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的"主见"与胡风的"主观战斗精神"

胡风创作论的主要特点在于强调创作主体的能动性,强调在整个创作过程中作家的主体意识对于对象所起的积极作用。作为其现实主义文艺理论体系的核心概念,“主观战斗精神”概念的形成与胡风对鲁迅的人生和文艺实践的解读密切相关。胡风着重从“主观(心)”、从伦理层面(主观和心的发扬)接近鲁迅,在鲁迅身上深切感受到强烈的主体意识,并把这些作为鲁迅传统的核心基点,从中整合出一种精神力量,纳入到自己的艺术与人生一元化的整体艺术观之中,认为作家只要拥有战斗的主观精神,就能够通过艺术来追求人生的完美,进而构建起以“主观战斗精神”为核心的独特理论体系,在新的时代语境中继承和推进了“五四”的思想主题,其意义远远超出了文学范围。     

从繁荣到萧条——论清初通俗小说的创作

在清初顺、康、雍三朝,通俗小说创作经历了由繁荣转入萧条的过程。前期战乱不断、社会动荡,它既提供了丰富生动的创作素材,又培育了众多的作家。作品题材的重点明显地向反映现实生活转移,小说创作也在整体上由改编过渡至独创阶段。在社会渐趋安定的后期,加强对意识形态控制的满清统治者严厉地禁毁小说,作家与作品都急剧减少,创作也被引入了脱离现实、按公式拼凑情节的歧途。然而在这时,克服危机的力量也正在慢慢积聚,一些作家与理论家的艰苦探索与经验总结,终于又使小说创作在乾隆朝出现了新的高潮。     

“染上了作家的色彩的生活”──读《尼克·亚当斯的故事》

作家不论用第几人称写小说,都是写的作家对人生的丰富体验、深刻感觉和无止境的思考。也就是作家对人生的反思。 人生是一个广阔而深邃的世界,是一切人文科学永远也探索不尽的世界。它的色彩、它的波澜、它的神秘和它的变幻与意蕴,曾使众多文学巨匠怅叹自己力不从心。这也是为什么人多能面对高山大海产生种种哲学思考,很少能对人生说出一番透辟的见解。 小说家不论写的是什么故事,从广义上来说都带有传记性,至少印满了作家对人生反思的斑痕。海明威的小说传记色彩尤其强烈。他的那些故事和故事中的人物都与他的个人经历有千丝万缕的联系。弗…     

论余华小说的先锋叙事

余华的小说叙事以其超凡脱俗的先锋叙事完成了对传统叙事模式的裸露与颠覆.小说从虚构入手,以心理现实为基础,构建起了一个荒诞、混乱、陌生的幻觉世界;并以偶然性作为叙事的基本链条,形成其作品内在的隐喻结构;通过个性化叙事语言,尤其是比喻手法的使用来呈现作者对于世界的独特感知;而这些叙事特点既来自于作家独特的创作观,也与中西方作家尤其是西方现代主义作家的影响直接相关.     

苦难中的超越——读陈忠实先生的《贤亮印象》

陈忠实创作的《贤亮印象》是一首咏怀诗,全诗实写张贤亮,又处处是作者的人生感悟与抒怀,也是对这一代苦难人生的最好注解.作为同时代的西部作家,陈忠实、张贤亮的作品都具有鲜明的苦难意识和悲剧情怀,具有悲壮、悲悯、悲愤色彩,人物充满艰辛与悲凉,都呈现出鲜明的现实主义特征,具有反思思辨色彩,深邃而浑厚,体现出阳刚之气.他们都具有明确的史诗意识,力图构建具有鲜明史诗品格、史诗意蕴的作品,从社会、文化视角反思民族命运、时代变迁,而此诗正是最好的诠释.     

描绘现代市民社会的世俗人生——新市民小说论

新市民小说以对都市社会各色人等生活的生动真切的描写，展示了都市社会的奋斗与挣扎；在对市民社会中爱情的游戏、欲望的追求、情爱的失落故事叙写中，显示出对现代都市人生活态度人生观念的观照与剖析；在对人情的淡薄、人性的沦落异化、官场的风气不正等社会阴暗面的揭示中，体现了作家对市民社会的思考与批判。新市民小说的作家以对现代城市生活的积极参与和热情拥抱精神，运用以现实主义为主的创作手法，让城市生活大量进入文学创作视野，使自３０年代海派小说创作以来被忽略了的现代都市生活重显魅力     

