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流进了市场——中国市场化改革和市场人群的社会特征

与东欧的改革不同,中国渐进式的改革没有消除"体制内"的存在。进而,中国的改革为社会流动的讨论提供了一个自然实验,形成了体制内与体制外不同的职业机会。进入体制内和在体制外的人群的能力不同,形成的政府、市场、社会的能力也不相同。在过去30年里,向市场流动的机会包括了原农业职业人口主动的向上流动和原体制内人口因体制改革被动的向下流动。在非被动条件下,处于体制内职业人口向体制外的流动率几乎为零。如此,在政府—市场—社会的三角关系中,市场的平衡能力显然值得怀疑。在理论上,社会流动的机会性与选择性也可以成为社会流动探讨的新议题。     

职业地位获得机制的体制内外差异分析——基于2014年八城市社会网络与职业经历调查数据

利用2014年八城市社会网络与职业经历调查数据,通过建立回归模型并进行对比,探讨人力资本和关系资本对于职业地位获得的效应在体制内外的差异。分析表明:对于个体职业地位获得,人力资本的正向效应在体制外比在体制内更明显,而关系资本的正向效应则仅在体制内有显著表现。强关系效应在体制内的作用比在体制外更为明显,而弱关系仅在体制内表现显著。信息资源、人情资源和混合资源都在体制内表现出显著效应,而信息资源和混合资源在体制外的效应则相对弱一些,人情资源效应表现不显著。在基于"市场逻辑和权力逻辑并存"假设的分析框架下对相关理论做出回应的同时,也提出了新的有待进一步探索研究的问题。     

资源归类、系统配置与反腐“新常态”的维系——对当代中国廉政资源系统的初步分析

当代中国反腐"新常态"的维系,需要国家廉政的基础性资源、运行性资源和保障性资源的多重配合与参与,这些资源在实践中可分为"体制内"的国家主导型、"体制外"的社会自发型以及"体制内外"的合作型三种运作模式,反腐"新常态"的维系需要基于系统"入口""内部"和"出口"三重视角,分别强化对廉政资源的系统开发、有序管理、科学应用和信息反馈工作,在提升廉政资源配置效率的过程中实现当代中国廉政资源的系统优化。     

结构壁垒、体制转型与地位资源含量

再分配体制下形成的单位和地区壁垒,不但限制了职业流动,也导致了同一社会经济地位其资源含量在壁垒之间的差异,使工作单位和出生地成为地位的象征和指示器。对2003年中国综合社会调查的资料分析表明,单位和地区壁垒效应持续至今,但市场经济的发展正在弱化这些效应。体制外,职业的收入回报在单位之间、地区之间开始趋向平衡,而不同职业的收入差别大大高于体制内,说明体制转型加强了职业的地位含义,也由此扩大了个人和家庭层面的社会经济不平等。对不平等的大众接受程度如何?地位流动是否机会平等?将是重要的社会学课题。     

“倚靠体制,面向社会”:体制外公益组织“准社会化动员”的个案研究

"准社会化动员"是体制外公益组织适应"后总体性社会"的产物,其精髓是"倚靠体制,面向社会",其特点是:借用体制因素、以社会资源为目标、采用社会化手段和社会取向。"准社会化动员"显示了"后总体性社会"中,公益组织体制外出生,自下而上,走向与体制良性互动、合作发展的独特路径。     

体制外社会伦理情结探析

秘密社会是体制外社会的典型代表。建立伦理结构,表达伦理行为,搭建神性加冕的礼法控制平台是伦理情结的三重表征。三者的整合夯实了体制外社会的伦理秩序基础。体制内社会的先赋性与体制外社会的自致性形成伦理秩序在建设传统上的二元分野。     

我国食品安全监管体制内之困局与解困之道

我国食品安全问题频出,即便是制定了《食品安全法》其安全形势并未有根本性改观.究其原因,我国的食品安全监管体制存在着权力过于分散,过于依赖于行政协调手段执法,依赖于通过立法来对食品概念进行界定,导致执法对象混乱等原因.要解决这一困局应有效的利用制度内的资源并利用体制外的有效社会力量予以推进,形成体制内外的整合共同推进我国食品安全监管体系的完善.     

