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价值"和"实践"的"重叠"与"分野"

价值与实践之间既具有"外在重叠"也具有"内在重叠".二者都是属于"属人世界"或"人化世界"的范畴,价值关系在逻辑上隶属于实践关系,二者这种所属领域上的"重叠"可称之为"外在重叠".二者的"内在重叠"则意指二者都包含着一定的物质利益因素.但无论"外在重叠"还是"内在重叠"都不能淹没"价值"与"实践"之间的分野.马克思主义哲学充分体现了"价值"与"实践"之间的这种"重叠"与"分野"关系.     

从"博弈论"到"合作论"——新形势下再论"和平统一"

"台湾问题"产生已经六十多年了,国内、国际形势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有必要在新形势下对"台湾统一"方式问题进行再认识.本文从"博弈论"和"合作论"的国际关系理论角度,多方面分析论证"和平统一".分析了"台湾问题"在特殊的"三方博弈"中产生,用"博弈论"分析了武力手段不是目前解决"台湾问题"的最佳选择,从而在"合作论"的思维下分析论证了"和平统一"原则是解决"台湾问题",实现祖国统一的最佳选择.     

"小说"与"杂家"

本文将"小说"放置在传统目录学文类系统发展过程中,全面系统地梳理总结了"小说"与"杂家"之间的种种联系、区分及其流变,力求回归"小说"文类原有的文化语境来把握其非叙事类作品的文类规定性.     

从"向火乞儿"到"趋炎附势"

把言行举止酷似乞丐之流称为"乞儿",是个形象的比方.用"向火"比喻依附权贵,又是建立于一系列"火"部字所组之词的比喻意义的基础之上的.这些都反映了比喻手法对汉语词汇的影响.至于"向火乞儿"的比喻意义"趋炎附势"为人熟知,则更是反映了委婉修辞手法在词汇运用方面的变化和选择.     

政治的"纯化"与"泛化":也谈"中国模式"

霍布斯给了我们一个政治的"利维坦",外在的、反自然的国家权力,于是在洛克那里就有了作为"利维坦"的对立面的社会;到康德,再讨论社会的"伦理秩序"与"政治秩序",认为生活在一个"伦理共同体"中是人类的特殊义务,或者说只有人类才可能生活在人与人的伦理关系之中,但这种关系又应该以健全的政治秩序为前提.本文在此基础上进一步讨论了国家(政治)与社会(伦理)的关系,认为就世界范围里的现代性而言,"组织"这样一种社会化形式综合了国家与社会的特征,并进而取代了政治与伦理,使得人们更愿意以放弃公民的政治身份与伦理义务为代价而扮演一个更令人满意的"组织成员"的角色;而这一点,至少有助于我们对什么才是当今的"中国模式"的理解.     

"事"、"理"与"势"、"理"探讨的深入

对历史发展的"事"、"势"、"理"的探索,是中国古代历史理论的一个重要内容.这一问题在春秋战国时期已经初显端倪,而司马迁汲取前代认识,提出"事势之流,相激使然"(《史记·平准书》),其撰史目的为"稽其成败兴坏之理"(《史记·太史公自序》),即寻找对现实和未来具有指导意义的事理和法则.柳宗元在《封建论》中用"势"来解释社会制度的变化、更替之故,认为社会的进步"非圣人之意也,势也",这是他超越前人的地方.宋朝以后的史学家、思想家继承和发展了前代史学家提出的"事"、"势"与"理"等范畴,并以对这些范畴的阐释来揭示历史变化的法则,凸现历史理性精神.     

近代"经今古文"学派与"荀学"

"经今古文学派"的对立,可以说是自汉代就已经出现了.关于"经今古文学派"的研究和认识,近代以采可谓是鼎盛时期,但却很少涉及今、古文学派学者针对"荀学"不同态度的角度来展开研究问题.鉴于"经今古文学派"对近代中国的政治和思想都产生了极大的影响,因此,应该从经今古文学派对于"荀学"的不同态度出发,深入探寻近代今、古文学派学术研究的学理意义和政治意义     

析"野花儿"之"野"

洮岷花儿是流行在甘肃洮河流域的一种民歌形式,又叫"野曲"、"野花儿",本文从花儿的演唱地点、歌词内容以及"花儿会"中的某些风俗等方面论述了花儿的"野".     

