湘西南苗族“平话”词汇的文化透视

本文以湘西南苗族"平话"为视角,从地理特征、生产、生活习俗、信仰崇拜及民族心理等方面探讨了部分"平话"词汇中文化蕴涵,显示了"平话"所负载的湘西南"熟苗"文化特征.     

闽南文化生态视域下的泉州回族祭祖习俗

泉州是闽南文化的主要发祥地,文化积淀深厚,民风古朴淳厚.泉州百崎郭氏、陈埭丁氏独特的宗祠祭祖习俗是具有泉州地域特色的回族习俗之一,是闽南文化生态的重要组成部分.它见证了泉州海外贸易的辉煌历史,体现了闽南文化兼容并蓄的特征.泉州回族祭祖习俗也是海峡两岸同胞交流的一个平台,具有保护与传承的价值.     

论安多藏族的饮食文化

藏族是我国古老的民族之一,在特殊的地理环境、气候条件下形成了自己独特的饮食习俗,并最终形成了与本民族文化相应的、丰富多彩的饮食文化.随着社会的发展与外界沟通频繁,藏民族的饮食习俗悄然地发生变化,这种变化也是一种文化变迁.     

渐行渐远的"鬼市"——从文化变迁角度的思考

隆昌县云顶寨的"鬼市"习俗是一种独特的集市文化,由于时代、经济以及旅游的因素,鬼市逐渐演变为普通的早市,如何将鬼市文化引向良性变迁是复杂而重要的问题.     

文化变迁与习俗元制度的演化

在文化演化视野中,文化的变迁主要是以"文化拟子"为基因,通过文化濡化和文化播化两种机制发挥作用的.文化与习俗之间的关系是复杂的,一方面,习俗元制度本身承载和保持着文化:另一方面,文化作为习俗元制度等制度的"精神性",又成为习俗元制度遗传、演化和变迁中的连续性的"基因"."文化拟子"是理解文化濡化机制和文化播化机制的关键,习俗元制度的演化也是以"拟子"为基础,通过濡化机制和播化机制进行的.     

月圆佳节瓜果“偷盗”民俗的文化意涵及社会功能

习俗与法律作为人们日常生活的规范,可以互补和并存,偷盗在法律是不允许的,在习俗中有时却被允许.中秋节和元宵节的偷盗习俗,在民间比较普遍,不仅汉族,还有一些少数民族,都有此类节日的偷盗习俗,所偷之物多为瓜果、菜蔬.从文化人类学角度讲,"月圆佳节偷盗瓜果"这一习俗蕴含着"祈子祈福"的文化意涵,其中,"月亮"、"瓜果"、"偷盗"都有其特别的文化象征意义.就其社会功能而言,这一习俗折射出祈子祈福的社会心理寄托,属于一种心理压力的释放仪式,有利于"互动仪式链"的生成与延续.     

设计激活传统——“非遗”蟳埔女习俗服饰文化传承

蟳埔女是指生活在福建泉州蟳埔村的渔女,她们独特的穿戴习俗是由特定的海洋环境,特殊的海洋生产方式形成的,也是由其当地的历史文化长期积淀的结果。作为"非遗"的蟳埔女服饰,不仅承载着人类社会的文明,同时也体现了闽越文化、中原文化和异域文化的多元性。文章从传统与时尚设计相结合,数字化设计传播,服饰文化的旅游,新海丝之路的建设等方面探讨"非遗"蟳埔女服饰习俗传承与弘扬。     

生态环境对辽代契丹习俗文化的影响

生态环境与民族习俗文化的关系十分密切。辽代东北地区独特的自然地理条件 ,对生活在这里的契丹人的生活与习俗文化产生了重大影响——草原环境孕育了契丹人与畜牧相关的习俗文化 ,山 (林 )水(畔 )环境孕育了契丹人与渔猎相关的习俗文化。而受辽代东北地区冬季漫长、寒冷而多雪的气候条件的影响 ,又使契丹人的习俗文化生发出了许多与气候特性相关的“特质”内容 ,使其更具地域性特征。     

文化内生制度与经济发展的文化解释--鸡毛换糖、义乌兵与板凳龙

从文化的角度来解释经济发展是一个经典的命题.本文并不赞成直接引征事功哲学来解释浙江人的创业精神,即使作为制度的文化也缺乏有力的推理.作者认为,在文化与经济发展之间必须建立一种强有力的联系,由文化内生出一个推动制度变迁和经济进步的组织.本文转向了通过民间习俗传统来理解商业文化,从"鸡毛换糖"这一经商习俗文化及其两个边缘文化现象--"义乌兵"和"板凳龙",说明朴素的商业习俗文化能引导个体的行为演变成有组织的群体行为,进而会形成推动制度创新和经济进步的新兴商业力量.     

