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国家的中西方文学关系研究现状与思考

在英美学术界,中西方文学关系的比较研究已经成为新的关注点,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文学渊源和影响。无论作品语言、形式及其产生的时代有何不同,总是能够辨识出渊源的巧变、中介的存在、类型的变异、主题的移植以及神话原型。中西方文学事实上存在着相互影响的关系。二、影响过程中,翻译的作用和局限。语言障碍和翻译局限造成中西文学相互认知和理解的误差。三、将西方批评概念用于对中国文学的阐释和批评。近几十年,一批新移居西方的中国学者,除了注重传统中国文学研究所强调的文学与社会、哲学和历史的关系外,越来越注重运用“新批评”和语言学批评等形式主义批评来研究中国文学文本。四、其他文学比较领域的探索,如“后形象变形”,即研究神话和历史中人物的文学变形;修辞学批评,尤其关注修辞与智慧之间关系;文学与其他学科的关系比较,如文学与绘画、音乐、宗教之间的比较也是目前欧美中西文学比较的重要内容     

比较修辞学视域下中国古典修辞研究的起点、焦点与落脚点

比较修辞学视域下的中国古典修辞研究是国外修辞研究引人注目的热点,在过去五十年间主要围绕“中国古典修辞有无论辩”这一传统议题展开。通过探讨中西比较修辞的核心主题、新路径及对话可能,本研究发现中西比较修辞的主要研究点在于中国古典修辞的论辩与非论辩观,提出“争”与“不争”两个概念同时是比较修辞学视域下的中国古典修辞研究的起点和焦点。中西比较修辞研究应超越西方修辞学传统,通过“不争”理念这一落脚点,使中国古典修辞与当代西方修辞理论中的邀请修辞进行跨时空的互动与对话。这一路径能够继承中国修辞传统并突出中国修辞的主体性,为中华文明国际传播提供一定的借鉴意义。     

当代语言修辞学批评的建构——以布斯的小说修辞学研究为切入点

中西方文学理论似乎面临一种同样的困境,那就是难以把文学活动中世界、作者、作品、读者四个要素同时纳入视野之中。20世纪西方伴随着语言学转向兴起的现代修辞学理论对修辞行为整体的研究,为突破这种困境提供了某种可能。受现代修辞学理论影响的布斯的小说修辞学研究,作为诗学与修辞学研究相结合的杰出成果,开启了一种把文学作为作者与读者之间的语言交际活动,并对四要素进行四元通观的文学批评和文学研究的修辞学范式。以此为基础,再融合借鉴其他理论,则有望建构一种新的能够同时把作者的表层意图和无意识动机、文本的结构形式和修辞选择、作品的审美效果和社会意识形态功能、文本生成和接受的世界和文化语境同时纳入视野的"语言修辞学批评"。     

融汇中西的跨文化对话与学术创新——重读《西方文论与文学研究》札记

赵炎秋教授的著作《西方文论与文学研究》分为三大板块,贯通西方文论、西方文学与中西比较文学.立足中国的学术立场,对西方文论进行了深入而全面的的批评与反思;以深入浅出的论述、明白晓畅的文字进行文本解读;从具体的阅读中砥砺心智,表达自己的一孔之见.简要论之,该著跨越中西,沟通古今,在融汇中西的基础上进行跨文化对话与学术创新.     

从语言观看中西文学之差异

从直观表面来看,中西文学的差异首先表现在文学体裁的差异上。中国文学在"意境"说(重表现)的文学理论的影响下,自古抒情性文学体裁就十分发达;与之相反,西方文学在"典型"论(重再现)的文学理论的影响下,则是叙事性文学体裁较为发达。究其原因,这主要是中西方语言文化的差异直接造成的,它首先主要表现在双方的语言观(言意观)上。这就是说,导致中西文学巨大差异产生的主要原因乃是中西语言观(言意观)的不同,也即言意观的不同。     

修辞论视角在"新时期"文学批评中的出场与存在状态

文学批评中修辞论视角的出场与文学创作、文学观念、文学批评方法都有内在关联.它在"新时期"的出场是在传统文学观念的一尊地位发生动摇,文学创作中形式因素被凸显,以及对20世纪西方形式主义文学理论的引介逐渐走向深入的情况下发生的.1980年代中期以前修辞论批评集中在对王蒙小说的评论中,中后期则转向对马原等先锋作家创作的关注.文学修辞批评在"新时期"的出场,标志着中国当代文学批评的一次质的飞跃.     

