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西“改流复土”浅语

“改土归流”,是封建中央王朝在少数民族地区进行的一种政治改革,它在中国历史上历时甚久。对此,论之者不少。但是,与之背道的“改流复土”,论之者往往数语而罢,未予深涉。现不揣浅陋,献芹于识者之前。一、“改流复土”概况改流复土,顾名思义,指中国封建时代中央王朝对少数地区原实行的羁縻制或土官制改流官制后旋复由民族土著世袭首领统治。封建王朝中央对广西少数民族地区进行改土归流,一般认为始于明洪武初年对忻城     

清代在广西实施大规模改土归流的本土因素及其影响探析

相对于明代改土归流出现明显的反复而言,清代在广西实施的大规模改土归流总体而言是得以顺利推进的,这是内因和外因综合作用的结果,其中作为内因的清代广西本土因素确实起了相当重要的作用。壮族土官的残暴统治,壮族土司统治区社会经济的空前发展与交通条件的进一步改善,壮族土司军事力量的严重削弱,壮族土司地区文化教育的发展与忠君爱国思想观念的形成,为王朝中央在广西实施大规模的改土归流创造条件并奠定基础,成为清代在广西实施大规模改土归流的“根本原因”与内在根由。     

试论湘西苗区“改土归流”——兼析乾嘉苗民起义的原因

清康熙、雍正年间,包括湘西在内的原湖广的民族地区实行“改土归流”。六十余年后,湘黔苗民以湘西永绥(今花垣县)、乾州(今吉首市)、凤凰三厅和贵州松桃厅为中心,爆发了大规模的反抗清王朝统治的乾嘉起义。湘西苗区的“改土归流”情况如何?它对湘西苗族社会的发展产生了什么影响?乾嘉起义与“改土归流”有什么联系?本文拟就这些问题作初步探讨。     

改土归流后的昭通屯垦

鄂尔泰在滇东北实行的武力改流将雍正朝的改土归流推向了最高潮 ,却使清王朝在这些地区的统治陷入了危机 :频繁的变乱和对变乱的血腥屠杀 ,使改土归流的成果面临流产。在此危急关头 ,高其倬再任云贵总督 ,在改土归流地区推行善后措施 ,巩固了改土归流的成果 ,其中一个成功范例就是昭通地区进行的移民屯垦。他采取的一系列措施使昭通的社会经济在较短时期内得到了迅速恢复 ,彻底改变了昭通的社会面貌 ,为这一地区后来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是雍正朝成功巩固改土归流成果的典型案例     

试论清末川边改土归流

清末川边改土归流,是继雍正西南改土归流后又一大规模改流运动。但它的改革范围,则超过了历次改土归流。即不单是政治上的改革,而且对于与土司制度相适应的封建农奴制的社会经济基础,以及社会生活的其他方面,也进行了广泛的改革。这在我国近代史上,也是藏族近代史上具有重大意义的历史事件。本文拟就清末川边改土归流的历史背景,清政府经营川边的最初措施与改土归流经过,改革内容和改流后的设施,以及川边改土归流的历史意义,加以论述。     

改土归流后湘西庙学时空分布与文化共相——以庙学碑刻为中心

在中原地区庙学兴盛的唐时,湘西尚无庙学。湘西庙学发展时间晚,数量少,分布地区窄小有限。改土归流前,湘西庙学主要集中分布于泸溪和凤凰两县。改土归流将湘西民族地区正式纳入国家直接管控的统治体系之中,逐渐实现了由“化外”到“化内”的转变。在流官统治的100余年里,湘西庙学得到了较快发展,其空间分布覆盖到湘西全境。湘西庙学对于推进儒家文化共相的构建、唤起湘西少数民族地区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觉醒具有重大意义。     

文化变迁的个例分析——清代“改土归流”对黔中苗族文化的影响

清代“改土归流”对西南各民族文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本文仅以“改土归流”对黔中苗族文化影响为例 ,从生产工具、生产技术操作、生产组织、生产资料结构、生活习俗等的变迁进行分析 ,认为文化变迁是一个逐渐的过程 ,在变迁中 ,不断吸收、消化外来文化 ,丰富发展本民族文化。而本民族固有的文化因子 ,有的因功能的丧失而被淘汰 ,有的功能发生了转向。因此 ,要认识了解一个民族文化的变迁历程 ,要从多层次、多视角加以分析。     

认同差异与"复流为土"——明代广西改土归流反复性原因分析

明代广西的改土归流出现较大的反复性,许多土州、县在改由流官治理之后不久又恢复了土官的世袭统治,个别土州、县在土、流之间反复更替.就其主观原因而言,当属明代封建中央王朝、壮族土官和各族民众彼此间在改土归流问题上出现较大的认同差异所致.广西明代改土归流出现较大反复性的深层意义在于,它在明代广西改土归流条件尚未完全成熟的情况下,为封建中央王朝与壮族土司政权在国家与地方认同关系上提供了持续调校的契机,为清代在广西成功实施大规模的改土改流积累了经验,奠定了基础.     

