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时期山东佛道教的衰微

民国时期山东佛、道教的衰微主要表现在寺院宫观和僧人道士急剧减少,僧道教理教义水平的降低和清规戒律的废弛。外部原因为人们思想的解放,当局佛、道教政策的变迁,社会的黑暗和兵匪的破坏,其他宗教和会门的竞争。内部原因为僧道出身成分和出家动机的变迁。对此,当时佛、道教界的有识之士力图重振佛、道教,但是,佛、道教衰微的局面终未扭转。     

论道家与道教文化旅游

旅游的本质是文化,以文化为旅游的内核这一观点正在成为旅游行业的共识.道家、道教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三大组成部分之一,理应成为我国休闲旅游业的重要内核.道家及道教对旅游文化有着深刻的思考,其中诸多思想对现代旅游有重要的启发.道教作为一种宗教,它的文学、艺术、洞天福地、宫观、园林、庙会等民俗以及养生与特色饮食等丰富资源,都能够与现代休闲旅游有机地结合起来.     

论早期全真道心性论的理论指归──从人的本真的生命存在中去追求生命的超越

全真道之所以能从一个活动于一隅的小道团，很快发展为在中国道教史上占有举足轻重地位的大道派，并流传至今，与它从创立之初就顺应时代发展的需要，在融合儒佛道三教的基础上，从人的心性上来探讨生命超越的可能性密切相关。关注人的生命存在，从人的本真的生命存在中去追求生命的超越，成为全真道心性论的重要特色和理论指归。这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传统道教“得道成仙”的内涵，从而对道教的进一步发展产生了极为重要的影响。     

逝去的蟠桃宫"三月三"庙会

老北京的庙会,有一种是"借佛游春"式的庙会.此种庙会以游乐为主,宗教与商业活动为次,参加游乐的人多为女性.老北京过去农历三月初三的蟠桃宫庙会和正月初一到十九的白云观庙会,都属于此类庙会,并且很红火.上世纪60年代前后,少年时的我家住东花市小市口,曾多次到那里疯玩,因此留下深刻印象.     

中、朝、日道教思想之比较

以比较的方法,探讨中、朝、日道教文化的共同点和不同点,对深刻认识三国的文化很有启发意义。这三国道教文化的相同点就在于：其道教文化的建树皆基于本民族文化的土壤之上;三国道教皆具有相对“下位层次”文化的性质;道教研究一直受到忽视。中、朝、日道教文化的不同点表现在下列几点：其一,中国道教是一种大型民族宗教,日本道教是道教这棵大树上的部分枝杈,朝鲜道教是居于两者之间的既有中国道教似的宗教意义,又有日本道教似的非体系、不完善的一面;朝鲜主要是斋醒祭祀道教,日本主要是实用道教;中国儒、佛、道经渭分明;朝鲜、日本儒、佛、道三者常常搅成一团,无明确界线。道教在本土中国,同儒、佛一样形成巨大的文化洪流,深深地影响了中国人的民族性格和文化特色。道教在朝鲜和日本,虽然远没有形成如同中国本土道教那样壮观的历史局面,但也深深地积淀到其民族文化性格底层之中     

论陕西是道教的发祥地及对旅游业发展的现实意义

陕西是中国道教的发祥地 ,楼观台是道教祖庭。太平道产生于陕西 ,五斗米道盛行于陕南、全真道北派起源于陕西陇县龙门洞 ,长安是中国道教主要活动地和道教学术成就的编集地。佛道教文化资源是发展陕西特色旅游的重要内容。佛庙道观是陕西特性的人文旅游资源。佛道教的哲理和文化思想是旅游者的兴趣之一。发展陕西旅游业 ,宗教文化是依托之一。     

