柯那里结束,他们面对现代性皆持一种“审美批判”的态度;另一类可称之为“批判启蒙现代性”,也就是在批判启蒙基础上来实现启蒙的“现代性”思想,它以韦伯为起点,直接穿越了从阿多诺到哈贝马斯的法兰克福学派两代哲学家。实际上,人们可以在这两种“反思现代性”之间“执两用中”,从而构建一种崭新的“全面的现代性”。这种现代性的“全面性”,就体现在“以审美中和主体性”、“以审美中介纵向理性”、“以审美平衡文化分化”、“以审美规划社会尺度”,从而走向一种“主体间性的交往原则”、“横向理性—感性的图景”、“文化间性的对话主义”和“新感性—理性社会”的通途。     

论中国现代小说批评的实践性品格

应用对实践具有浓厚兴趣就像理论对思辨充满兴味一样.背负沉重的启蒙与救亡使命,中国现代小说批评操持实用主义立场,其价值尺度的选择与确定因此全部指向现实实践:同时面向启蒙的现实、救亡的现实、小说现代性生成的现实,随之展开了它启蒙的文化实践;救亡的政治斗争实践;发展小说自身特性的文学实践;逐步建立了现代小说批评实践性品格.     

马尔库什的文化现代性批判及其启示

马尔库什的文化现代性批判主要聚焦于以科学和艺术为代表的高雅文化。他认为,文化现代性的内核仍旧是启蒙,而启蒙本身包含着理性和想象的对立和互补。马尔库什对现代性和后现代的理解既不同于以哈贝马斯为代表的现代性的拥护者,也不同于以利奥塔为代表的后现代主义者。在马尔库什看来,文化现代性是悖论的,一方面它呈现为一股批判性和否定性的力量,另一方面它又继续发挥着整合分裂的现代社会、为人们提供价值和价值观的功能。在当代,伴随着“作者已死”“艺术终结”“理论终结”的声音,现代知识话语被席卷进反本质主义或泛本质主义的“后理论”语境中,现代人生活在既有规范和标准逐渐失效的多元化、异质性的时代。在这样的生存条件下,马尔库什对现代文化一般特征的描述及其内涵的深刻辨析,无疑有着强烈的现实指向性和独特的理论价值。     

晚清"小说界革命"的雅俗定位与语言建构

梁启超集晚清小说理论变革之大成,从启蒙宣传的角度出发,提出了"小说界革命"的主张,引领了中国近代文学实践的一段主潮."小说界革命"改变了数千年中国文学对小说的雅俗定位,小说一跃成为"文学之最上层".由于白话发展水平的制约造成"新小说"还不够成熟的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