清雍正朝改土归流善后措施初探

雍正朝的改土归流,是清史及西南民族史研究中的一个重要课题。这里涉及的问题很多,本文仅就其善后措施做一初步的探讨。 提出这个问题,是因为在全面评价改土归流的历史作用时,不论持肯定还是否定态度,都不能回避它。改土归流是一个全过程,而善后工作则是整个改流中的重要一环。如果抛开了善后措施,只从改流的手段及具体实施过程来评价它,那是不全面的,也不可能得出中肯     

“中甸之争”:清初丽江改土归流原因探析

清初,滇西北地区形势复杂多变,康熙年间丽江木氏土司对中甸等地的控制权进行了近40年(1682-1720)的争夺。“中甸之争”涉及云南、四川、和硕特蒙古、丽江木氏土司等多方势力,并一直延续到丽江改土归流前夕,与丽江改土归流有重要联系。中甸的战略地位以及“中甸之争”是丽江改土归流的内因,罗卜藏丹津叛乱是外因,“中甸之争”的影响是高其倬奏请清政府丽江改土归流的直接理由,而土民控诉、请求改土归流则是丽江改土归流的导火索。     

略论历史上的湘西开发

所谓“开发”,是各民族人民对某一地区自然资源的创造性利用。从这个意义上说,早在旧石器时代,湘西地区的开发活动就开始了。本文从历史的角度,对湘西地区先秦时期、秦汉至唐羁縻时期、五代至清初土司时期、“改土归流”与“苗防屯政”时期、清末和民国时期的开发活动进行了梳理和简要述评,最后总结其历史经验。     

近代云南边疆民族地区改土归流述论

改土归流始于明代,盛于清初,部分地区在清末和民国时期仍在进行。而近代以来的改土归流,不仅是古代改土归流的自然延伸,而且深深打上了近代历史的烙印,具有一系列鲜明的时代特色,甚至在改土归流的指导思想、方式方法及其结果上,都发生了显著变化。这在近代云南边疆民族地区的改土归流中得到了最集中的体现。本文拟就此作一初步探讨,敬请指正。     

明代广西土官制度的改土归流问题

广西土官制度的存在是与改土归流共始终的,而明清时期的改土归流又最引人们的注意。本文仅谈明代的改土归流问题。明朝除在桂西土官传统统治区继续推行土官制度外,还在桂东非土官传统统治区设设置了许多土巡检或副土巡检亦属土官之列,但这类土官的设置或革废的情况比较复杂,故这类土官的革废,本文亦不涉及。明代广西土官制度的改流自明初就开始了,直至明后期都断断续续的推行,改流的地方也不是很少。洪武初首先被改流的是钦州七峒长官司;不久,太平府也被改流。     

试论改土归流后土家族地区的开发

清雍正年间对土家族地区的改土归流 ,是土家族历史上划时代的变革 ,伴随着改土归流的实施 ,清政府对土家族地区开始了大规模的开发 ,这种涉及经济、社会、文化多方面的开发 ,大大推动了土家族地区的发展 ,促进了土家族的进步和我国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巩固与发展。与此同时 ,片面的农耕垦殖 ,使土家族地区传统的多元经济体系被打破 ,并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水土流失加重 ,地力下降 ,动植物资源减少 ,水旱灾害增多。清政府对土家族文化一些不合理的变更 ,也影响了土家族文化的发展。当今土家族地区的大开发必须借鉴历史经验和教训     

论清朝改土归流的“强制性”——基于对《向国栋自述》的考证

雍正七年,清政府以"残暴不仁"的罪名将桑植宣慰司"改土归流",末代土司向国栋被安置河南。向国栋在后来的《自述》中详细记载了这一事件,但其内容与史料所载存在巨大差异,通过对比分析,笔者以为,向国栋被拟罪"改土归流"完全是清政府所寻找的治理"借口","改土归流"虽然在客观上促进了民族地区的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但从主观上而言是带有强制性的,其真正目的在于对土司统治的各民族地区实行直接的统治,从而为其行政管理服务。     