《我弥留之际》中《圣经》话语的文化意蕴

福克纳是一个善于在其作品中体现《圣经》文化意蕴的作家 ,对他来说 ,《圣经》不但是一种作家自觉遵守的创作原则 ,而且也是一座庞大的文化博物馆 ,为作家的创作提供着取之不尽的精神食粮。在福克纳的小说中 ,主题的提炼、情节的展示以及叙述话语的选择和运用 ,都清晰地表现出《圣经》的原型特征和文化意蕴。     

诗意的发现与诗情的生发——读李秀生诗集《冬末的花朵》有感

李秀生是位勤奋的作家,他能写诗,又能写小说,在两个方面都有很好的成果.<冬末的花朵>是李秀生近年来创作的一部书写人生感悟的诗集,自然也是诗人在现实中人生追求的体现.诗集名为"冬末的花朵", "冬末"也是"早春",实际上这也是早春的花朵,说明他的诗具有萌发力,也寓意着诗人情感的感染力和诗的张力.     

论横光利一《天使》的现代主义创作特色

横光利一（1898-1947）是位毕生都致力于革新小说创作的文学作家。也是日本新感觉派的代表作家、诗人。他的作品都充满清新,前卫的色彩,使得他在日本文学界享有盛名。《天使》（1935）就是这样一部引人注目的反映时代的小说。细腻的心理表现是横光利一小说的独特之处,独特的创作形式及表现特色是横光利一小说中最特别的称之为超凡脱俗的创作风格。本文主要对其作品《天使》的现代主义创作特色进行分析论述。     

时代的画卷 民魂的探索──试论萧军的长篇小说《第三代》

一位严肃的现实主义作家,总是忠实于自己的时代,力求在作品中反映出时代的脉搏和生活的某些本质方面来的。因此,他们也往往是历史的探求者和时代生活特质的开掘者,他们的作品就是这种探索的忠实记录,这种开掘的具体体现,其中必然凝聚着作家的良知和社会理想,熔铸着作家对其所反映的社会人生的评价和爱憎情感,从而给读者以深刻的启迪和强烈的感染,帮助他们去认识历史,体察社会,也启示他们去追求更美好的人生并为之实现而唤起更大的热情。 萧军的长篇小说《第三代》就是这样一部凝聚着作家的心血和深沉的历史探索精神、的力作,是他继《八月的…     

论陈草庵的劝谕散曲

元代陈草庵的散曲透露出浓浓的叹世伤感情怀，其中有他的社会梦想，更有他人生苦旅中的颖悟。他劝谕世人要退守雌让、淡泊功名、安分随缘、与人方便，也告诫世人及时行乐。这些劝谕看似矛盾，其实正是作者浮世中矛盾心态的真实反映。     

论曹植的表

曹植诗文成就都很突出。在曹植诗歌形象中那些隐括着的思想感情 ,在他的“表”中则清楚地表达出来。读他的表文 ,他那当时的处境 ,他那些应对 ,他的识见 ,他一生的悲剧都会在眼前“逸”出来。刘勰说曹植“诗丽而表逸” ,用一个“逸”字来评价曹植的表 ,无论就其文思情感的飞涌充沛 ,还是就其语言修辞的舒卷自如 ,也都是恰切的     

非自主回忆：普鲁斯特论个体记忆的社会性

哈布瓦赫集体记忆理论提供了“社会性”的视角,但没能深描个体创造社会的过程。普鲁斯特的记忆理论虽然也包含“社会性”维度,但并没有止步于此,而是呈现出社会与个体混融的社会形象,其中,不仅有社会的限制和引导二重性,还有个体的主动适应和创造：社会也内在于个体,个体也非纯粹的心理学意义上的个体,个体的创造离不开社会环境。这源于主客融合的立场,在这一视点下,普鲁斯特的社会形象不是二重性,而是多重的,甚至有无限可能。社会是在个体创造过程中的产物,在这一过程中,社会呈现出丰富的形象,社会的无限可能性蕴含在个体的创造过程中。     

谈梁晓声知青小说中的反思性问题

梁晓声知青小说以浓重的知青情结和对理想主义、英雄主义的高扬而独树一帜,在20世纪80年代的知青小说创作领域占据了重要的一席之地,不过,其知青小说因此而招来了不少的批评和质疑的声音,被认为小说中缺乏对知青运动、文革历史的深刻反思与批判。然而,纵观梁晓声的知青小说创作的流变,不难发现其小说创作的深层动因远不是一些论者所批评的那样简单,而是梁晓声的知青情结与创作伦理的背后更为主要的原因,在于为一代知青的青春和生命找寻意义与价值的明证。     

