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的Charming Besty原则与WTO协定的内国效力

根据美国司法实践中发展出来的Charming Betsy原则,对美国国内法的解释不应该违反国际法.考虑到WTO协定在美国法律体系中不能直接适用,那么WTO协定可否通过Charming Betsy原则发挥其在美国国内法解释中的效力?从美国的司法实践来看,Charming Betsy原则对于WTO协定解释效力所产生的影响处在一个不确定的状态.这种状态反映了美国的法院在国际贸易问题领域对于行政机关解释权的较大尊重,但却不利于保护国际贸易活动者在WTO协定国内实施中所产生的预期利益.     

WTO框架下国际贸易救助司法审查的法律适用

国际贸易救助司法审查是WTO协定所规定的一项全新而重要的制度,其与一般意义上的司法审查制度有很大区别。就法律适用制度而言,其适用依据除国内法外,还包括WTO协定。但是在后者是否具有国内直接适用效力问题上,WTO并无明确规定。WTO各主要成员皆倾向于持否定态度。中国不应该在国际贸易救助司法审查中直接适用WTO协定。     

美国337条款的合法性及我国的对策——以WTO一般例外条款为视角

正确评判美国337条款在WTO下的合法性,是应对美国337调查的前提。GATT时期,加拿大和欧共体曾经分别在关贸总协定内挑战过337条款的合法性。第一个案件中专家组肯定了该案普遍排除令的适用。第二个案件中专家组指出了337条款适用的四个违法之处。TRIPs协定的出现进一步肯定了337条款存在的合法性。以一般例外条款目前的适用标准,美国337条款也符合WTO的规定。我国应对内构建美国337条款的综合应对体系,对外结合具体案件在WTO起诉美国337调查。     

WTO争端解决中"有关国际法规则"的一个解释工具

在WTO争端解决中,专家组和上诉机构不能脱离其他国际法而解释和适用WTO协定的规定,而避免"临床隔离"解释WTO协定的一个有效的方法是借助<维也纳条约法公约>第31(3)(c)条.与争端有关的非WTO国际法规则可作为解释WTO义务的工具,在争端解决中考虑有关国际法规则的目的是解释WTO协定的规定,而不是要适用或执行这些国际法规则规定的权利和义务.不过,这些可考虑的与争端有关的国际法规则应符合"适用于当事国间关系"的要求.使用有关国际法规则解释WTO义务也可能需要专家组和上诉机构审查非WTO国际法规则,以确定它们是否与争端有关.由于缺乏具体的指导,确定什么样的规则由"有关的"需要逐案确定.     

论世贸组织视听产品规则的局限性及其克服

WTO规则内对视听产品的调整主要集中于GATT1994和GATS,但两者同时适用于视听产品时就会遇到一些冲突,WTO规则并没有对二者冲突的解决作出规定.因此应把GATT1994与GATS作为一个整体,应统一适用于视听产品的相关规则,并减少在适用过程中的不确定性.     

从美国高地棉花补贴案看农产品出口补贴的法律适用问题

《农产品协定》《补贴与反补贴措施协定》是WTO下规制农产品出口补贴的两个主要协定,二者同为《WTO协定》附件1A中的两个独立的协定,它们平等地适用、约束所有的成员,共同调整农产品出口补贴,但二者并不是一般法与特别法的关系.美国高地棉花补贴案,提供了一个农产品出口补贴具体法律适用的范例,澄清了两个协定的法律关系.农产品出口补贴的法律适用,必须首先对某一农产品出口补贴进行归类,再确定所应适用的法律.对于一般农产品出口补贴,直接适用SCMA禁止性补贴规定;对于AA特殊保护的农产品出口补贴则可适用GATT1994或SCMA第5条和第6条可诉补贴规定.     