从体制内到体制外——论1990年代自由写作者出现的意义

个人化立场的核心是艺术的自由精神,它包括作家的思想立场和叙事立场,二者构成作家创作立场密不可分的两个方面,本文从四个方面探讨新生代作家中体制外自由写作者出现的意义:体制内写作与作家个人化立场的丧失;对体制内写作的质疑和自由写作者的出现;自由写作者的立场:自由写作既是一种生活方式,更是一种保持个人独立精神的姿态;自由写作是一条光荣的荆棘路。     

慈善超市筹资机制的合法性分析

慈善超市是在“总体性社会”向“后总体性社会”转型过程中一种社会福利和救助制度的创新,是集中社会扶贫济困资源以实现社会救助目的的非营利组织,但是在实际运作过程中普遍出现了资源紧缺的问题。慈善超市的筹资机制具体包括对体制内资源的利用、对体制外资源的动员和特卖经营。政府选择型非营利组织的资源获取依赖政府资源和行政力量;外部制度对非营利组织筹资有促进和约束作用,政府应在加强行政支持的基础上改善法律环境。     

飞翔的沉重——1990年代以来的自由作家与出版人

以作协系统为核心对作家进行管理并对作家实行身份确认,是1949年建国后文学体制运作的一个重要方面,但这种文学体制自1990年代后逐渐松动。一些作家在体制之外按照自身意愿和市场资源配置原则自由流动和自主选择,彰显的是文学体制发展过程中作家自主性原则的胜出。但市场在最大限度地使作家获得空前解放、拥有自由的同时,也以经济的逻辑框划着自由的审美创造。自由作家与出版人所构建的主体间的经济与文化交往关系,整合与反映着社会构成的文化变动以及文学场域不同力量的博弈。     

和谐社会背景下社会弱势群体利益表达机制现状分析及路径选择

我国社会弱势群体的利益表达机制存在主体自我意识发育程度不高、体制性的利益表达机制渠道不畅通、非体制性利益表达方式频繁发生、利益表达客体的回应机制效率低下等弊端,要改革和完善我国弱势群体利益表达机制的路径包括提高弱势群体的表达意识扩大其政治参与、完善体制内利益表达机制规范体制外表达机制以及转变政府职能完善利益表达客体的回应机制。     

双重二元分割:单位制变革中的城市劳动力市场

劳动力市场分割是世界各国的普遍现象,是对于劳动力市场非完全竞争的另一种表述。我国城市劳动力市场是在“单位制”变革的背景下形成的,在宏观上表现为体制内劳动力市场与体制外劳动力市场的二元分割。其中体制内劳动力市场与体制外劳动力市场又分别存在着二元分割,因此呈现出双重二元分割的状态。劳动力市场的双重二元分割在现实当中表现为我国劳动力市场中独特的就业模式和收入分配模式。这种劳动力市场的分割状态会随着“单位制”持续变革发生动态的调整和演变,其目标取向是规范统一的劳动力市场。     

村级治理中的精英分析

村庄精英在村落场域的权力结构中 ,居于承上启下的中介地位。对村庄精英的分析是村庄权力结构分析的切入点。村庄精英分为掌握村庄正式权力资源的体制内精英和掌握传统资源等其它资源的体制外精英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中的劳动制度改革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我国经济改革的目标模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主要从两方面制约并规范着我国劳动制度的改革:(1)市场经济要求社会通过市场机制的调节作用来配置劳动力资源;(2)有关劳动力资源配置的其他管理都应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要求。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劳动制度的基本规范市场经济是以市场作为资源配置的基本方式和主要手段的经济,是商品生产发展到社会     

