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有企业经理人员激励与约束机制的构建

公司制中的委托代理制度 ,是一把“双刃剑”。它一方面提高了资本的运营效率 ,另一方面由于委托人与经理存在严重的信息不对称 ,经理为实现自身效用最大化 ,往往会以牺牲委托人利益为代价 ,由此产生经理人员的“职务怠慢”和“道德风险”问题 ,增加代理成本。代理成本包括两部分 :一种是显性成本 ,如支付代理人的薪金和奖励 ,为监督经理行为而支付的监督费用等 ;另一种是隐性成本 ,也就是由于代理人的“职务怠慢”或“道德风险”而给投资者带来的损失 ,这是人们深有感受却又说不明白、算不清楚的代理成本。一、我国国有企业经理人员激励与约…     

股权结构多元化与代理成本--对我国上市公司代理成本的一种新解释

上市公司股权割裂导致股东目标的差异,当上市公司的经营业绩与股价走势出现背离的时候,不同类型股东的目标差异变得不可调和,使上市公司经理经营决策时面临股东方面的双重约束.从股东目标最大化的角度来看,公司经营效率受到了损失.我们将这种效率损失定义为上市公司第二种含义代理成本,以示与传统的因代理者与委托者目标差异导致的效率损失来定义代理成本相区别.本文首先对这种代理成本的产生原因进行分析,然后用一个经理约束条件下的个人效用最大化模型对第二种含义代理成本进行定性定量分析,并以用友软件2001年度红利政策作为代表性案例,实证地展示普遍存在于上市公司中的这类有别于传统意义上的代理成本.     

委托代理理论考察与借鉴

委托代理理论是伴随代理人间题的出现应运而生的。代理人间题是在现代公司制企业股东与经理之间形成的委托代理关系中,经理作为代理人可能以权谋私侵害所有者(委托人)权益或偷懒,导致代理成本提高和企业效率损失的问题。委托代理理论是对如何解决代理人问     

论我国公司代理制度的完善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公司作为商事活动最主要的主体,其对外开展业务活动会产生广泛的代理关系.这其中,公司董事、经理及其他雇员与公司的代理关系应如何认定?本文探讨了公司董事、经理及其他雇员在处理公司业务活动中的代理地位及表见代理制度,提出了完善我国公司代理制度的一些建议.     

试论社保基金投资的负代理成本

社保基金进入资本市场进行委托理财投资,名义上存在着代理成本和代理风险,实际上由于受托人的利益输送行为而呈现负代理成本。文章构建模型论述了负代理成本的理论假说,通过实证分析证实了负代理成本的存在,并讨论了其可能产生的经济效应。     

社会资本、治理结构与家族企业代理问题

传统委托代理理论对于家族企业代理问题的研究忽视了家族企业成长的动态性和代理目标的多元性,而且缺乏对家族企业外部代理问题和相关治理的关注。本文从治理范围和治理方式两个维度,将家族企业的委托代理关系分为四种类型,并提出了家族企业的社会资本治理模式。在社会资本治理模式下,家族企业应对企业内部和企业外部采取不同的委托代理安排:在企业内部,对于家族经理人员,用"价值观治理"来超越个体的"权威治理";对于非家族经理人员,通过泛家族化构建委托人与代理人之间的长期信任。在企业外部,应当通过扩展的家族企业网络来降低代理成本,提高组织的交易效率。     

经理股票期权的最优授予量

本文在重复道德风险环境下讨论经理的最优薪酬结构问题.我们发现最优薪酬合同呈现出凸性,股票期权和限制性股票能实现这种最优合同.比较静态分析表明,股票期权和限制性股票的最优授予数量随代理成本和经理的保留效用递增,关于经理的绝对风险规避程度递减;限制性股票的最优授予数量关于公司规模递减,而股票期权随之递增.     

国有企业的"代理问题"及解决途径

不论是从理论上分析 ,抑或是从实践上考察 ,代理制度带有必然性地导致了“代理问题”的产生。在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初级阶段 ,国有企业的“代理问题”尤其突出。解决的根本途径在于按照市场经济要求 ,重构对经理人员的激励约束机制。     

代理成本与资本结构优化

现代企业制度下的所有权与经营权的分离,不可避免地会产生代理问题和代理成本。企业的代理成本不仅影响到企业的治理结构,而且还会影响到企业的资本结构。在M-M定理的基础上,通过对詹森和麦克林代理成本理论的分析,认为对资本结构进行合理安排,不仅可以实现其自身的优化,而且可以使企业代理成本最小化。     

基于共同代理理论的信托公司治理研究

与一般公司相比,信托公司遵循的是共同代理理论,信托公司中的股东和信托财产提供者作为委托人与经营管理者作为代理人之间构成共同代理关系。股东和信托财产提供者与经营管理者之间由于信息不对称和利益不一致,引起"代理人问题"和产生代理成本。致力于降低代理成本,基于信托公司的共同代理关系和信托公司关键资源安排,提出了信托公司的治理内涵。     

降低代理成本——公司治理结构设计的效率原则

基于公司所有权与经营权的分离,产生了委托代理关系.由于信息不对称、目标偏差、败德行为和逆向选择及"搭便车"等代理人问题的存在,代理成本就无法避免.公司治理结构是为了解决代理成本问题而出现的,因此,公司治理结构的设计必须以效率为原则,通过激励和约束机制及监督机制来降低代理成本,以实现所有者和经营者的平衡.     