钱穆与梁实秋关于中西文学比较的笔战

钱、梁二人的分歧主要集中在中西语言文学孰优孰劣、中西文学的世界性与地方性、中西文学的雅俗演进分化、中西文学产生背景差异等方面。就语言文学的优劣而言,钱穆认为中国文字是优秀文字的代表,故中国文学亦是优秀的文学;而梁实秋则认为中西文字和文学不存在优劣之分,各有长短;从中西文学的世界性和地方性范畴来看,钱穆坚持中国文学着眼世界性后稍微兼顾地方性,而梁实秋则坚持西方文学更具世界性;就文学发展演化的雅俗路径来说,钱穆认为中国文学是雅化的文学、西方文学是俗化的文学,而梁实秋则论说中国文学也明显有俗化的一面,西方文学也多有雅化的情形;对于中西文学发生的背景问题,钱穆认为中国文学生成于大环境,重视时间的绵延,西方文学则产生于小环境,更关注空间的散播,而梁实秋则认为西方文学也有生成于大环境,这并非中国文学的特例。从二人论争过程和结论来看,他们的观点各有合理性,亦各有片面性,但都为中西文学比较研究提供了不少富有启发的观念与视角,值得当下比较文学研究者去梳理和汲取。     

20世纪中西方修辞学的演进

20世纪的中国修辞学是在传统修辞学的基础之上 ,创造性地结合西方修辞学的体系而成的一种现代修辞学 ,而西方现代修辞学则是西方古典修辞学的复活和延伸。中国修辞学经历了中西方修辞学的交汇与融合 ,继承与创新 ,发展与繁荣 ;而西方修辞学经历了文学批评家关注下的觉醒 ,哲学家的修辞学转向 ,突破了古典修辞学传统模式 ,成为多学科关注的焦点。殊途同归 ,中西方修辞学最终都走向了多元化、交叉学科的发展道路     

契合·共振·贯通——宇文所安论中西文论的主题相通性

宇文所安基于西方文论语境对《文心雕龙》进行了全新的阐释。他采用文本细读的方式,论述了中西文论的主题相通性,表现为中西文论在本体论、创作论、批评论上的契合、共振与贯通。文道论与理念论体现了本体论上的契合;神思论与艺术想象论、《文心雕龙》风格论与西方的风格论、内外论与西方的内容形式论体现了创作论上的共振;心物交融论与摹仿论、知音论与西方批评理论体现了批评论上的贯通。从西方视角解读中国文论,可以发掘中国传统话语,实现中西文论的交互对话。在中西文论的契合中,各民族文学显示各自的特征和价值,有利于揭示世界性的文学观念,推动民族文学走向丰富多彩的世界文学。     

论新时代中国外国文学批评的立场、导向和方法

改革开放40年来,中国外国文学研究者引进和吸收西方国家的文艺理论、批评方法和研究观点,在外国文学批评上取得快速发展,已足以形成我们自己的批评立场、模式和理论。比照中西思想之异同,探讨中国外国文学批评的立场、导向和方法,将有益于探明新时代中国外国文学批评的发展趋势。在批评立场上,以翻译引进和充分运用西方文论这两个阶段为基础,我们的外国文学批评正处在“以我为主,为我所用”的新阶段,要坚持“中国思维”和“对话创新”原则,即以中国思维为主导,力求中西贯通,展现我们的世界主义视野。在批评导向上,面对西方现当代批评理论先导且频繁建构/解构的趋势,我们的外国文学批评可遵循“知人论世”“以意逆志”“六观说”等中国诗学原则,中西互鉴,推进审美批评。在批评方法上,面对西方批评根深蒂固的“定义—分析”修辞学模式,我们的外国文学批评可遵循中国诗学的“整体观照法”,不仅促进审美批评,而且实现中国批评理论的创新。     