后TRIPS时期国际知识产权执法新动向

后TRIPS时期,以美欧为主的发达国家在国际知识产权立法趋于完善的背景下,开始“步步紧逼”知识产权执法措施。美国和欧盟不仅强化其国内知识产权执法措施,而且通过自由贸易协定、投资协定和知识产权协定,在双边层面采取“各个击破”的策略,适用TRIPS-Plus知识产权执法标准。发达国家的目标是将此种更高的知识产权标准纳入到多边协定中,作为“全球知识产权棘轮效应”的一部分以约束第三方国家。除WTO和WIPO外,发达国家还在世界海关组织（WCO）、万国邮政联盟（UPU）、世界卫生组织（WHO）等多边场所推行更高知识产权执法标准。这种在单边、双边和多边“多管齐下”同步推行TRIPS-Plus知识产权执法标准的态势,对发展中国家构成了极大的挑战。     

WTO框架下竞争规制研究:现状与未来——兼评我国应有对策

随着贸易自由化深入,反竞争行为可能对国际贸易造成阻碍,我国宜从WTO规则、贸易自由化、市场准入与反竞争行为、竞争规则模式、竞争政策与贸易政策关系等视角全面分析WTO框架下的竞争规制,进而根据经济转型期现状,在国内与国际层面采取全方位应对措施,包括:“积极防守”,完善竞争规制立法,强化执法;“主动出击”,运用竞争法例外规则促进我国出口能力;“多管齐下”,运用双边、诸边与多边协定加强国际合作。     

欧共体及其成员国竞争法的协调

欧共体竞争法与其成员国竞争法往往发生冲突,一般说来,根据共同体法效力优先原则,成员国竞争法与其相抵触时,应适用共同体法。但对一些特殊问题,其具体适用又比较复杂。本文就一些经常发生冲突的问题,对其协调机制进行了较细致的讨论。这主要包括以下情形:管辖权冲突及共同体豁免的效力问题;国内法院执行欧共体竞争法时冲突的协调;共同体竞争法与成员国立法、行政措施的协调;共同体竞争法与成员国关于公用企业的立法的协调。     

GATT1994第4条"银幕配额"规则评析

GATT1994第4条是WTO规则体系中唯一一条直接涉及文化产品贸易待遇的条款,其对于文化产品特殊性的认定,国内配额措施背离于多边贸易规则之禁止数量限制原则并在特定条件下例外于WTO体制基石之国民待遇的允许,经历了长久的争论与谈判,体现了文化贸易在多边贸易体系中的独特地位.然而GATT1994第4条的内容却遇到了科学技术的巨大挑战,在文化多样性作为全球公认价值的今天,其适用范围的大小也成为文化价值诉求能否顺利实现过程中的重要问题.     

论WTO协定在国内法院的适用

中国在加入了ＷＴＯ以后 ,意味着在国际法上接受了ＷＴＯ协定的条约义务。按照“约定必须遵守”原则 ,一国在条约有效期内 ,必须善意地履行条约义务 ,否则就构成国际不法行为 ,应负国际责任。虽然 ,国际法对各国课以善意履行条约的义务 ,然而关于执行条约的国内程序 ,仍然有待各国的自由决定① 。ＷＴＯ协定能否在我国法院得以适用 ,一方面取决于ＷＴＯ协定本身的规定和特点 ,另一方面更取决于我国关于国际条约在国内执行程序的宪法性安排。一条约缔结生效后 ,一方面可以由有关国际机构予以适用 ,ＷＴＯ争端解决机构适用ＷＴＯ协定解决成员…     

加入WTO后如何转变政府职能

在世贸组织与中国达成的议定草案规则中,绝大部分内容都针对国内的行政管理体制。也就是说,加入世贸组织后,WTO协定约束的对象是政府,政府是加入世贸组织协议的缔结者,是国内法律法规的制定者,在WTO协定的组织实施上,承担重要的法律责任。而政府加入世贸组织     

WTO规则对西部地区知识产权法制的影响及对策

西部地区属于不发达地区 ,其知识产权法制状况不容乐观 ,目前尚不具备统一适用Trips协定的条件。国家应当在西部地区延迟适用Trips协定 ,通过技术进步和制度演进 ,改善西部地区的知识产权保护水平 ,促进科技创新 ,使西部地区充分享有WTO规则所赋予的权利     

试论GATT/WTO法律制度和环境保护

GATT／WTO法律制度正面临环境的挑战。自由贸易并非环境退化的根源,环境和贸易的冲突在于传统的比较优势理论存在缺陷。GATT／WTO法律体系容纳环保是必要的也是可能的。对GATT／WTO相关贸易原则与环保措施的冲突、GATT的“一般例外”与环保贸易措施的配合、GATT／WTO法律制度与国际多边环境条约的冲突与协调等问题必须妥善解决。我国对多边国际贸易体制下的环保问题应加强研究,积极促成公平合理的环保贸易协议,同时,按照多边环境条约和GATT／WTO规则完善我国环保贸易法律体系,加强外贸领域的环境管理。     

