累犯“三振出局”制度之探讨

累犯处遇是刑事政策上一直探讨的重要课题。美国累犯"三振出局"制度的出台引发学者们的争议,而我国台湾地区"刑法修正草案"中"特别累犯"规定,也推动着人们对累犯处遇制度的思考。通过对累犯"三振出局"制度的理性分析,其存在的正当性根据值得推敲。在对我国累犯处遇制度进行检视后,应对累犯处遇制度进行合理的调整。     

试论我国累犯制度在立法上的完善

累犯制度是刑罚裁量的一项制度,也是法定从重处罚情节之一,对预防犯罪分子再次犯罪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我国现行的累犯制度包括一般累犯和特殊累犯两种类型,并采取混合制的立法模式,较之以前更趋科学、合理。但是,现行的累犯制度仍存在着一些缺陷,应加以改进和完善。     

特殊累犯制度反思——以宽严相济刑事政策为视角

《刑法修正案(八)》颁布之后,特殊累犯的构成种类裂变式增加.本文以宽严相济刑事政策为切入点对我国特殊累犯制度做了简要分析,并从罪质同一要求、域外立法趋势、主体范围以及刑罚效果角度反思我国特殊累犯刑法规定宽严失度现状及原因.为避免现行特殊累犯制度的重型化倾向,宽严相济、针对性的重构特殊累犯制度是刑事立法完善发展的理性选择.     

单位累犯立法完善探微

单位累犯是一个客观存在着的犯罪现象,刑法上必须对此作出立法反映,以弥补立法漏洞。对单位累犯的概念进行了探析,对“单位中责任人重罪说”与“自然人重罪说”两种观点进行了批驳,并在基本肯定“单位重罪说”的基础上对该说提出了修正。在此基础上,对单位累犯的类型、成立条件以及处罚原则等问题进行了探讨。     

关于我国刑法累犯制度的几点思考

我国刑法的累犯制度在 1997年修改之后 ,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和完善。但仍然存在着一些缺陷 ,单位能否成为累犯 ;累犯不得假释是否合理 ;“刑罚执行完毕”是指主刑执行完毕 ,还是指主刑和附加刑都执行完毕。本文对上述问题进行分析 ,并提出相应的建议     

未成年人犯罪刑罚适用的有关问题探讨

未成年人犯罪已日益成为国际社会关注的问题。我国刑事立法针对未成年犯的特点,对其在刑事责任的承担上做出了区别于成年犯的特殊规定,但还略显粗疏和薄弱,未成年犯的罚金刑、缓刑以及累犯制度等刑罚适用中存在着一定争议和困惑。为更好地贯彻对未成年人犯罪实行“教育、挽救、改造”的方针政策,应提倡对未成年犯适用罚金刑,建立专门的未成年犯缓刑制度,明确未成年人不构成累犯。     

我国内地与港澳台地区普通累犯制度比较研究

我国作为统一的多法域国家,港澳台地区的累犯制度和内地的普通累犯制度各有特色。这种差异不仅反映在普通累犯的立法模式上,而且在普通累犯成立条件的罪量、罪质、时间间隔、主体、跨法域犯罪、法律后果等方面也存在很大不同。我国内地刑法普通累犯制度应该定位于人身危险性的根基之上,以"行为人累犯"为中心,单位主体和过失犯罪可以有限成立普通累犯;普通累犯的处罚原则应该以人身危险性为变动曲线,有条件地适用假释。     

论单位累犯的增设及其构成条件

单位累犯是新刑法把单位确立为犯罪主体以来刑法理论上研究的热点问题之一,在分析各种观点以后得出新刑法没有规定单位累犯,进而主张增设单位累犯,并对单位累犯的构成要件及相关问题作了进一步的讨论,这对于研究我国单位犯罪及现行累犯制度的发展完善具有积极意义。     

论单位累犯构建之必要性——以刑事立法平等为视角

在我国现行刑法中,未明确规定单位累犯。而事实上因为单位累犯的人身危险性和社会危险性如同自然人累犯一样,都比初犯大,但立法上对自然人累犯规定从严处罚,而对单位累犯不做规定,有违刑法平等原则,因而从刑事立法平等的角度上来看,建立单位累犯制度势在必行。     

创制单位普通累犯制度的若干构想--兼与杨凯博士商榷

我国现行刑法确立了单位犯罪制度,但在单位犯罪的刑罚适用方面尚存在一些缺陷,其中单位累犯制度的缺位即为其突出的表现。对单位累犯中的普通累犯制度进行了探讨,以期对完善我国刑法的有关规定有所裨益。     