论道家神学化的历程及其对仙道诗的影响

道家是哲学而非神学，它之所以被道教依附上，有其內在的神学基质。道家以“道”为宇宙本体是道教“体道成仙”的终极依据，成为道教最高的神学哲学范畴；道家的养生理论建立在独特的人体结构理论基础上，成为道教修炼道术的学理源头；道家还是神仙意象的最早创造者，这一意象为后起的道教直接取资。道家被神学化的历程，同时鲜明地体现在仙道诗中。     

明清广州道教的新态势

明清广州道教呈现新态势，似有扩渗迹象，教内之徒积极投身教务和俗务，教外之人亦有从事与道教有关的活动，民间习俗多见道教色彩。究其原因，既有官方的推崇、民间的喜好，也有地理位置和商品经济的作用。它使广州道教得以保存和发展，也诱发广人迷信陋习，造就广人顺应自然和柔弱不争心态。     

广州道教旅游资源及其开发策略初探

广州道教历史悠久,旅游资源丰厚,其典雅建筑、玄妙道乐、瑰丽传说、传世雕塑书画、神秘斋醮仪式以及神奇养生大法和迷人洞天福地,都带有浓郁的广州道教文化色彩,具有极其重要的开发价值和旅游功能。开发利用广州道教旅游资源的关键,在于综合开发和合理利用,具体开发策略有：拓展道教朝觐游,满足信仰的情感需要;开展道教庙会游,增强参与性和娱乐性;推广道教生态游,感受回归自然的乐趣;开设道教生活游,体味道教文化的情趣;开展道教仙迹游,增加道教旅游文化内涵。     

“80后”眼中的年味儿

庙会里的烤串是一种“年味儿”
　　要找寻北京过春节时的年味儿不得不提到庙会。在北京，很多地方都有庙会，像龙潭湖庙会、地坛春节文化庙会、白云观民俗庙会、厂甸庙会、大观园庙会，等等，可以说春节期间，北京市每个区都会有两个以上的庙会举行，虽然各地的庙会都力求办出自己特色、风格，但不容否认的是，在几乎所有的庙会里都有烤串的身影。     

敦煌讲唱文学中的道教文化

敦煌讲唱文学中的文化内涵十分丰富 ,道教文化是其中之一。敦煌讲唱文学中的道教文化与敦煌地区源远流长的道教发展史有密切关系。敦煌讲唱文学中的道教文化主要表现为描写仙人、仙境、仙游、道士的法术施行及仙凡相通。敦煌讲唱文学中蕴涵着的道教文化反映了唐代对道教的尊崇以及佛、儒、道三教之间相互斗争、相互融合的关系。     

有无相生,和而不同──试析宋代道教与儒、佛的文化互动

宋王朝推崇道教,宋代道教进入了蓬勃发展的时期.这一时期道教有两个重要内容一是内丹论,二是三教合一的思想.北宋著名道士张伯端在融合三教的前提下,初步完成了道教外丹术向内丹术的转变,是北宋道教哲学最杰出的代表.北宋佛家学者中介导"三教合一"、"融道入佛"的典型是智圆、知礼二人,其它宋初佛教领袖都是"融道入佛"、"以道说佛"的个中高人,道教对儒学的影响在北宋五子等理学大家的著述均能看到,以理学大师周敦颐为例略述道教思想对宋代理学的深刻影响.王安石批判地吸取了道家天道自然,无为而治,矛盾发展等思想,又整合了儒道的诸多优势,遂形成了独具特点的"荆公新学",代表着儒道思想进入到一个新的高度.     

王权膨胀与道教衰落——雍正与道教关系论析

清代王权极度膨胀，成为道教衰落的根本性因素之一。雍正视道教的神仙说为虚幻，仅利用道教的“教化”、“治病”等功能，将道教工具化，从而决定了道教衰落的命运。在平息佛道之争的过程中。雍正将道教归入佛教。最后，道教被排挤出“大传统”，遭到“小传统”中众多民间宗教的分解和吸收。     