基于博弈模型的基金“老鼠仓”行为治理

近年来,我国基金业"老鼠仓"事件频发,导致投资者质疑基金管理人能否恪尽职守,履行其信赖义务。文章基于委托代理理论,构建基金公司与基金经理之间博弈模型,分析两者之间的博弈关系,通过求出博弈均衡解揭示基金老鼠仓行为与基金经理受到的处罚力度、基金公司的内部监管力度、监管成本及效用有关,最后分析治理老鼠仓行为的对策。     

代理理论与管家理论:家族性委托代理关系的研究

家族性代理问题在家族企业研究中是一个有待于深入的议题。主流经济学认为由于家族企业所有者与管理者利益的一致,所以代理成本为零,或者仅有微乎其微的代理成本。在对主流理论假设修正的基础上,从委托人的角度分析了利他主义、所有者控制、所有者管理对代理关系的影响,从代理人的角度分析了代理人管家倾向对代理关系的影响。这种双边分析的结果揭示了家族性代理问题的产生机理和影响因素。     

股票期权制降低企业代理成本及其保障措施的建立

在分析企业委托—代理成本的产生及股票期权激励约束机制的形成、剖析股票期权降低企业代理成本的原因的基础上 ,探讨全方位构建这一目标实现的保障措施 ,对现代企业建设很有意义     

经理权性质的法律分析

我国没有对经理权问题进行统一立法,《公司法》对经理问题的规定不足以应对现行司法实践的需要。对于经理权的性质,存在着代理权与代表权的争论,但两者在适用时都存在着不能满足商事代理特殊需要的问题。英美法系国家对经理权的态度是将其作为代理法的特殊问题进行处理。而大陆法系国家则通过区别论将经理与公司、经理与第三人之间的法律关系作了内外部的划分。将大陆法系的区别论加以适当的改造,对我国经理权法律制度的构建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股权结构对公司治理整顿的影响及策略

现代企业制度使企业所有权与经营控制权分离,也使剩余索取权与经营控制权分离,进而产生了委托代理关系,出现了代理成本。合理的股权结构会使代理成本趋于最低化。减持国有股,培育管理层控制体系及各类法人股东,使国有控股公司实现股权多元化,是优化公司治理主体,构建有效股权治理结构的基本策略。     

财政分权、资本流动对地方政府代理成本的影响

在财政分权体制下,资本的流动使地方政府为税收而展开引资竞争,这就对其代理成本产生了影响.在理想情况下,资本流动能够减少但不能完全消除政府的单位代理成本.如果考虑辖区的地域差异和其它生产要素的流动时,则情况更为复杂.特别是当不同类型的生产要素的流动程度不同时,就会发生第二类的代理成本:政府在要素所有者之间的掠夺性的利益转移.     

国有企业的委托代理关系与代理成本

我国国有企业委托代理制与西方公司制度的重要不同之处在于:我国国有企业存在着双重多层次委托代理关系,即初始所有者与代理所有者之间的委托代理关系及代理所有者与代理经营者之间的委托代理关系。委托代理关系的多层次性和复杂性决定了必须为此支付昂贵的代理成本。对现代企业委托代理理论的分析及我国国有企业的营运实践表明,企业综合代理成本与代理层次呈正比;委托人对代理人的监督成本与综合代理成本成反比。因此,我国国有企业代理成本的降低有两条基本途径:一是减少代理环节;二是完善对代理人的激励、监督机制。     

论企业委托代理激励机制与国企改革

市场经济体制要求政府以奖励机制取代计划管理模式 ,然而 ,由于信息的不完全和利益差异的存在 ,政府与国有企业代理人之间的行为目标也存在相应的差异。这就要求政府制定国有企业委托代理激励机制 ,降低由此带来的国有企业代理人的代理成本 ,从而将国有企业经营者的利益与政府的利益联系在一起 ,使国有企业经营者更加负责。党的十五届四中全会明确的国有企业改革的目标 ,就是要求要形成各负其责、协调运转、有效制衡的公司法人治理结构。在我国由于经理市场的缺位 ,至今对经理的经营行为没有一个有效的制约和监督机制 ,国有企业中激励机制不能有效发挥作用。政府应对国有企业代理人的经营业绩进行客观评价 ,在此基础上制定委托代理激励机制。激励方式通常有三种 :一是当年的年薪激励 ;二是长期的股权激励 ;三是组织制度中的聘任和解聘     

关于国有资产三级授权经营管理体制若干问题的思考

国有资产三级授权经营管理体制与传统的国有资产管理体制相比 ,解决了出资人缺位问题 ,缩短了委托———代理关系层次 ,但仍未摆脱多级委托———代理关系 ,仍存在着三个级次。有代理就有代理风险和成本 ,代理层次越多 ,代理风险和成本就越大。因此 ,必须从建立健全委托———代理关系中的激励与约束机制入手 ,解决国有资产三级授权经营管理体制中的代理风险和成本问题 ,以完善国有资产三级授权经营管理体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