土族婚礼曲歌词的艺术特征

土族婚礼仪式是土族宗教、文化、生活习俗、民族精神的总体反映;是研究该民族文化形态和审美心理的重要依据;也是该民族风俗习惯的集中体现。歌词是构成土族婚礼曲艺术特色的重要组成部分,它的表现手法独特,具有浓郁的泥土气息和民族特点;其内容丰富,引经据典、包罗万象,涉及历史、人物、典故、天文、地理、气象等各方面。涵盖了土族人民的历史、文化艺术、生活习俗和宗教信仰等诸多方面的内容,堪称土族人民的"百科全书"。本文通过修辞手法、唱词的韵律、歌词的结构特点、歌词的美学特征等四个方面对土族婚礼曲的歌词进行了深入的分析,从而揭示它的艺术价值、历史价值、美学价值。     

"激进"与"保守"·"左派"与"右派"

在现代西方的政治语境下,左、右派别体现了人们对"自由"与"平等"、"博爱"之间不尽相同的价值取向.尽管它们分别代表了不同阶层或集团的利益,但各有其存在的理由和根据,其相互之间的制衡是公开的、平等的、程序化的.在此情况下,舆论上的彼此对立常常会导致行为上的互相妥协.在当代中国的政治语境下,由于历史的原因,使得左、右派别往往被赋予正、反不同的价值判断,因而其存在的理由是不平等的,其相互之间的制衡是非程序化的.在这种情况下,舆论上的表面一致并不能取代现实中的矛盾.因此,对激进与保守、左派与右派进行深入地反思,进而在二者之间建立起一种平等、理性、和平的制约机制,就显得尤为重要.     

“养老”·“教养”·儒家“教化”

虽然以往一些论著已经注意到"教养"这一说法的出现与上古中国庠序中的"养老"有关联,但对这"养老"的具体内涵的解释却并不准确。文章对"养老"的内涵重新作了分辨,并进而考察了先秦儒家在春秋战国之际对"教养"内涵的改造,从而找出了"教养"之所以后来与人的人格修养关联在一起的人文逻辑线索。通过对"教养"原意的追溯,论文揭示了先秦儒家教化的独特品格与其对于人的生命成全的重大意义。     

"狼"与"启蒙"

本文以《孤独者》、《山上的小屋》、《怀念狼》、《狼图腾》四个文本为例,探讨二十世纪中国现代文学中狼形象与启蒙含义之间的复杂关系。     

“宗教”与“科学”

宗教与科学的关系具有深刻的两面性:一方面,宗教追求的是"信仰",科学追求的是"知识",二者是有本质区别的。这种区别,既有可能导致宗教势力对科学行为的禁锢和迫害,又有可能诱发科学成果对宗教信仰的颠覆和批判。另一方面,如果宗教以理性为工具来追求信仰的话,就会在追求的动力和方法上与科学相联系。这种联系,既有可能促成科学的发生,又有可能促进科学的发展。在以往的研究中,人们常常只注意到宗教与科学之间相互冲突的一面,忽视了二者之间彼此联系的一面。而在西方的历史上,宗教的追求与科学的产生、宗教的热忱与科学的动力、宗教的信仰与科学的方法之间,都曾有过密切的联系。     

"能"与"不能"--价值论言说下的"应当"

本文以"应当"隐含着"能"与"不能"的价值旨趣为路径,认为"能"一方面是道德之外的有为,另一方面是道德之内的准许.前者是道德主体的能力所为,后者是道德原则的划界.由此认为,"应当"包含着已然与未然的张力,实现主体应尽之责与其能力、善与可欲之善有机结合,预示着伦理原则对人的引导和激励,并担当教化、教言的使命.     

“启蒙”与“救亡”

"救亡"和"启蒙"是中国近现代史上两个非常突出的问题,它们之间的"关系"问题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一直是学术界的一个热门话题,一些观点至今仍然被沿袭使用,对中国近现代思想以及文学研究都有很深的影响.本文将对这一问题进行重新探讨.     

从"个人"到"人民"——《新青年》视像的演变

本文从封面、插图的角度考察<新青年>杂志"人"的视像的演变.文章认为,<新青年>杂志早期注重个人视像的建构,后期倾向于以底层阶级或革命阶级为代表的人民视像的营造.视像话语变化与文化思潮演变密切相关.     

从“主义”到“问题”

我国法理学直接来源于苏联的法理学 ,间接秉承着欧陆法理学传统。该传统在以往的特点是特别关注法律的“宏大”问题。 2 0世纪以来 ,欧陆法理学明显出现的对司法中微观问题的系统论述 ,并未在我们这里得到回应。只是近些年来 ,随着中国司法改革任务的提出以及司法在法治乃至整个社会、政治生活中地位的日显 ,我们才开始关注司法并同时关注欧陆和英美关于司法的理论。尽管如此 ,我们对于司法中法理学问题的探讨还只是初步的 ,还没有引起法理学界的共同关注。这就需要我们不失时机地将法理学研究的主要任务放到以司法为核心的法律之“微观论证”上来。本组笔谈的目的即在于此。     

"梦境"与"鬼气"--龚自珍、鲁迅梦意象比较研究

龚自珍和鲁迅一生都与"梦"结下不解之缘.龚自珍的"梦"是忧患的宣泄,理想的升腾,往事的感怀,做的大凡是美梦、好梦、奇梦,体现出绚丽浪漫的色彩;鲁迅的"梦"则远远溢出"梦"之常态,成为内心黑暗影子的暗示和强化,做的大凡是苦梦、噩梦、毒梦,播撒出阴森愁惨的"鬼气".这种明显的差异,表现出两位先觉者各自不同的心理个性和时代的哲学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