道教“真一”思想探源——从《升玄经》到《本际经》

从魏晋南北朝到隋唐时期,道教思想发展的特点之一,是引进了不少佛教哲学。佛道两教之间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这一特点是道教信仰者根据“道教”的意识,站在“道教”的立场上吸取佛教思想而造成的。道教不只吸取了佛教思想而且吸取中国其它的传统思想和文化,所以它的内容呈现出“杂而多端”的特点。因此,这使我们往往忽略它的本来面目。为了准确地把握“道教”的本来面目。确认道教信仰者对道教具备怎样的意识与立场,这是有意义的。本文的目的在于,把初唐的道典《本际经》和它所看重的北朝道典《升玄经》,这两部经典中的“真一”思想作为关键,分析从魏晋南北朝到唐代的道教的性格,同时还得考察一下《本际经》所形成的基础。     

河南庙会文化及其当代变迁

庙会是我国传统的民众节日形式之一。本文以河南周口地区的庙会为例，运用人类学、民俗学的有关理论，探讨了河南庙会的文化变迁。文章指出，20世纪80年代以后，河南庙会的活动内容已从传统的以祀神、娱神为主发展为以娱人、经贸为主，实现了从传统到当代的文化变迁。     

道教美术“雅”之精神探赜

道教美术是伴随着道教的产生、发展而逐渐成长起来的艺术门类，它充当着中国文人精神自由翱翔的家园，是道教史迹与事迹的图像化表达，积淀着厚重的历史文化元素。它又常常浸泡于皇室贵族社会的祭祀庆典等文化活动之中，成为皇室祭祀庆典活动的参与者和见证者，对祭祀庆典活动的顺利完成起到积极推进作用，具有庙堂性与贵族性气息。道教美术“雅”之精神的形成则是由道教美术自身发展的规律与特点所决定的。     

论佛道教发展与庙会文化的变迁——浙西南地区庙会习俗的历史考察

庙会是以具体的神灵信仰和祭祀仪式表现出来的,但它在发展中,又与政治、经济、文化及自然生态等诸多因素相伴相生。上古时期,浙西南地区就有群体性的祭拜黄帝活动,至唐时,庙会已表现出成熟的内质,并随着佛道教的兴起而繁荣发展。历经社会变迁,今日的浙西南地区的庙会生机勃勃,表现出了鲜明的时代性,并在传统与现代的融合中较好地保留和发展了传统庙会的地域性、时节性、群体性特征和宗教神秘性色彩。     

老庄思想是道教的理论基础

道教与老庄存在着从内容到形式的关系。从始创时对老子及其思想的神化，到成熟时对老庄及其思想的扬弃以及再度神化，无不证明了这一点。老庄道论本来就玄之又玄，因而有被道教神化的可能；老庄哲学具有超然性，它追求永恒至境，因而吻合道教追求长生久视的宗旨。从思想史的角度说，没有老庄的道本根论，就不可能有道教思想体系的产生。这应该被看作是道教对老庄思想最大的汲取。因为无论是哲学的还是宗教的理论体系的建立，首先依赖的是其思维方法的确定。     

道教的发展与“三教合一”

儒道释三教合一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显著特色。道教作为传统文化的重要构成部分，在其发展的不同时期，从各个层面吸佛纳儒，有力地推动了＂三教合一＂的形成和发展，道教也借此而发展、壮大和完善，同时，又在这一过程中逐渐泯灭个性，终而衰弱。     

多元文化视野下的唐代佛道关系——以唐代长安为中心

多元文化背景下的唐代社会,是佛教、道教兴盛发展的重要时期.作为政治、文化中心的长安,亦是全国佛教、道教活动的中心.唐代长安佛教寺庙、道教官观大量设置,各名山的高僧、高道汇聚长安,积极介入社会政治文化活动.在唐代三教鼎立的社会氛围下,长安僧人、道士皆注重传法弘道,努力扩大佛道二教在社会生活的影响.从唐代长安僧人、道士的三教论衡,僧人道士为弘道宣教的俗讲,唐诗中所见名僧高道的酬答唱和等活动,可以真实地反映出佛教、道教和谐相处的历史实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