论沈从文“湘西世界”的审美特性

作为现代文学史上重要的小说大师,沈从文的创作始终独树一帜。他所精心营造的湘西世界犹如一个与世俗社会相对立而存在的世外桃源,感染了无数读者。这个澄澈优美的世界是沈从文审美理想的具体化,寄寓着他的人生理想和文学审美观,并且在创作中通过自然美、风俗美、人性美等几个方面淋漓尽致地展现出来。     

也谈白居易的思想创作分期问题

白居易的思想创作分期问题一直是学术界探讨的焦点之一。白居易对退隐、“独善”问题的思考贯穿其整个人生历程。他虽有意针对不同的政治形势而采取不同的人生态度 ,但其“兼济”之志又始终存于胸中 ,并没有在遭到江州之贬的打击或是长庆二年自请外任以后就此减退。白居易身上所表现出来的这种矛盾统一 ,在中国古代士大夫阶层中具有极为典型的意义 ,宋代的士人即对此有着深刻的认同感。故此 ,对白居易的思想创作实不宜作截然性的分期。     

曹雪芹祖籍问题新说

曹雪芹最早的祖先是轩辕黄帝,曹芸、曹彬、曹玮、曹孝庆、曹善翁、曹子义、曹端广、曹俊都是曹雪芹的祖先;曹端广应是曹俊之父,他于明永乐二年从江西南昌武阳北上至丰润(今属河北),住了三年左右,然后入辽,"著籍襄平",后又南下七十里定居于辽阳,在此生下曹俊;后来曹俊及其后代曹智、曹锡远、曹振彦、曹玺等多人"世居沈阳".说曹雪芹的祖籍是灵寿、武阳、丰润、襄平、辽阳、沈阳,都不算错.     

The good life for children: Do we really care about the trends?

How do we know if Australian children and young people are having a ‘good life‘? What about their lives compared to children and young people in other countries? To answer these questions, the Australian Research Alliance for Children and Youth (ARACY) produced a Report Card to compare Australian average, Indigenous Australian average, and international or Organisation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 (OECD) average for a number of measures of child and youth wellbeing. The ARACY Report Card shows that Australian results are average when compared to other OECD countries in most areas of child and youth wellbeing. Most importantly for nearly all indicators, Indigenous Australian children fare substantially less well than the Australian average and the majority of children in other countries. It is argued that community attitudes and behaviours toward children and young people, and our society's focus on wealth creation, are detrimental to children's and young people's wellbeing. The need for a better balance between economic progress and a socially and environmentally sustainable society is discussed, along with a strategy to better meet the emotional needs of children and young people.     

体验本真性：北漂青年的社会交往与双重生活

通过对A青年空间的案例研究,本文力图呈现制度性个体化背景下中产阶层北漂青年所经历的双重生活。在高度竞争性的制度环境中,北漂青年一方面形成了适应功利型人生模式的奋斗自我,另一方面却对制度化的生活感到怀疑和失落,在制度依赖与自主需求之间挣扎。在青年空间中建构社会交往成为他们探寻“本真性自我”的方式。然而,青年空间中的社会交往以“反日常”为前提,本真性自我的建构往往成为一种悬置性体验,并且悖论式地遵循着制度化生活的逻辑。本文反思了现有文献对中国社会个体化的讨论中功利型取向的“奋斗个体”范式,丰富了对个体化进程中当代青年生活处境与主观世界的理解。     

A sense of belonging in a changeable everyday life – a follow‐up study of young people in kinship,network, and traditional foster families

This in‐depth follow‐up study of 15 foster youth shows the importance of an ‘open foster family’, open to letting the foster youth into the family life and to cooperating with the adolescent's birth family. Previous findings about the importance of negotiations, mutual rituals, and having fun together in foster families for the creation of social bonds and belonging are strengthened in the follow‐up interview. A lack of these mutual practices is observed prior to disruptions. Most adolescents still living with the same foster family feel a sense of belonging to both their foster and birth families, especially when both families cooperate. This is most evident in kinship families. Over time, adolescents in traditional foster families have also strengthened their social bonds to the foster family, which makes the difference to youth in network foster families less pronounced than in the previous study. Despite life changes, above all changing schools and peers, most adolescents reveal personal agency by still coping with their situation. However, therapeutic support is now more common than 1 year ago, for girls in particular. Methods used are interviews, network maps and text responses (‘beeper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