论我国"和谐"、"共赢"的外交新理念

"和谐"、"共赢"是新世纪我国外交工作的新理念。把握当前国际社会的发展规律,正确认识中国与世界的关系是提出这一外交新理念的理论基础;中国传统文化"和而不同"的思想,是提出这一外交新理念的文化渊源。我国的外交实践充分体现了"和谐"、"共赢"的外交新理念,取得了丰硕的外交成果。奉行"和谐"、"共赢"的外交新理念有利于树立我国良好的国际形象;有利于促进中国自身的发展;有利于促进世界的和平稳定,从而为世界各国的发展提供前提和机遇。     

"吃啥有啥"的新"食"尚

进入九十年代,人们的生活发生了非常大的变化,似乎不经意间,大家一下子都"富"起来了,今天张家来顿清蒸鱼,明天李家炖个红烧肉,后天王家包肉馅饺子……冰箱也塞的满满的,要什么有什么.家家"油水"都足了,真可谓"天天像过年".     

"隆兴和议"后的宋金"受书仪"之争

"隆兴和议"之后,金宋关系由"君臣之国"变为了"叔侄之国",南宋的地位有所提升,但南宋皇帝起立接受金方国书的仪式并未改变。在宋孝宗看来,"受书仪"与"叔侄之国"的关系定位不相匹配,因此在"受书仪"问题上与金方进行了一系列的斗争,"受书仪"之争也成为了孝宗朝宋金博弈的主要内容。金强宋弱的现实使得宋方在实际斗争过程中呈现出一种相对卑微的姿态。同时,南宋改变"受书仪"的努力又与国内的"恢复"之议相呼应,在宋孝宗"恢复"之心最盛、朝臣"恢复"声浪最高的时段,也是宋金在"受书仪"问题上争锋最为激烈的时期。可以说,"受书仪"之争侧面反映着南宋朝臣在"恢复"议题上主流意见的变化。     

"华夷一家"与新"大一统"

一、<大义觉迷录>:"华"、"夷"新辨 顺治、康熙两朝,虽对满、汉冲突多有调节,却终究难以消弭传统"华夷畛域"的文化与心理区隔."华夷之辨"观念下,汉族民众反清复明运动的涌动,成为危及清初统治的重要隐患,康熙帝晚年就曾担忧王朝的统治"若有变动,或在中国(指中原内地--引者注),蒙古断无此虑"[1].这种担忧并非毫无道理,数年后发生于雍正六年(1728)的曾静案,就为此作了极好的注解.不过,这次事件也为清朝统治者对传统"华夷"观念进行新的审视与自我表达,创造了契机.     

"郑声淫"与"思无邪"关系辨

孔子的政治理想是"均无贫,和无寡,安无倾"的"理想国",这与孔子"中庸"的哲学观相一致,而体现了"中庸"哲学观的礼乐治国思想则是孔子实现"理想国"的具体措施."诗""乐"一体,(诗三百>是礼乐文化的一部分.孔子对"郑声淫"的评价,是从礼乐治国角度评价的,是对具体邦风的评价,属于政治评价,是"析言";孔子对<诗三百>"思无邪"的评价,是对<诗经>整体风格的评价,既是审美评价,也是政治评价,是"浑言",这两者的评价不是在同一逻辑层面上进行的.所以,"郑声淫"与"思无邪"之间不存在矛质关系.     

女性之"性解放"与"女性解放"

女人之"性"与女性之"性解放" "性解放"运动始于维多利亚时代,当时基督教作为社会的主流文化,宣扬以"陛压抑"为核心的性观念和性伦理。为了对抗这种压抑和束缚,形成了西方社会的"性解放"运动。与之相对应,女权主义运动也将女性的"性解放"作为"女性解放"的目标之一,以此来争取女性的自由和平等,并由此提出这样的目标:"建立一种宽容的、允许性自由的单一标准,一种未被传统的性联姻带来的粗俗而有剥削性质的经济基础腐坏的标准"(凯特·米利特,2000)。从这个目标     

论中国"农民非农化"与"农地非农化"的协调

"农民非农化"与"农地非农化"是工业化与城镇化的必然趋势.在中国现阶段两个"非农化"正在加速推进,但与此同时,二者的不协调也越来越明显,产生了一系列的矛盾和问题,已经严重影响经济发展和社会和谐.学界缺乏对两个"非农化"关系的研究,因此,文章集中论述了中国两个"非农化"目前不协调的表现和原因,两个"非农化"协调的内涵、衡量标准、必要性和途径.     