清代广西少数民族的户口统计与汇总制度研究

在清代不断加强对边疆民族地区治理的背景下，广西许多少数民族被纳入王朝的户籍管理系统，官方根据少数民族的住居形态和编户形式分别采取了不同的统计和汇总方式。在桂东地区，有将少数民族与民户混合统计者，有以族别为单位进行统计者，但最后在汇总方式上都将少数民族人口数据汇入民户的人口数据。在桂西地区，尽管改土归流地区和许多土司辖区都对少数民族进行了保甲编户和人口统计，但在少数民族人口汇总方式上则略有不同：改土归流地区从乾隆三十二年(1767)开始，其人口数据被汇总纳入民数黄册一体造报；而土司辖区的人口数据则因未纳入民数黄册，没有成为每年一次督抚上报朝廷的民户数据。     

“凤全事件”之我见

清末川边“改土归流”,是我国近代史上,也是藏族近代史上,具有重大意义的历史事件。这次改流,是以“凤全事件”为导火线,于光绪三十一年(1905)全面展开的。因此,深入研究“凤全事件”这一课题,不但对研究“改土归流”的历史作用有所帮助,同时也是研究近代史的重要组成部分。在这一课题的研究中,国内外学者论述颇多,使我受益非浅,可又觉得一些“定论”实不敢苛同,确有待商榷之处。本文冒昧地提出自己的一些浅见,以求教正。     

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视阈下改土归流的历程、原因及作用

明清时期中央王朝实施的改土归流,不仅彻底废除了土司的政治、经济、军事、司法等特权,将国家版图内的人事权、财政权、军事指挥权、行政管理权、文化教育权等悉数收归中央,而且也是中华民族共同体由“自在”向“自觉”过渡的关键环节。明清改土归流经历了一个长期、艰巨、复杂的过程,其中既有土司利益与王朝利益的矛盾、各地土司与辖区民众的矛盾,也有中央王朝通过改土归流以增加税收、朝廷命官与乡村民众要求改土归流等现实动因。改土归流实现了国家“大一统”的目标、凸显明清国家治理能力的进步、加快了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速度。中华民族共同体是一个由政治共同体、经济共同体、文化共同体和社会共同体四者构成的命运共同体。改土归流的实施,不仅是推动共同体由“自在”向“自觉”迈进的关键步骤和重要举措,而且使中华民族共同体在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诸方面发生巨大变化。     

“近代化”历程中的滇川黔边彝族社会──对中国近代民族史研究理论问题的思考

近代中国社会的基本问题有两个，一是民族独立，二是近代化。本文从“近代化”的角度出发，以民国时期云南政坛上出现的彝族官僚群体为切入点，集中考察了清初“改土归流”以来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止，滇川黔边（主要指今云南省昭通地区及贵州省毕节地区）彝族社会的发展历程。认为，“改土归流”和咸同年间各族人民大起义是滇川黔边彝族历史发展的两大转折点，彝族人民通过自身的调整、努力和发展，为民国年间彝族官僚群体的崛起准备了政治、经济和人才条件。彝族官僚群体崛起后，又从政治、经济、文化、思想观念、生活方式等方面促进了本地区彝族社会的进步，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彝族社会的近代化。以此为基础，本文就中国近代民族史的研究理论提出了“边疆民族型”近代化模式的概念。其内涵主要表现为“近代化”潮流影响下中国边疆地区各民族人民朝向资本主义工业化、民主化方向的种种努力，及与此相关的观念转换、习俗变迁、文化进步、经济发展和民族团结。     

论清代凉山彝区的土司制度与改土归流

本文论述了清代凉山彝区的土司制度与改土归流问题。作者认为，从清初至康熙年间，清王朝在凉山彝区保留了土司制度。到雍正年间，伴随改土归流在相邻地区进行，在没有弄清凉山彝族社会状况下，在凉山也宣布实行改土归流。而事实上，在凉山改土归流并未实行，只在凉山边缘浅山坝子地带推行州县制度。雍正以后，针对不同的情况，清王朝在土司制度与改土归流问题上采取了比较灵活的政策，从而一部分土司仍被保留下来，而另一部分土司被革除，使凉山边缘某些地方走上了封建制道路。到清末，为达“筹边援藏”的目的，清王朝在凉山腹地又宣布搞改土归流，并有废奴之议，但终因黑彝奴隶主势力的反扑，未能如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