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农地产权制度变迁的逻辑及动力

农地产权制度变迁是农村土地制度改革的核心内容。我国农地产权制度变迁的内在逻辑主要表现为农地产权结构从“权能合一”到“两权分离”,再到“三权分离”的变动过程。农地产权制度变迁的内部动力来源于宏观层面上的原有农地产权制度不适应生产力发展的要求,微观层面上的农地矛盾、农民的主观创造性、原有农地产权制度安排对各项权能的分配不合理而导致的较高交易费用;外部动力来自于变迁主体的动机及变迁环境。完善农地产权制度变迁的动力机制需要规范政府力量在制度变迁中的作用,促进经济性因素在制度变迁中的推动作用,并有效发挥农民在制度变迁中的先导作用。     

新中国成立以来农村土地制度探索的经验与启示

新中国成立70年来,农村土地制度大致经历了三次重大演变,从中可将我国农地制度探索的经验总结为六大方面:坚持科学的思想路线,从实际出发推动我国农地制度改革;坚持马克思主义集体所有制思想与中国农村土地实际相统一;坚持集体统一经营和家庭分散经营相统一的农村基本经营制度;坚持农地制度的顶层设计与尊重群众创造精神相统一;坚持打破城乡二元土地制度壁垒,走城乡融合发展之路;坚持强化农民对农地集体所有权的认识与保持土地承包关系长久不变相统一。     

我国农村土地流转的制度经济学分析

剖析了我国以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农村土地所有权与经营权相互分离为主要特征的农村土地流转制度的变迁。通过农地流转制度的交易费用分析,得出集体推动型的土地流转制度将在长期的发展过程中逐渐优化并可能形成相应的正式制度的结论。     

我国农地制度变迁的历史考察及绩效分析

有什么样的农地制度就会产生什么样的制度绩效。建国后我国农地制度发生了若干次大的变动,其中,有的是强制性制度变迁,有的是诱致性制度变迁,总体上看,诱致性制度变迁一般都取得了较优的绩效,如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但由于制度的边际效用是递减的,因此,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不可能是我国农地制度变迁的最后归宿,必将继续发生变动,并很有可能最终被符合市场经济原则的资本雇佣土地的制度所取代。     

外在制度的多样性与我国外在农地制度创新的多样性

在中央政府统一供给的制度框架下,各地之间的外在制度是多种多样的,之所以会出现地区之间外在制度的差异性,一个重在的原因在于各地本来在经济、社会、文化和历史传统等方面存在着巨大的差异。我国农地制度改革是从1979年开始的。以联产承包等多种责任制形态为土地制度变迁的始点。二十多年的农地制度变迁,从政策调整角度观察,政府一方面强调农户承包经营土地的长期稳定,一方面鼓励土地使用制度的不断创新。相对单一的农地集体所有的制度安排、中国客观上存在的区域经济差异和土地经营存在的比较优势不同,外在农地制度安排的多样性,并且我国农地制度还将沿制度多样性的路径演进。     

1949年以来中国共产党农村土地政策选择的历史与方向——基于产权的视角

农地政策历来是农村变革的关键,其要义在于产权。1949年以来,中国共产党农地产权政策先后经历农民所有制、集体所有制和家庭承包制三个阶段,整体呈现出有制度均衡到非均衡的变迁过程。我党现行农地产权政策关系到国之根本且具有其基本合理性,但随着市场经济的深入健全和社会经济的不断发展,这一政策所固有的所有权主体虚置、使用权不稳、收益权受限和处置权残缺等缺陷也逐渐暴露激化,给我国农业带来一些不容忽视的问题,显示出亟待改革之势。论文通过对1949年以来我党农地产权政策的变迁考察并结合其现状分析,认为我党农地产权政策选择的方向应是农地“国家终极所有,农民永久使用”这样一种政策安排。     

论新时期我国农村集体土地所有权制度的完善

新中国成立至今我国土地制度经历了几度变迁后仍然存在权利行使方面的缺憾。针对如何排除行使农村集体土地所有权的障碍,提出农村集体土地所有权制的完善应在坚持集体所有的前提下进行微观改造;从对我国农村集体土地所有权性质的定性分析中得出对集体概念的理解,并就土地权能的完善提出建议。最后提出应赋予我国农民集体以独立法律人格并完善相关权利行使方式来解决相关问题。     