"新批评"派的"范例"及其历史意义

新批评的某些理论观念无可置疑地衰落了,但是,其"细读"法却至今影响深远.库恩的"范式"理论让我们从一个新的视角考察新批评的理论创造.新批评的"细读"法及依此编写的文学教材构成了文学研究的"范例",这一范例奠定了新批评在西方文学理论发展史上的地位.新批评的"范例"具有客观性、系统性、可操作性等特征.新批评的范例即语义分析方法,切合文学作品是语言编织物这一本质,其理论探讨的空间仍然十分巨大,这对于我们在新世纪构建有中国特色的文学理论具有很好的参考价值与启示意义.     

一个"古怪"而"特殊"的国家--战后日本"国家再造"虚实探

日本是个"特殊"而"古怪"的国家.笼罩在民主国家光环下的是传统的氏族政治原则.天皇制虽在政治领域失去了"硬权力",却在传统的文化领域拥有了至高无上的"软权力".近代国家神话的幻灭,使国家成为"恶",而被美国人改造后的国家因背离了日本民族熟悉的认知体系(国体)而显得陌生与苍白.国家的功能因被阉割而沦为"半主权国家",但"吉田路线"这一因祸得福的选择却获得了意想不到的成功,使日本成为冷战时期的最大赢家.     

以"孝"促"悌":朱元璋丧制改革述论

洪武七年,成穆贵妃孙氏去世,因"无子"所引发的伦理危机,促发了朱元璋对传统丧制的更张与改革.他的这场改革大犬超出了仅为解决贵妃丧葬之尴尬局面的范畴,极大地冲击了传统儒家的家庭与丧制理念.后世学者对此评议颇多,但基本都是从"缘人情定议"的角度予以解析.通过对朱元璋丧制改革内容的解读,不难发现朱元璋在提升"孝道"的同时,也潜在地拓展了"悌道"的场域,实质上是进行了一次以"孝"促"悌"的丧制更张.实际上,这一丧制改革与此时朱元璋的谋国理念是紧密相关的,隐含于"缘人情"之下的则是"谋国本"的政治意图所在.朱元璋这场丧制改革的实质是通过以"孝"促"悌",进一步完善他"分藩卫屏"的国家政治体制的架构.     

"积极自由"与"自由个性"——柏林对马克思"自由"概念的误读

马克思的自由概念是扬弃了"积极自由"和"消极自由"的"自由个性"。由于柏林不懂得,马克思是从否定的方面去理解物化的现实的,并且强调的是"抽象的自由"和"现实的自由"之分,从而把马克思的自由概念误解为"积极自由"。在当代中国的语境中,澄清柏林对马克思的误解,科学地阐释马克思的自由概念,具有重大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别一种唯物"主义":德里达如何"解构"马克思

为解构"逻各斯中心论"德里达创造了differance(延异),制造了一个重大的"唯物"事件.这个词活跃在主体或先验意识结构之前,暴露了在逻各斯的说话结构之外吐露真相的"物质内容",打开了一个空间的十字路口."解构"作为一种"异"的哲学形态,既不同于东方思想强调"合"的传统,也不同于西方古典哲学的分析传统,所以是一种原创性的思想.所谓"解构"的异的空间,是在堵塞纵向或深度思维模式后的增补式活动空间,是各种活动要素之间横向的并置排列关系.在德里达的异域空间中,精神活动的统一性变化为精神活动的分裂性.德里达诉诸的"延异",不同于黑格尔和马克思的"异化"或"扬弃"等辩证法概念.所谓德里达对马克思的"解构",就在于德里达所理解的事物的出场和传播方式与黑格尔和马克思的理解有所不同,即无论"精神"还是"物质",都可以以一种脱离了逻各斯中心论框架的方式"出场".