单位制的演变与信访制度改革——以信访制度改革的S市经验为例

改革前信访制度就具有穿透单位体制的特征,改革后逐渐成为体制外社会成员利益表达的首选路径。十几年来信访形势和信访工作性质发生剧烈变化的根本原因,在于日渐稳定的单位制与非单位制并存的社会结构对滞后的社会管理体制不断增强的压迫。在原有政府管理体制内的某个局部职能机构中扩展功能,应对原有体制覆盖之外的社会成员的社会参与和利益表达,是S市经验的主要特征。当今中国已分化为相对松散的社会,上访事件和集体行动是局部的、有清晰边界的,其基本诉求是对物质利益的补偿性要求。信访制度改革要从维稳思维中走出来,把信访机构作为体制外社会群体与国家沟通的主管道。     

论经验隶属性和法治化程度对司法裁判的影响——基于认知科学角度的实证分析

在不同的法律制度、机制和文化环境下，不同性质的先前经验可能会以不同的方式作用于司法裁判。具备体制内和体制外工作经验的法官具备不同的知识优势，进而通过不同的方式促进司法裁判。其作用机制因法官知识结构的差异而不同。在法治化程度较高的地区，体制外工作经验对司法裁判的促进作用更强，同时借助动用体制内的社会关系能提升具备体制外经验法官的司法裁判能力。理应化解甚至打破“行政”和“司法”并存甚至相互竞争的格局，培育法治文化和法律意识。启发立志于从事法官职业或正进行法官职业的人员理性的积累有助于未来司法裁判公正性的经验。     

博爱观念的现代诠释

现代意义上的博爱观念 ,是建立在个人自由与人格平等基础上的爱 ,是对人的价值的肯定和弘扬。这种爱的实践应该是从有差等的爱走向无差等的爱 ,从体制内的爱走向体制外的爱 ,从人类之爱走向超人类之爱     

农村公共物品供给七十年：国家与农民关系的视角

决策和融资是公共物品供给的两个基石。本文从国家与农民关系的视角出发,考察了农村公共物品供给的历史变迁。通过对人民公社时期、改革开放至农村税费改革时期、后农业税费时期的考察,揭示了我国村级公共物品供给模式的转变路径和逻辑。近年来,随着公共财政对农村公益事业的投入力度日趋加大,以一事一议为主要制度载体的体制外民主式供给模式日渐兴起。但随着体制内融资逐步取代体制外融资,农村公共物品供给的决策模式也逐渐发生改变,村级公共物品的供给模式面临着新的道路选择。本文认为,应完善村民一事一议制度,树立新的准公共财政理念,建立体制内民主式的村级公共物品供给模式。     

中国非政府组织的成长道路——以西双版纳州妇女儿童心理法律咨询服务中心为例

作者以一个中国边疆本地非政府组织的成长道路为例,探讨了我国当前经济转轨社会转型时期国家与社会的关系特点,由此追寻在中国本土非政府组织的特色发展道路。认为,当前我国非政府组织的成长必须与政府建立良好的合作伙伴关系,在体制内得到生存,体制外得到发展,而不是脱离政府体制寻求独立发展道路。西双版纳州妇女儿童心理法律咨询服务中心的成长道路,对我国本地非政府组织的成长具有借鉴意义。     

政策议程创建的基本类型：内涵、过程与效度的一般分析

根据政策问题提出者的角色、作用以及影响力的不同,政策议程创建活动可以分为内创型、动员型、相融型和外创型四种基本类型。内创型政策议程是一种由政治权威人物主动地体察和认定社会问题,在不经过与体制外行为者互动的情况下直接将特定社会问题纳入决策程序的议程创建活动;动员型政策议程是决策主体借助正式机构的各种资源,在对体制外行为主体进行动员、教育和引导的基础上推动某一社会问题上升为政策问题的议程创建形式;相融型政策议程是一种由体制内、外的政策共同体及其代理人沿着＂内倡＂与＂外推＂两个方向,在有效互动基础上共同推动的议程创建活动;外创型政策议程则是体制外行为主体运用各种力量向决策主体施压,进而推动某一社会问题进入决策议程的创建类型。通过对四种类型政策议程的内涵、过程与效度的比较分析,有助于优化当代中国政策议程创建过程,提高政府决策品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