大陆与台湾、澳门地区逮捕制度之比较

本文介绍了大陆与台湾、澳门地区关于逮捕制度的立法规定 ,并通过三地相关规定的比较 ,提出了借鉴台湾、澳门地区的合理做法 ,完善我国逮捕制度的具体意见。     

论侵占罪的侵占对象之立法缺陷与完善——许霆案的再反思

通过对许霆案的案情和诉讼过程的介绍以及有罪和无罪中诸观点的评析,虽然法院最后以盗窃罪定罪量刑,但是最合理的罪名应当是侵占罪。我国刑法对侵占罪侵占对象的规定存在立法缺陷,通过对侵占罪侵占对象存在立法缺陷的分析,对我国刑法270条侵占罪进行了重新设计。从而解决了刑法理论界对侵占罪侵占对象的争议以及对于今后再出现类似的许霆案能够合理定罪与量刑,做到罪、责、刑相适应原则。     

熵理思维视角下的科学立法探析

建设法治国家是中国走向现代文明的必然选择,科学立法是法治进程的基础.法律的重要作用在于降低系统不确定性,提高社会有序性.熵是描述、分析和计算系统有序程度的重要而成熟的概念,已在多个学科得到成功应用.在此思维指导下考量中国立法现状,提出四点科学立法建议:简化立法层次,明确立法权限;设立立法配额,推进职业立法;立、改、废、释并举及其常态化;借鉴工程学科成熟的理论和技术,如测试覆盖性分析、风险分析和熵值计算法,形成跨学科的方法.     

论行政强制执行主体的模式选择——透过案例的钩沉

通过分析行政强制执行案例,可以发现我国现行的行政强制执行主体“双轨制”,有其存在的正当性。基于国情分析,在现阶段,我国应该保留人民法院对非诉案件的行政强制执行权,并且应该充实人民法院的执法力量,这也是《行政强制法》的立法取向。     

论刑事被害人国家补偿制度

通过对我国刑事被害人补偿制度现状分析、借鉴国外刑事被害人国家补偿制度做法,讨论了我国建立被害人补偿制度对于贯彻以人为本,建设和谐社会的重大意义和可行性,以期对我国相关制度的建立、完善有所裨益。     

论我国离婚制度的立法原则’

立法原则是立法主体据以进行立法活动的重要准绳,是立法指导思想在立法实践中的重要体现.婚姻法关系到千家万户,作为其重要内容的离婚制度,在进行立法设计时必须遵循一些基本的指导原则,即保障离婚自由,保护弱势群体利益,"子女最佳利益"原则,坚持实事求是、从中国国情出发,坚持现实性与前瞻性相结合,坚持明确性原则及坚持一致性原则等.只有这样,才能制定出科学完善的离婚制度和婚姻法.     

论情、理、法的结合在中国传统法律文化中的价值

中国古代优秀的法律文化曾经在相当长的时期内影响了周边国家和地区的法制进程,对世界法制文明作出了突出贡献。即使在今天,西方许多思想家在对本国法律文化反思时,也常常不忘从中国传统法律文化中汲取营养。法治社会应对情、理、法重新认识,挖掘其合理因素,正确看待情、理、法结合在实现法律体系本土化、保障司法公正以及增强判决执行力中的价值,并在立法和司法实践中合理运用情、理、法。     

隐性立法者：中国立法工作者的作用及其正当性难题

在以建构主义为特征的大立法时代,中国人大的立法工作者基于其专业技能,借助法制工作委员会这个特殊组织,在立法规划(计划)、法案起草、协助法案审议和立法适用解释四大场域悄然发挥了立法者所不及的关键性作用,成为“显性立法者”之外的“隐性立法者”。显然,这些“隐性立法者”对中国立法的实际作用需要正视和重估。但立法工作者以辅助者的身份对立法产生如此巨大的影响,又存在深层的正当性难题。从专业主义角度看,解决问题的方法不是从此舍弃立法工作者,而在于构建立法者与立法工作者之间的信息均衡,达到两者技术意义上“对立的契合”。     

论我国代理商制度的立法构造

商事代理实践的迅速发展对我国代理商立法产生制度需求。商事代理立法从行为法走向主体法已经成为一个较具现实性的选择。我国现有的代理商制度立法无论在立法理论还是在规范结构体系上均存在缺失与不足。我国代理商法技术构造的重点是,从合理确立立法的理论基础出发,进而构建起代理商法定种类划分科学、规范体系完备的制度体系。     

关于完善农民工社会保障立法的思考

我国有关农民工社会保障方面的立法主要是国务院及地方各级人大、政府制定的法规和规章。它存在着立法层次低,法律效力弱,立法内容面窄、体系不健全及立法实施效果不理想等问题。从法理和宪法角度分析,我国应为农民工完善社会保障立法,主要是提高立法层次,近期内由国务院针对有关农民工的各种社会保障项目统一制定行政法规,远期则由我国立法机构出台单独的农民工社会保障法;完善立法体系,统筹规划合理安排农民工的社会保险、社会救助、社会福利等社会保障项目,农民工立法应以社会救助为基础,以社会保险为主体,以社会福利为重要补充;同时加强农民工立法的执法司法力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