中华元典修辞学思想文质观探微

文化源头总是决定着文化的个性,我国文化元典的修辞学思想形成了我国修辞学根深蒂固的传统:内容本位轻视形式,这与导源于亚里斯多德《修辞学》注重语言形式的学科传统判然有别;修辞学思想立足于伦理学、政治学立场,强调修辞立其诚,注重修辞道德,这与古希腊、古罗马传统中有时仅强调修辞的工具性,把修辞纯作为论辩致胜手段的功利主义传统判然有别;修辞学学科不独立,始依附于伦理、政治学说,后依附于文论、诗话,这与亚里斯多德著作以《修辞学》名篇,将修辞学作为独立学科的传统判然有别。现代修辞学应发扬我国古典修辞学注重内容、注重修辞道德的优良传统,同时吸取他人之长,在形式探讨和理论深化、系统化方面进一步作出努力。     

从女权主义批评看修辞理论的重建

西方女权主义批评为当代修辞学研究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女权主义者对以男权标准为主流范式的传统修辞研究提出质疑 ,她们主张以女性经验为根本 ,对修辞理论进行重新评估 ,澄清传统修辞理论的男权倾向 ,进而建立一种具有真正包容性、真正多元化的修辞理论     

文说--一个还原中国古代的命名

中国古代蕴藏了大量的有关文学的言说和著述,自20世纪20年代以来学术界对它的命名就从没间断过。主要命名有“中国文学批评”、“文学理论批评”、“文学理论”、“诗学”、“文论”,可都有不足。相比较于这些外来的和现代的语汇,“文说”倒是历史的还原,它能准确地体现“中国”、“古代”说文的思维方式和表述形态,使中国古代“文说”与现代“文论”的差异和西方“诗学”的区别从名称上就可体现出来。     

修辞学批评:走出技巧论

走出技巧层面的修辞学批评,一是向修辞诗学延伸,二是向修辞哲学延伸。前者研究文本的修辞设计和诗学关联;后者从话语方式向人的存在方式提升,研究修辞如何参与人的精神建构。结论是:人创造了修辞,修辞也塑造着人。     

“崇高”与“雄浑”比较论

本文从中西文学和文论比较研究的角度，探讨中国传统文论的有关可选概念与西方传统的“崇高”范畴相比较的适切性问题，并强调“雄浑”在中国文论中的重要意义。同时，作者也借此提示这种比较的意义：它作为更大范围的比较研究的切入点，有助于深入理解中西文化总体语境的异同。     

“李约瑟问题”的中西文化比较解读及其启示

"李约瑟问题"是一个引起国内外众多人士关注的"问题丛",从中西文化比较视角能够作出更清晰地解读。在文化定位上,西方为自然哲学,中国为道德哲学;在文化取向上,西方属爱智,中国属致用;在文化精神上,西方倡批判怀疑,中国倡中庸;在文化传统上,西方学者传统、工匠传统、数学传统与宗教传统等蕴育了近代科学而中国诸传统与其迥然不同。由此,中国文化建设应注重研究基础理论、培养怀疑批判精神与培育科学文化等。     

英汉篇章修辞对比研究中的方法问题

对比修辞学领域内一个争议较大的问题是:英汉篇章修辞结构之间有没有本质差别?以Kaplan为代表的学者坚持汉语篇章受八股文或起-承-转-合结构的影响,是间接发展的,而其他研究者倾向于认为英汉篇章结构之间并无本质差别.本文通过对一些主要研究进行分析发现,许多研究存在方法上的缺陷,如过于依赖中国学生的英语作文,分析样本过小等,从而影响了结果的可信度.因此,作在建议未来的对比修辞研究应多注意方法上的问题.     

论耶鲁学派文学修辞观念的理论来源

修辞问题是耶鲁学派关注的首要问题，他们一方面对文学进行盛况空前的修辞批评，另一方面又对修辞自身进行质疑和批判，实现修辞秩序的重建，从而实现对文学中形而上学话语的全面清理。这样一种现代性的文学修辞观念不是空穴来风，而是20世纪西方哲学、文学思想的有机组成部分，其理论来源主要是新批评、德里达和尼采。     

陈望道修辞学思想引领中国修辞学新开拓

2007年是陈望道先生(1891——1977)逝世30周年。陈望道先生被公认为我国现代修辞学的奠基者。他在充分继承古今中外修辞学遗产的基础上,创建了一系列中国化的修辞学思想,几十年来,它一直引领着中国修辞学创新的历程。表现在:第一,陈望道创建的修辞学基本理论,指引着修辞学研究的对象、性质、范围等方面的新开拓。第二,关于中国修辞学史的论述,引领修辞学史研究走向新境界。第三,关于中国修辞史的论述,引领修辞史研究取得新突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