中国粮食政策补贴转变的制度经济学分析

中国粮食政策经历了一个从间接补贴到直接补贴的制度变迁过程。从制度收益视角分析了中央政府、主产区政府和农民的潜在制度需求，认为粮食直补、粮食安全成本分担机制和粮食销售协会都可以使这些主体获取制度收益；而从制度成本视角分析了不同制度主体的潜在制度供给，认为三类制度安排都须付出制度成本。三个制度主体和三类制度安排的制度成本和制度收益对比关系决定了中国粮食补贴制度变迁的方向为粮食直补，选择的模式为强制性制度变迁。粮食间接补贴到直接补贴的变迁经历了一个由制度均衡到制度非均衡再到制度重新均衡的过程。     

我国农村土地制度变迁和土地市场的发育

首先分析了我国农村不同历史阶段的土地制度,指出农村土地制度变迁具有“集中－分散－再集中－再分散”的特点和典型的路径依赖性。其次分析了当前农地制度及农地市场发育存在的问题,指出应该继续改革农地制度,促进农地市场的发展。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会计制度变迁的社会成本研究

一项制度的变迁必须满足制度创新预期收益大于预期成本的约束条件。以交易费用理论和制度变迁理论分析我国改革开放以来会计制度变迁的社会成本,对降低会计制度变迁成本具有重要指导意义。分析表明：我国会计制度变迁伴随着经济体制的改革,经历了从探索改革到局部变革,再到整体变迁的过程,由此形成的社会成本主要表现为摩擦成本、运行成本和监督成本。从我国现实会计环境及会计制度变迁进程考虑,降低会计制度变迁社会成本的途径包括：选择政府主导、市场为辅的制度变迁模式：政府作为制度供给者应采取措施增强制度与环境的相融度;完善现行会计监管体制。     

我国农村土地制度中存在的若干问题

本文阐述了我国农村土地制度在改革模式、集体土地产权、集体土地征用、土地流转及土地规模经营等方面所存在的问题。     

一分耕耘未必有一分收获——当农民双脚站在市场经济之中

农村商品化和市场经济是改革开放以来农村发展和农政变迁的主要动力,也是主导"三农"讨论的主流话语。在前资本主义农耕社会的生存经济中,农民生计方式多种多样,且具有较高的自主性。在经历了商品化过程之后,农民的生计大多需要农业生产和外出务工的双重支持。通过经济力量的无声强制,农民的生产和生活被强制商品化,同时,一系列政策措施也鼓励农民融入商品经济之中。当农民被锁入市场经济之中,其自主性和自由度均大大降低,劳动与收获不再直接关联。对现代消费社会的拷问发现,商品消费本身不再是为了人类基本需要的满足,而是为了满足不断建构起来的欲望和意象。在社会发展和市场经济的任何阶段,人类都不应该忘记生活的目标和终极关怀。     

占有制度之探究

近现代民法上的占有制度乃是罗马法占有制度与日耳曼法占有制度交互作用、共同孕育的产物。占有制度的价值功能在于维护财产占有秩序和交易安全。中国物权法应确立由所有权、他物权和占有构筑起来的物权法体系 ,而没有必要突破这一传统的物权法格局。     

美国重农神话与美国农业政策

美国建国初期,以杰弗逊为代表的农业民主主义者主张以农立国,美国这一农业理想有着深厚的欧洲渊源,深受18世纪浪漫田园传统的影响。19世纪早期美国北方工业化的大规模发展使这一农业理想受到严峻挑战,但它却以其顽强的生命力在美国文化中逐渐演变成为一种＂重农神话＂,或曰＂农业基要主义＂,其核心理念之一认为美国农民是公民美德的源泉所在,是美利坚共和国最为理想的公民,农民的声音就是民主与美德的声音;其二,农业是美国社会的基础,而且是一种美好的生活方式;其三,农业应该以一个家庭为单位,小型农场家庭是最理想的核心家庭,保护家庭农场是美国政府的重要职责。这些理念充分体现在了美国政府自罗斯福＂新政＂以来一贯对农业的各种形式的支持与补贴、对小型家庭农场的保护等传统,以及美国农业政策的浪漫化色彩之中。同时,重农神话产生的一些错误观念也使得美国农业政策呈现诸多弊端,政策范例的改革也因重农神话的存在而更加困难。因此,美国重农神话,作为政策制定背后的强大文化动因,对我们理解美国农业政策的历史和预测其将来的发展趋势至关重要。     