WTO协定的国内运行过程

条约在国内运行过程的问题属于法的运行的范畴 ,应当包括条约向国内法的转化、条约在国内的实施、条约与国内原有法律法规间的协调三个阶段。法学界通常将“条约的适用”视同为条约的运行 ,本文认为应将“适用”还其本意 ,将其视为条约运行中实施阶段的一个构成部分。WTO协定是重要的国际协定 ,在国内的运行过程也分为转化、实施、协调三个阶段 ,转化阶段将采用自动转化模式 ,实施阶段需要补充立法 ,协调是对原有国内法的修改和废止     

双边税收协定在中国适用的法教义学阐释

双边税收协定适用的法教义学阐释是要解决税务机关和法院适用双边税收协定中面对的法律适用、体系构造与法律解释这三个现实问题和难题。双边税收协定具有直接适用性，但是，不具有绝对的优先适用性。双边税收协定的规范体系由以概念和规则为内容的外部体系与以原则为内核的内部体系所构成，全面理解和掌握双边税收协定的规范体系是避免错误适用和解释双边税收协定的根本。双边税收协定在其内部构筑了由用语的定义性解释与未明确定义用语解释组成的独立自主、双层结构与解释依据存在先后次序的解释规范体系，无须借助外部的法律解释依据和方法。     

GATT/WTO下环境成本内在化政策研究

GATT/WTO下环境保护 ,以及由此所带来的一系列与贸易相关的问题已为各成员方高度重视 ,现有GATT/WTO规则中有关环境问题的条款亦成为炙手可热的研究重点 ,但其研究结论各异。事实上 ,从经济分析法学的层面分析环境保护问题 ,不难发现环境成本内在化是各成员方 ,尤其是主要发达国家制订环境保护具体措施的主要理论依据 ,其存在的合理性证据源于GATT/WTO相关规则。     

上位法与下位法冲突的解决方法

上位法优于下位法的适用条件是:上位法与下位法在客观上处于不同的法律位阶,上位法与下位法之间在内容上相抵触。上位法优于下位法规则的适用主体包括立法者和法院,行政执法者适用该规则存在诸多现实困难。法院适用上位法优于下位法规则的理想方式是直接选择适用上位法,且要处理好和就近适用规则之间的关系。上位法优于下位法规则的适用存在许多难题,该规则在宪法与法律间冲突的适用性、全国人大常委会和法律之间的位阶关系是其中的典型问题。     

从GATT到WTO：国家利益为视觉的思考

文章以国家利益为视角,分析从GATT到WTO的贸易自由化进程,说明国家利益是贸易自由化的内在动力,中国在贸易自由化进程中既要遵循国际惯例,更要遵循“国家利益原则”。     

数字贸易规则:“美式模板”与“中国—东盟方案”构建策略

《美国—墨西哥—加拿大协定》是数字贸易规则“美式模板”的最新范式。文章从《美国—墨西哥—加拿大协定》的“数字贸易”章节文本规定入手,通过类型化分析《美国—墨西哥—加拿大协定》数字贸易规则的演进特征,认为《美国—墨西哥—加拿大协定》中数字贸易规则具有整体稳定性与局部革新性的特征,但其浓重的贸易保护主义色彩引致该规则内容缺乏包容性。同时,该规则本身也存在设计缺陷,容易陷入数字贸易规则适用和数字贸易发展规制的双重困境。中国数字贸易规则构建方兴未艾,文章认为中国FTAs数字贸易规则的构建与完善应立足国情,遵循循序渐进和互利共赢原则,加快形成系统完备、自由开放、普惠包容的数字贸易规则之“中国方案”,借以提高中国数字贸易治理的规范性和示范性。在具体推进路径上,文章建议以《中国—东盟关于建立数字经济合作伙伴关系的倡议》的发表为契机,加快与东盟国家签署实施中国—东盟数字贸易伙伴关系协定,构建数字贸易规则的“中国—东盟方案”。在协定文本章节安排和条款设计上,可引入单独的“数字贸易”章节,对数据安全可采取“分类+分级别”管理办法,将机密程度较高的数据排除适用于跨境数据自由流动的范围;可引用正面清单模式对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