试论占有制度

对占有制度的基本理论进行了系统的探讨 ,提出应该给占有制度进行正确的民法定位 ,并认为中国民法至今没有占有制度是一个重大缺陷。主张中国民法应该吸收并超越国外有关占有制度的理论 ,还占有以本来面目 ,建立起有中国特色的以“所有—占有”为核心的物权制度。     

明清时期土地关系演变的制度经济学分析

以明清时期地主制经济下的土地关系研究为主线,通过采用具体史籍资料、数据和一定的经济计量工具等研究方法,对这一时期土地关系与农民社会地位、商品经济、农业生产、社会发展和资本主义萌芽之间关系进行了制度经济学意义上的考察。分析认为：明清时期土地制度改革是该时期土地关系逐渐松解、在大多数时间内地权分配较平均的主要因素。     

试论刑法上的占有

文章研究刑法上占有的性质、意思、事实、标准与合法性等问题,并指出刑法与民法上占有的区别,不在于是否承认观念上的占有,刑法也呈现越来越明显的观念化趋势,而在于刑法与民法在责任价值上的差异,民法通过占有奠定起诉权基础,而刑法界定占有以保护财产秩序。刑法上占有标准的界定,应当引入其他法律制度中的优势证据标准进行具体分析,从而为界定罪与非罪、此罪彼罪提供依据。     

民企发展视野下集资诈骗罪“非法占有目的”司法认定从宽适用的路径选择

当前集资诈骗罪中“非法占有目的”的司法认定还存在三个误区:一是使用诈骗方法非法集资就被认定具有“非法占有目的”；二是占有集资款后出现经营困难而携款潜逃就被认定具有“非法占有目的”；三是只要出现集资款不能返还的客观结果就直接被认定具有“非法占有目的”。对此，在促进民营企业发展的背景下，对集资诈骗罪中“非法占有目的”的认定需要结合商事思维、商事特性选择从宽适用。一是对使用集资诈骗方法非法集资的情形，需要结合集资活动处于商事场域的特殊“品性”认定是否具有“非法占有目的”，而不能一概而论。二是在获得集资款时间界点之前、之时还是之后，也不是认定集资诈骗罪“非法占有目的”有无的必然要件，而是要根据具体案情区别认定。三是在不能返还非法集资款的情形下，行为人并非一定具有“非法占有目的”，需要区别不同情况判断:如果出现无法预见的客观事由阻却返还情形时，不能认定具有“非法占有目的”；如果认定具有“非法占有目的”却不能“排除合理怀疑”，可以按照刑法谦抑原则选择从宽，不认定具有“非法占有目的”。     

论私人所有权实现——黑格尔《法哲学原理》读书札记

在黑格尔看来私人所有权通过占有、使用、转让得以成为现实。对物的占有确立了私人所有权，占有物是为了使用物，但是仅仅能够使用而不能转让的占有，并不是真实的占有，只有能够转让的物才是真实占有的物。黑格尔关于人对于自身的占有、关于所有权与使用权分离、关于人有不可转让的所有物等思想，在现代社会仍极富价值。     

1917～1924年俄国土地制度变迁的法社会学考察

土地问题是任何一个国家革命和建设中的主要问题和基本问题 ,1 91 7年后的俄国也不例外。列宁在革命胜利后、战时共产主义和新经济政策时期详细阐释了俄国土地制度的变迁路径 ,分析说明了研究土地所有权的法律意义不仅仅在于从法的角度去认识所有权问题的完整性 ,不仅仅在于从土地所有权的角度去剖析社会经济关系、所有权、法律之间的内在运动、变化和发展的关系 ,还在于要从这种种变化和发展过程中 ,找出法律同土地所有权之间的连接点 ,认清法律究竟在其中能起到什么作用 ,为什么能起到这样的作用 ,从而不仅能够更深刻地说明和分析现实中的法律 ,而且能推动和促进土地制度的合理变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